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新学年开始了。女儿上小学，这学期升三年级。放暑假前，听说她班上许多家长争相替自己的孩子报名，上各种名目的特长班，有的同时报了四种不同的班，而目的竟是为四年后的“小升初”做准备。“小升初”，就是小学升初中，原是义务教育范围内顺理成章的事情，怎么会让人如此惶恐不安，以至于要在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做准备？我感到不可思议，就上网搜索，键入“小升初”，找到“小升初网”，才发现其中大有名堂。
按照规定，小升初的原则是“免试就近入学”。但是，原则只是原则，改变不了一个强硬的事实，就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平衡，那些拥有雄厚资源的重点学校、名牌学校便成了人心所向。既然允许择校，家长们就趋之若鹜，即使要收取昂贵的择校费，名额仍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学校就用招收特长生的办法来缓解矛盾。这个办法的妙处是，还可以借势自办或与社会培训机构合办相应的特长班，成为创收的新门路。近些年来，特长生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增长。对于家长们来说，若想让孩子上好学校，获取各种特长证书是最重要的途径，于是大家一窝蜂地挤在这条道上。据报道，北京市今年的小学毕业生中，家长选择择校的几近半数。特长生测试的那几天，相关学校门口“送子赶考”的场景十分壮观。事实上，家长们心里很无奈，多数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带着孩子赶场似地一天跑好几所学校，希冀能被其中的一所相中。由于特长证书是考核的主要凭据，证书的级别和数量就成了录取的关键。有记者看到，在某校报名处，一个家长手里拿着孩子的四十多份证书，引得其他家长羡慕不已，后悔给孩子拿证书拿得太少。可以想象，现场的这种攀比本身是最有力的广告，会促使各种特长班的生意越来越兴旺。
除了小升初的特长生招生，中考和高考也有各种名堂的加分政策，其中包括给在文艺、体育、科技等方面获奖的特长生加分。前不久，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揭露，在执行加分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钱权交易、作弊造假等问题，这些媒体因此发出“不能让加分成为腐败通道”的呼吁。据上海《新闻晨报》报道，在这个暑期里，上海甚至兴起了一种专门传授“加分秘籍”的培训班，学费高达三万元，仍吸引了不少家长。
当我面对这些荒谬的现象时，最令我悲哀的是由之反映出的中国家长的普遍恐慌心理。从上小学开始，多数家长就在为孩子将来的逐级考学而恐慌了，直到孩子考上大学，恐慌才告一段落。这种情况在中国可谓史无前例，在当今世界上大约也绝无仅有。正是在这种恐慌心理的支配下，家长们不断做出非理性的选择，眼下千军万马涌向所谓特长生这座独木桥的荒唐情景只是其中一例。音乐、绘画、体育这些才能，从一个方面来看，是特殊的天赋，只有少数人适合于以之为专业，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又是全面发展的人的基本素质，每一个人都可以以之为自己的爱好。把所谓特长的考核纳入应试教育体制，其结果一方面是使艺术教育、体育的性质发生了扭曲，把它们由人的天性自由发展的形式蜕变成了应试的工具，另一方面则在原已过于沉重的功课之外又给孩子们增添了新的负担。
家长们之所以普遍产生恐慌心理，根源是今天的教育体制。其中主要的因素是：第一，学校类型单一化，就业与高学历挂钩，上大学几乎成为正常就业的唯一途径；第二，能否上大学和上怎样的大学又取决于高考，高考的威力自上而下笼罩各级教育，高考录取率成为中等教育的唯一目标和评价标准，应试教育得以全面贯彻；第三，重点学校凭借优势资源成为“高考能校”，又以此为资本进行权力寻租，巧立各种名目敛财。这些环节彼此联结，形成了一种逼迫学生和家长进行恶性竞争的态势，于是恐慌弥漫开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些教育机构在利用现行体制有意地制造恐慌，藉以牟利。事实上，围绕着各级升学考试，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包括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种补习班、特长班，针对各级考试直至考研究生的辅导班，泛滥成灾的教辅和考辅书籍及材料。这个产业至少很大一部分是不折不扣的垃圾产业，且不说大量以赚钱为唯一目的的粗制滥造和弄虚作假，即使是所谓“名师”讲授的辅导班和编写的辅导材料，高明之处也无非是押题猜题有一套，与真正的智力教育风马牛不相及。这样一个产业得以兴旺，恰恰证明了现行考试制度的可悲。这是一个寄生在现行考试制度上面的产业，我仿佛看到，在通向高考的窄路上，从小学到中学，关卡林立，商贩密布，强迫或诱骗行人留下买路钱，受害的当然是广大学生及其家长。
