习仲勋来了段开场白，讲了讲情由和意图。彭德怀插上说：“我们要去中央开会，有么子话，大家就说……”事情来得有点突然，谁都似乎没想好。憋了一会儿，贺炳炎和廖汉生说：“没啥子要说的，要是碰到贺老总，帮我们带个好。”
黄河两岸贺龙得水，陕北小村江青认亲
贺龙病了有些日子了。胆囊炎复发，又有高血压，人住在晋绥军区的碧村医院，心却一刻也不安宁。这几个月来，一条黄河在他的梦中简直成了扯不清的丝带，有许多关爱、许多担忧，全部放进那些琐琐屑屑的日常事务之中，什么筹集军粮、输送物资、选调人员、开办兵工厂以及土地、戒烟、商埠开业等，总之，晋绥因为有贺龙，后方也成了前方——而事实上，他的名字在西野广大指战员心中，永远是块坚实而稳固的后方阵地。
风格决定一个人决不和别人混为一谈，风格即人。西北野战兵团1947年3月16日组成时，毛泽东对贺龙只说了一句话，他告诉贺龙，彭德怀请求暂时指挥陕北几个旅及后勤的两万来人，他认为很好。毛泽东说：“晋绥有你贺老总坐镇，我们才踏实。”
贺龙没有说二话，很爽快地拥护这个决定。他一贯把军队看成是党的军队，自己带得，别人也能带。他说：“要是我贺龙带的部队，别人指挥不动，就说明我贺龙的党性有问题。”那时，他亲手组编起来的晋绥野战部队有三个纵队，一纵已于前一年冬天西渡黄河开到延安。显然，延安要撤守、要跟胡宗南“转战陕北”，这么一点兵力还不够。
说完痛快话，贺龙回晋绥第一件事就是把王震的二纵也送过黄河。分手时，贺龙跟指战员们千叮咛万嘱咐。部队出发后还不放心，还要托人带信给一纵司令员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说：“你们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一定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坚决听从彭老总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毛泽东说得对，晋绥的天顶起来了，陕北才踏实，否则，局面不可想象。这还不单单是因为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机关有一部分撤到了晋绥，最重要的是陕北战场人穷地窄而须负载重兵周旋的现状。
虽然中央军委有“以战养战”的策略，但未战之前总得先有“本钱”，前期基本投入——兵员与粮草从哪里来？如果这一最基本的“供血”没保障，打胜仗也只能是句空话。不能打胜仗，何谈“以战养战”？这是个环环相扣的连环套。贺龙的任务就是为河西的陕北战场“造血”。这个后方“大老板”不是好当的！他的家底太薄了，统率的部队仅有一个野战纵队、一个骑兵旅和十来个地方团队，而硬邦邦的任务却有四条：一是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自身稳固，二是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在晋西北工作上的安全，三是配合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友邻部队作战，四是给陕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人员和物资。
贺老总的性格是，肩上担子越重越高兴。3月底，周恩来到山西临县三交镇跟贺龙会了一次面。那时中央枣林沟会议刚开过，决定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刘少奇带一班称作“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人马去河北；叶剑英和杨尚昆带一班称作“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人马，留驻晋西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阵地仍在陕北，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人把舵。周恩来要同贺龙一起研究中央机关到河东晋西北人员去留问题。周说：“人多头绪多，单位一大堆，还有许多老同志和妇女孩子，事情很麻烦，一切都靠你贺老总来安排。”贺龙挺着胸脯：“你放心，我亲自负责，保证他们的吃住和安全！”周恩来回陕北一汇报，惹得毛泽东好一番感慨。毛泽东说：“我相信，贺龙点过头的事，什么问题也没有。”
