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榆林靠得住吗？胡宗南千万遍地朝自己发问，心中始终没底。他自然不能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以君子之道，先礼而后兵，胡对邓展开凌厉的攻势。第一招便是竭力吹捧，无论何种场合，提起邓宝珊你就听不到胡宗南有半个“不”字。甚至在老蒋面前，胡对邓也是倍加推崇，说他对党国有功、在西北德高望重、深得百姓爱戴等，溢美之词有多少堆多少。只要邓去了西安，胡宗南总要请到东仓门官邸优礼备至。榆林守备旅长高双成病逝时，胡以吊唁的名义亲赴榆林，把自己与邓宝珊的亲密无间表演到令人作呕的程度。可是，邓宝珊还是邓宝珊，该说的说，该做的做，谁也别想把脑袋架到他的脖子上。
胡宗南剃头挑子一头热终于“热”得有些累了，他便密奏蒋介石，希望能给榆林换人。正好，邓宝珊在开完“六届二中全会”后，不知哪一块肌肉不舒服，一溜烟跑回陕西三原老家，声言不愿再去榆林供职。他是逃避现实，不想卷入内战的旋涡罢了！蒋介石顺水推舟，不真不假劝了几句，就急忙把心腹董钊推了上去，名义上任命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邓仍为总司令，而实际上是以董取而代之。
董与榆林老牌守军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是同乡，按照胡、蒋的思维逻辑，董钊控制榆林的局面当不是难事。哪知榆林这把交椅上长了刺，左世允虽为同乡，对于董钊这位只身来榆的中央直属大员也心存戒备，外迎而内拒。董钊爬上带刺的交椅没有坐到半年，自己难受不过，坚决提出告退。这一下胡宗南明白了，榆林还得邓宝珊。
邓宝珊也离不开榆林。从“少壮”混到“元老”，榆林这座城市似乎跟他有了某种生理上的联系，而他的名字似乎也和这座要塞一样，注定要成为“兵家必争”。返榆没过多少日子，就发生了曹又参“三边”起义这样的事，接着便有贺龙与聂荣臻攻击绥包的行动。邓宝珊不能不丢掉一些海市蜃楼般的想法，而作出比较务实的选择。这一选择迫使他半受挟制半是尽责地在榆林修起飞机场来，当然还有纯粹从军事角度考虑的问题——榆林内外防务，而对朱德总司令和与他感情深厚的续范亭劝他“当机立断举兵起义”的长信，犹豫不定。
即便如此，胡宗南也还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能做的除了“强化督导”之外，只有“安钉子”了。这还是戴笠生前教给他的“一招鲜”。但胡宗南不是戴笠，手下赳赳武夫倒是应有尽有，而精巧溜滑且又忠心耿耿如戴雨农那么有能耐的角色，毕竟不好找。一连好些日子，胡宗南都为这件事伤透脑筋。情急之下，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整编第二十八旅旅长徐保。徐是察哈尔怀安（今属河北）人，黄埔四期毕业，战场上从不怕死，有股傻愣劲儿，但秉性顽劣，一身都是臭毛病，所以虽在胡的嫡系一师，到1936年才混上个团长。不用说，这是个胡大胡二的团长。他嗜赌成性，赌瘾比当年的胡宗南有过之而无不及。想不到的是，恰恰是这一点成了他打动胡宗南进而飞黄腾达的机缘。
事情缘于某一夜狂赌。刚好月头月尾，全团官兵的军饷都在手边，徐保放胆闯进赌场，指望抱个金娃娃。谁知运气不佳，又欲罢不能，一夜下来，数万饷银输得一毛不剩。徐保的赌风爽快，输得脱裤子也决不赖账。天亮之后，他只好双手空空地把队伍集合起来训话：“弟兄们，这月的饷本团长……领来了！”官兵们欢呼雀跃，个个脸上放光。徐保眉眼一涎，口气垮下来，“不过……他奶奶的，咱团运气不好哇，团长一晚上都没开牌，钱，输光了！”这兜头一瓢冷水，把官兵泼个透心凉，眼都直了。精明机巧的徐保急忙话锋一转：“弟兄们不要着急，今晚日子不错，本团长一定去给大家翻回来。明天，我保证给全团发双饷！大家说，成不？”还有什么不成的？全团官兵愣了片刻，只好七长八短地喊好。
事情传到胡宗南的耳朵里，可把他气坏了！“浑球！”胡对毕恭毕敬挺立一旁的徐保大拍桌子，“我问你，古来将帅，哪一个是赌棍出身？你答复我！”如果能回答出这样的问题，徐保也就不是徐保了。胡宗南失望得直哼哼，不知该骂什么好。这时，恰巧外面有人喊“报告”，胡趁机夺门而出。三个圈圈一兜，就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