那么，为了让家长们结束恐慌，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革除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不过，我想在这里强调，对于弊端的革除，家长们也有一份责任。事实上，你们的恐慌也助长了弊端的肆虐，二者之间有一种共谋关系。我要向你们讲两个很简单的道理。第一，在恐慌心理的支配下，你们驱策孩子学各种班，互相攀比，这样做只会在总体上加剧不良竞争，而被录取的人数不会增加，结果多数孩子的班是白学了，获利的只是办班的机构。第二，即使你的孩子在不良竞争中获胜，付出的代价也太大，牺牲掉的是童年的幸福。从长远来看，孩子将来是否有出息，身心的健康生长远比一纸文凭重要。所以，你们自己要保持清醒，拒绝恐慌，拒绝不良竞争，倘若中国的多数家长都有这样的觉悟，现行教育体制想不变也难了。
2006年8月
导师岂能成“老板”
在中国的高校中，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呼为“老板”，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此称呼，倘若只是顽皮的戏称，或只是对时尚的表面追随，倒不足为虑。但是，情况看来并非如此。事实上，“老板”称呼在校园里流行开来，有着非常实在的原因，反映了师生关系的某种令人担忧的变化，因此值得我们重视。
当研究生们如此称呼自己的导师时，所表达的是一种打工者的心态，更确切地说，是对自己打工者地位的一种认识。在相关调查中，研究生们对此并不讳言。现在，导师申报课题，然后让学生为其查资料、做调查或实验、写书稿、完成课题，甚至分派学生做各种杂事和家务，决非个别现象。这样做时，导师会从课题经费中拿出一个零头，支付给所“雇佣”的“廉价劳动力”。相关“成果”出版时，学生也许能获得在老师名字后面署名的荣幸，也许只好充当无名英雄。许多研究生表示，他们愿意为老师做事，只希望所做的事情有一定学术含量，能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可惜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然而，为了拿到学位和文凭，他们只好接受这种“包身工”的地位。
导师之成为“老板”，一凭手中有决定学生能否毕业的权力，二凭手中有经费。现在的大学教师全然不是从前的贫寒书生了，尤其是那些现行体制的宠儿，除了高额津贴外，还有更高额的课题经费。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近些年来，在中国，教育和科研经费的投入有了大幅度增加，其中相当一部分通过课题立项的方式发放到了教师个人名下。让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下，因为正是课题经费的运转机制与今日教育的现状——包括导师变成“老板”——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
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行政部门掌握着审批课题项目及经费的权力。在审批中，种种非学术的因素，包括申报者的职位、人际关系、公关本领等等，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作用。然后，按照同样的行政主导逻辑，又以能否得到项目和所得到项目的级别为标准，来衡量教师的科研能力。例如，前不久，吉林大学让四十五名博导下岗，所根据的正是这样的标准。据报道，该大学规定，博导必须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或主持其他重要项目，有必要的科研经费，文科项目经费必须每年在三千元以上。在许多大学，通行的是类似的规则。拿不到课题就下岗，或者虽然未必下岗，至少学术地位低下，越是经常拿到课题，课题的级别越高，经费越多，学术地位就越高，这样的评价机制当然会促使教师们竭力向行政权力靠拢，把心思用在争项目和经费上。那些不善于或不屑于这样做的教师，即使有良好的科研能力或教学成绩，仍会被无情地淘汰。