这些话当然也包含着很深的个人感情。谈完公事，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呀，贺老总对我们有意见呀！”毛泽东一听很惊讶，急问是什么意见。“什么意见，他对我们留在陕北很不赞成，想不通，认为这是冒险。他还狠批了我的警卫员一顿哩！”毛泽东本来想笑，听到后一句话又吃惊起来。周恩来解释道，贺龙听周的两个警卫员说贴身只带着两支短枪，立刻板起脸就训开了：“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乱弹琴！两支短枪，这怎么行啊！射程那么近，火力又弱，万一路上遇到敌人，你们怎么办？！”训过人之后，贺龙的气还不消，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对周的警卫员说：“这样吧，我给你们每人搞一支卡宾枪，再给几百发子弹，你们千万保护好周副主席。要是出个岔子，我可不讲客气哟！”
武器弹药在晋绥这个被看作后方的地方，也相当紧张。那时彭德怀“三战三捷”的好戏还在酝酿阶段，部队集结隐蔽在延安东北地区正准备做“大买卖”，急需投资“本钱”。
彭德怀求援电报还没发出，贺龙已把2000多发各种炮弹和几千支枪及一批子弹都准备好了。他同李井泉商量：“怎么搞呀井泉，吕梁、绥蒙两个军区那边小仗不断，许光达和彭绍辉、姚喆他们要打仗、要训练，天天消耗，南面又要计划正太战役。正太战役一打响，太原这边，我们晋绥要配合。最要紧的还是彭总他们，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全力以赴！”后来到5月10日，彭致电求助，贺当即把准备好的炮弹和枪支都送过去，继而又一连送了三批。此事使得彭、习一直很感谢，专门发来电报表达谢意。这倒让贺龙不开心了：“怎么搞的嘛，哪个要感谢？感啥子谢！”
虽说不谈“感谢”，贺龙对陕北战场武器弹药问题，更加上心。他是长期带兵打仗的人，懂得陕北战场在这么大兵力悬殊下作战，对武器弹药的需求不言而喻。晋绥既已成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站出来挑这副担子。
这当然不是句空话，造枪炮子弹要靠军工生产，而晋绥老军工企业又微乎其微，规模小、条件差，缺仪器、少机械，尤其是技术人员，简直凤毛麟角。能不能把陕甘宁边区遗留在陕北的那点军工企业老底子拉到河东来发展呢？这样既可免遭战火破坏，又可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提高技术。
贺龙办事一向心到手到，看准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当即找晋绥联防军的军工局局长李强，说干就干，几天之内，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两股力量拧成一股，预计1年时间即可启动14座工厂，还能开1所工业学校，规模达到3500名职工，年产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多万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这将会给陕北乃至西北战场长期有力的军火支持。
彭德怀和习仲勋接到报告，高兴得直拍桌子：“这个贺老总，硬是有眼光，么子工作都跟打仗一样，轰轰烈烈！”
轰轰烈烈的贺老总毕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风里雨里、泥里水里，数九寒天，脚上连一双好鞋子都没有，脚后跟上的裂口如同娃娃的小嘴，经常血糊糊的。加之饱一顿饿一顿，长年睡不成一个囫囵觉，就是一棵树也得倒啊！他累病了，但怎么说都不肯治疗。好不容易把他劝到军区碧村医院，强行按在病床上还没有一个礼拜，中央的会议通知来了，一切平静都被打破。
“住不起呀，同志们！形势这么紧张，中央召集开会，肯定有大事商量，耽误不得！”贺龙跟院长和医护人员板起面孔严肃起来。“那怎么办？”几个人面面相觑，只好去找卫生部长。
卫生部长还没到，却来了一个老大娘，身后跟着闺女。娘俩挎着柳条筐来看贺龙，进门就嚷嚷：“听说老总病了，乡亲们都要到医院来看看……”大娘埋怨贺老总口严，病了也不说，害得娘俩耽搁了时间。
贺龙绽开笑脸，一边责怪是谁走漏风声，一边向大家介绍娘俩。
大娘姓张，老伴打鬼子那会儿负了伤，不治而亡。两个儿子，大的是村里民兵队长，也在抗战中牺牲了，小的叫张映清，在独二旅当机枪班长。现在家里只剩下娘俩过日子。有一回贺龙访贫问苦了解到这一情况，便上门看望，并叫警卫员送去一袋小米。知道张大娘想儿子想得厉害，就亲自写假条，把张映清从独二旅的训练场找回来探亲。他还招呼张剃了头、洗了澡，见张身上没有衬衣，就把自己刚发的一件新衬衣塞给张，自己穿打补丁的旧衣。张到家，贺龙又将张家三口人请到自家做客……张大娘掀开柳条筐上的白洋布手巾，露出鸡蛋、棒子面和小米，贺龙大手直摇：“老嫂子，哪来的这么多粮食嘛，我担不起呀！”