天黑时，胡宗南回来了，万没想到那个徐保居然一动不动地仍旧站在原地。这一下胡被感动得不轻，忠不忠看行动，到底也是黄埔中人，而且又在自己的整一师干出来的……想着，心头一软，嘴上斥道：“谅你再想十天也答不出我的提问！没用的东西，去，到经理处再领一个月的饷……下次可不许胡来！”徐保还管什么下次不下次，吧唧一个敬礼，转身笑嘻嘻地跑去领第二遍饷。
从此，胡宗南的小本本里有了徐保的名字，没过多久，徐便接到晋升旅长的委任状，乐颠颠地离开那个欠下一屁股赌债的团长位置。随着了解的深入，胡宗南后来还知道，徐保的岳父武勉之与邓宝珊原是当年国民二军的老同事，私谊笃深，且又与许多西北籍将领存有瓜葛。徐本人以前在整一师任团副驻防兰州时，常与邓有来往，见面叙以子侄礼。如此，起用一个忠贞不贰的徐保，可以牵动一大片背景，这当然是胡宗南非常乐意干的。但如能将徐保通过一定理由放到邓宝珊身边，意义则会更加不同一般。
主意既定，胡宗南立派自己的副官长高桂滋飞往榆林，与邓共同策划榆林的防务。紧接着，作为胡军大举进攻延安的题中之意，徐保的整编第二十八旅6000余人空运至榆从天而降。事情前后极为自然，胡宗南的居心昭然若揭。不错，6000人的兵力的确加强了榆林防务。但对邓宝珊及其原班人马构成了压力。胡宗南要的就是这个“压力”。他相信此举的特殊意义迟早会有一天能显现出来。果然，到1947年8月，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榆林羞羞答答进入情况，延安忙忙碌碌准备迎驾
邓宝珊获悉彭德怀进逼榆林的情报，感到很突然。晚上，他悄悄把左世允招来商议对策。左面色沉重，说：“彭手中有共党陕北主力七个旅，就是不打，把榆林围困一两个月，也够咱们受的！”
邓宝珊淡淡地哼了一声：“事情真有你讲得那么严重吗？”他起身踱到挂图跟前，缓缓拉开布帘，“据我所知，共产党刚在‘三边’开了会，谋划新的战略。他们的提法是从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何谓‘反攻’？无非是把仗挪到国军驻防区域去打嘛。你知道吗？晋南的陈赓已在组织‘太岳兵团’准备南下。目前彭德怀首要的是拖住胡先生，给陈赓兵团让路，而不是对我……”
左世允将信将疑地听邓宝珊把话说完，不敢肯定，更不敢否定。早在胡宗南攻取延安时，邓就曾预言共产党首脑决不会轻易离开陕北，胡过于张狂必定要吃亏，果然不久就有了青化砭的败绩，接着又是羊马河、蟠龙之失。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凭邓宝珊对共产党军队情况的了如指掌，其判断也似乎自有他的道理。左世允转而说些部队防务方面的琐事，两人谈话就此冷了场。
这时，徐保进来了。他总是这样，不请自到，而且静悄悄的，叫人猝不及防。这让邓宝珊很不舒服，但碍着面子，又不便多说。徐保极善于察言观色，对此当然心中有数，只佯装不明白，见面始终按部就班地伯父长伯父短，以不变应万变。邓宝珊被徐保几声伯父一叫，心中难受的那股劲也就消了，免不了也得以礼相待，问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几天前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邓宝珊分析下一步彭德怀行动时，就阐述过自己的观点，认为大家所谈“东渡黄河”和“进攻榆林”这两种可能性，都缺乏存在的依据。特别是进攻榆林，他断定在胡宗南主力尚未消灭之前，彭是不会轻动榆林的。
此言一出，徐保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邓宝珊当时没有说什么，事后一直想找徐谈一谈，此时正是机会，邓便说：“世侄对彭德怀是不是言过其实呀？”徐保收起讪笑，正色道：“伯父想过没有，彭的七个旅在‘三边’休养已快一个月，如果他要南下跟胡先生干，队伍拖不起，兵力也显单薄，啃不动。而北上榆林只有一两天路程。再说榆林被围，胡先生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我要是彭德怀，就打榆林，一块石头打两个鸟嘛！”
徐保虽鬼，终究是个粗人，说出话来，句句让邓宝珊皱眉头。倒是一旁左世允用心听出了滋味，等徐保说完后，小声附和道：“我也觉得彭德怀是来者不善……”邓宝珊有些动摇了，但口锋还是没变，冷冷笑道：“共产党对榆林还用得着那么大动干戈？他们要进榆林，也不一定使用武力嘛。我看，他们八成是想东渡黄河！”这话无异于把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赤裸裸地抖搂出来了。徐保摇摇头，明知其中的奥妙却不点破，只说：“古人说得对，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伯父别太大意了，还是小心点好！”邓宝珊张口一笑，“放心吧世侄……”嘴上打着哈哈，心里也敲起小鼓：难道中共果真要占榆林？