很显然，这样一种机制所鼓励的，不会是脚踏实地的学术研究。竞争中的优胜者，为了保持其优胜地位，必须尽可能快速地完成所拿到的课题，即所谓“结项”，以便投入下一轮的争夺战，不断拿到新的课题。快速完成课题的最现成办法就是让学生们去做，于是，导师成了“包工头”，专管拿项目，学生则成了替老师干活的“劳动力”。研究生扩招为此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导师有了充裕的“劳动力”。如今，一个导师带几十个研究生是常事，俨然一个大作坊。有的导师担任官职，容易拿到大项目，自己又是忙人，就更要靠学生来替他完成项目了。
如此制造出来的“成果”究竟有多大价值，应是不难想见的。近年来，学术著作抄袭的丑闻时有曝光，往往还引发了著作权官司，其中不乏上述师生作坊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学生反正是在替老师干活，能偷懒就偷懒，有的是能力所限，只好找捷径，还有的可能是恶作剧式的报复。即使老师亲自制作，若以多拿课题为目标，同样不免会粗制滥造，甚或投机取巧。有识之士业已指出，与教育和科研经费大量投入适成对照的是，在同时期，我国教育和科研的水平却明显下降。例如，菲尔兹奖华人唯一得主丘成桐指出：虽然经费大量增加，这十年来北大数学院培养的学生素质比十年前相差很远。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指出：国家图书馆收存的各学科博士论文水平逐年下降。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指出：增选院士的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回顾整个生产线，大量课题经费换来的结果竟是大量学术垃圾，以及一部分教师的“先富起来”。当然，更严重的后果是，在逼良为娼、劣胜优汰的机制下，我们的教师队伍正在发生可怕的蜕变，一届届学生被耽误了，长此以往，真会毁掉我们的教育。
“老板”称呼的流行仅是一个表征，令人痛心的是它所反映的教师职业的异化和师生关系的功利化之趋势。教育原是神圣的精神事业，师生关系本应是最纯粹、最具精神性的关系。现在人们讨论大学改革，依我看，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有一批心灵高贵、头脑活跃的学者，靠他们去影响学生，而体制优劣的标准就在于能否吸引和保护这样的学者。怀特海指出：“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使青年和老年人融为一体，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追求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人们不禁要问：在今日的大学中，这样一种美好的师生关系到哪里去寻找，大学又如何来证明其存在的理由？罗素说：教师爱学生应该胜于爱国家和教会。针对今日大学里的情况，我要强调：更应该胜于爱职称和经费。爱学生是教师的第一职业道德，学生是办学校的理由之所在，教师永远要把学生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事实上，对于教师人品和教学的优劣，学生基本上是心中有数的。因此，在评聘教师包括博导时，除了同行评议外，理应更多地听取学生的心声，把那些在心智上真正能给学生以良好熏陶、因而受到学生欢迎的教师选拔上来，而不是像现行体制下时常发生的这样，竟然因为他们拿不到课题就把他们淘汰掉。
2006年1月
研究生为导师“打工”很不正常
我在1月15日《新京报》上发表《导师岂能成“老板”》一文，对现在大学里导师让研究生为自己打工的现象提出批评。1月22日，《新京报》刊登李宝元先生《研究生为导师“打工”很正当》一文，对我的观点表示异议。近几天我把我的文章贴在新浪博客上，引起较大反响，有许多赞同的，也有一些反对的。这使我感到，有必要就这个话题继续阐明我的看法。
李先生在文章中说：“研究生跟随导师做课题是‘研究生’的题中之义，是他们‘天经地义’的分内工作和责任义务，是他们‘上研究生’即研究生教育本身必须经过的‘教学研究环节’。”针对我批评“导师申报课题，然后让学生为其查资料、做调查或实验、写书稿、完成课题”，他认为：让学生做这些事是很正常的，因为“任何科研项目都需要从这些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博客上也有类似的评论，认为在导师指导下做这些事“才符合研究生的定义”，“故从某种角度来说研究生应该就是帮老师干活的‘劳动力’”。
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当然不会反对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从事查资料、做调查或实验、写论文等基本的训练，我反对的是这些事情都围绕着导师的课题来做，把跟随导师做课题作为培养研究生的基本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