张大娘哪里肯依，没二话，就往床头塞东西。正塞着，外面又来一班人，是“人民剧社”的演职员们。没进门，有人嗓门就亮开了：“贺老总在哪儿？哪是贺老总的病房？”
“人民剧社”是贺龙将原来的“绥蒙剧团”和“七月剧社”两家合并起来的，成立一个文艺团体救了一批人，尤其是“绥蒙剧团”，过去在地方上很有名气，专演晋剧传统戏，老百姓欢迎，部队也爱看，什么“二百五”“十三红”“海棠花”“二梅兰”“小黑头”等这些名角，几乎家喻户晓。
抗战后，战事又起，剧团流落在雁北一带，戏不好演，艺人们没生活，贫苦交加，许多人抽上了大烟。贺龙率晋绥野战军北上绥远到左云、右玉地区时，得知这一情况，硬是收编了这支队伍，把剧团改造过来。特别是给老艺人戒大烟，费尽心血。从此，这批得救的老艺人都把贺老总看作救命恩人。
演员们一到，病房就热闹了。有人喊：“老总，我给您来一段吧！”“好，来一段！”贺龙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听说要唱戏，精气神十足，病痛也减轻一半，“喂，来啥子嘛？”
“那就……‘明公断’？”
“好，就《明公断》！”唱完了《明公断》，又唱《蔚汾河畔草青青》，又唱《边区恨》的主题歌，又唱《西北人民歌唱毛主席》。唱着唱着，唱出了贺龙的心事，当晚就催着备马，准备出发过河西。
中央的会期定在7月21日，贺龙卡准时间，非得提前两天上路不可。贺老总一口咬定的事，谁能拦得住？医院只好作出让步。但是，为防止万一，几位领导同志商定，专门指派一个医生随同贺龙一块去陕北。
一早上路，贺龙天不亮就刮脸，换套干净的军服。忙停当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跟前：“喂，小家伙，我记得还有一斤水果糖吧？”警卫员摸摸脑勺，忽然想起来了，那还是年前一位老朋友从白区大老远带给贺龙的礼物，老总哪舍得吃这个，一直托警卫员保存着，这一留留了一年多，警卫员都快忘了，贺龙却还记得。
警卫员匆匆忙忙找出那斤水果糖，交给贺龙。贺龙拎着糖对警卫员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我们把这包水果糖带去送给主席，怎么样？”
这包水果糖可给毛泽东的家庭生活添了喜气。自从投到小河村，江青的手脚忽然勤快起来，见天手里拿着一只鞋底纳，这在毛泽东看来很是稀奇。一了解，才知道跟村里一个叫兰兰的女孩大有关系。兰兰这年十六七岁，长得标致，又生灵又聪明，很是惹人喜爱，当时，李讷不在江青身边，一见兰兰，江青就有点儿克制不住母爱的本能，欢喜得不得了。听人说兰兰她娘很能干，就三天两头上门唠家常、学做针线。一来二往有了感情，江青要收兰兰做干女儿，教兰兰认字，跟兰兰痛说自己苦难的“革命史”，总之，投缘得很。
既认了干亲，兰兰就把江青称作“干妈”，把“老李”（毛泽东）称作“姨父”。江青死要面子，可平常手边条件所限，从来拿不出什么上嘴上身的东西送给干女儿，贺龙带来的水果糖，可给这位“干妈”挣了脸了。自然，活活泼泼的笑容也就进了门，无数美妙话题随之而来。
这一大串幕后的故事，贺龙当然一无所知。他到小河村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好天气，骑在一匹大白马上，老远就看到毛泽东那高大魁伟的身材站在窑洞门口，忙跳下马，扯开嗓门：“李得胜同志，你好哇！”
贺龙是这次远道而来的第一人，毛泽东显得格外高兴。两人紧紧握着手，一起往窑洞里走。贺龙盯着毛泽东看了一会儿，脸上笑着，心里却不是滋味：“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多了呢！”
毛泽东笑着摸摸自己的脸颊，心里感动着，嘴里说：“是吗？可我觉得比起在延安时更结实了。”他忽然体会很深的样子，“我看，行军是个好事情，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十里、二十里路，也不觉得累。”
贺龙快乐地喊道：“好，那我们就放心了！”
话题立刻转向目前形势和此次会议的中心，毛泽东兴奋地拉起贺龙：“干脆，我们到新落成的大会堂去谈！”
贺龙一听，哟，还专门盖了会堂！跟着毛泽东就出了门。见自己的警卫员还在马鞍上解着什么，贺龙便走过去小声交代几句，然后径直朝“大会堂”走去。
中共小河会议聚谈大格局，国府大众舆论纷传小纰漏
什么“大会堂”啊！不过就是为了开会，在河滩边一个小院子里的大槐树下临时搭起来的凉棚。毛泽东领着贺龙躬腰钻进去，指着一条破旧木椅让坐。
贺龙一坐，椅子咯吱咯吱响，他就感叹开了：“我在河东的司令部有房子、有沙发，还有电灯，开个会都觉得很艰苦。主席开这个会，只能搭个棚子，谁艰苦呀？回去我一定要好好宣传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