邓宝珊疑虑有他的理由。自从胡宗南增兵榆林起，就再三电促邓备战。徐保更是积极响应，其二十八旅自作主张地在城南凌霄塔防御阵地上大做文章，又是浇铸钢筋混凝土，又是搞新武器演习，这让邓的心中很觉得别扭。他是行伍中人，一向把个人交情看得很重，因而始终不相信由彭德怀指挥的陕北解放军会不宣而战、进攻榆林。“果真要占榆林，总该先派个人打声招呼嘛！”这话他私下不只一次地向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提起。
左世允是清醒的。胡景铎举义时，邓宝珊总部办公地点还放在城南金刚寺旁边的桃林山庄，左坚邀邓到他军部去住，说：“总司令，恕左某直言，战场不比江湖，共产党一向为‘主义’而战，您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邓宝珊摆摆手，一脸满不在乎：“人各有志，我心里有数！”他依然回到桃林山庄，并且还给自己固定了一部电台，由一个老电务员陪着，每晚收听新华社新闻，对陕北局势作壁上观。这几个月来，战局急转直下，邓宝珊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抱乐观态度。这更加坚定了他将榆林置身陕北战火之外的决心。
但是，邓宝珊一厢情愿的个人心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荷枪实弹的榆林，对陕北解放军及中共首脑机关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威胁。邓宝珊既然无力给这座城市卸去铠甲，就只能接受刀剑。两天后的8月4日，他不能不作出理性的选择，另一个真实的“总司令”浮出水面：邓宝珊在桃林山庄大摆宴席，把重新组建起来的第十一旅旅长于建旟和一团团长王永清、二团团长周效武及该旅营以上官佐召集起来聚会。邓举着酒杯向他们宣布，要将他们分别从榆林西北的红墩至乌审旗和城南二十里的三岔湾调入城内，就放在金刚寺旁边，距总部几百米远，以备不测。
可是为时已晚。就在邓宝珊羞羞答答决定应战的第三天，榆林外围三岔湾、刘官寨、高家堡几个据点，同时被解放军包围并如数歼灭驻守的国民党军几个营。因为战斗中电话线统统被切断，消息并没有马上传到邓宝珊那里，直到第二天才来了个如雷贯耳。
邓宝珊傻了！守卫这几个据点的官兵都是他从家乡一个一个带出来的呀！当年曾任司令部中校秘书的甄载明先生回忆说，三岔湾之役对邓宝珊刺激很大，“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与共产党打仗。不得已打起来了，首先牺牲的却是自己带出来参加抗日战争的家乡子弟”。
在左世允等人多次电话催逼下，邓宝珊才悻悻然离开桃林山庄回城。“邓离开桃林山庄那天，脸色阴沉，行前还亲自到各办公地点巡视了一遍，此时金刚寺上边沙梁后已有枪弹穿屋而过。我们遂蜂拥随邓步行进城，当我们走到榆林南门时，回头看见桃林山庄以东的南峁庄一带，解放军的红旗已飘扬在沙梁上。”
于是，榆林在匆忙之中开始成为一座有准备的城市。当天下午，邓宝珊在城内一所基督教堂布道堂召开军事会议，重新部署榆林城防，确定以东、西、南、北四城为城防要点，其中南门外关隘凌霄塔及飞机场、三义庙等阵地最为重要，邓把扼守这些阵地的重任交给徐保，命其二十八旅八十三团团长敖明权任阵地指挥官。第八十二团固守南线城垣。城防部署完毕，邓宝珊专门带着徐保到全城各主要阵地巡视了一遍，并同时向西安、北平发报，通报被围困的情况及守城举措。
胡宗南接到邓宝珊的电报，很平静。略感欣慰的是，邓终于没有退路而公然宣战，至于把徐保的队伍压在惊险之处那是人之常情，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邓宝珊对自己派去的徐保是信任和重用的。无论如何，徐保得到邓的信任和重用比被无端猜忌要好。胡觉得自己可以不必在这些枝节问题上多费苦心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邓宝珊电报之前，南京国防部另一份电报已经早到了。蒋介石欲对西北战场作一次历史性的调整，定于近日亲自莅临延安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