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因为不能忍受学校对发表论文的要求，在网上贴出退学申请，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我对他的举动持完全同情和理解的立场。现行学业评判机制迫使学生疲于应付考试和写论文，这种做法对于年轻的心智是一种压抑甚至摧残，而禀赋优秀的学生对此的感觉必定格外强烈。在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是培养和发展独立研究的能力，能够怀着浓厚的兴趣在自己选定的领域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可以写论文，但也可以不写。写了论文当然可以发表，但也可以不发表。探索的成果体现在博士论文中，而博士论文是否能发表，仍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总之，自始至终要把发表放在一个很次要的位置上，不让发表的考虑干扰探索的过程。对于一个正在潜心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的人来说，花费精力去写那些必须立即发表的论文，乃是一种可怕的耽误。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工业大学毕业后，不肯留校做研究，也不读研究生，而是在专利局找了一份实际工作。他解释其理由是：“学院生活会把一个年轻人置于这样一种被动的地位：不得不去写大量科学论文——结果是趋于浅薄。”他在专利局一干就是七八年，在业余时间埋头于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为此感到极大的幸福，因为这正是他一生中“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时期。毫无疑问，如果爱因斯坦在我们的大学里读研究生，他一定也会退学。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发表不能成为标准，我们该用什么来衡量一个研究生的学绩呢？我的看法是，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尺度，只能根据他的整体情况包括学位论文所体现的思想学术价值进行考察，着重看他的独立研究的能力和贡献。谁来考察？当然是他的老师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如果他的老师缺乏这个水平，或者偏袒他，怎么办呢？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荒唐的，或者，如果它是有道理的，则说明我们面临的现状是荒唐的。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对自己学生的学习和研究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并且能够给予符合实际的评价，否则就不配当老师。因此，关键在于老师的才和德，老师自身必须拥有真才实学和高尚人品。怀特海指出，拥有一支充满想象力地探索知识的教师队伍，使学生在知识和智力发展方面受到他们的影响，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有了这样的教师队伍，学生的学业就有了合格的指导者和权威的评判者。没有这样的教师队伍，无论采取什么别的办法都不能达到培养大批优秀人才的目标。
那么，我们的大学里拥有这样的教师队伍了吗？情况恐怕不容乐观。问题在于，在教师中发生着作用的是同样的机制，即用各种量化指标衡量教师的优劣，决定地位的高下。这里我暂且不去说更糟糕的权力腐败的因素。在这种体制下，教师素质的平庸化是一般趋势，还有多少人能够充满想象力地去探索知识，并且以此影响学生？所以，说到最后，我们又不得不回到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就是必须改变现行教育体制，实行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大学的校长应该是知人善任的教育家，其使命是招才纳贤，组织起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为他们提供自由的环境，使他们拥有治学和影响学生的充分权力。校长是真正懂教育的，教授是真正优秀而且有权威的，如今行政化体制下的这一套量化管理办法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了。
2005年11月
从院士评选看学界盛行公关风
据《瞭望东方周刊》、《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在上月一个有十多名两院院士参加的圆桌会议上，话题不由自主地滑到了院士制度改革的问题上，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院士首先“发难”，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在总结发言中支持其观点，并建议在适当时候提交一个议案。消息传出，许多未与会的院士立即响应，纷纷对现行院士制度发表批评意见。本月中旬，两院院士本届增选结果公布，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对于上述批评意见积极回应，表示原则上赞成，准备举行研讨会讨论完善院士制度的问题。
近些年来，每逢两年一度院士增选之际，都会响起院士制度改革的呼声。其原因倒不难揣摩，正是增选过程中盛行的潜规则和幕后活动，集中暴露了现行制度的弊病。令人欣慰的是，院士自己率先站出来反思和批评这个制度，表明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核心仍是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院士制度发生的信誉危机并非孤立的，乃是学术腐败侵蚀到科学家最高阶层的结果和表现。因此，院士话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整个学术腐败的恰当契机。
对院士制度的诟病集中在选举过程滋生的腐败上。院士本应是所在学科领域里的权威，其学术成就是公认的，在当选院士之前即已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一个人能否当上院士，评委和他本人都大抵心中有数，无需推销自己。倘若不够资格，则无论怎样推销也没有用。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却是，增选时节，一片繁忙景象，求院士者如同最急切的求职者一样四处出击，层层搞公关活动，这成了两年一度的隐秘风景。前两年还有人为了竞选院士登出广告，一时传为奇闻。在评审的各个环节握有实权的人，直至握有最后投票权的已任院士，这时节便说客盈门，送礼者川流不息，令贪者喜不自禁，清者不胜其烦。其结果必然是相当一些不合格者入选，而有些够格但不屑于干请托勾当的人则被拒之门外。
最具特色的是，不但候选人自己，而且其所在地区和单位，也积极出面大搞公关，为候选人行贿拉票。有的单位以组织学术活动为名，邀请许多院士参加，好生招待，送出场费。有的单位花大钱在媒体搞有偿宣传。当然还有种种幕后交易，难以述其详情。许多大学备有专门的公关费，用于申请院士活动。院士原是个人荣誉，单位何必如此使劲？其中的奥秘在于，在现行制度下，一个单位有无院士及院士人数与单位利益有密切关联。比如说，在申请重大课题项目时，在申请博士点时，如果有院士牵头，就很容易如愿，而这二者都意味着可以获取数目可观的经费。因此，收支相权，得到一个院士名额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付出的公关费用。
院士头衔有此奇效，自然就身价百倍，在为单位“创收”的同时，给院士自己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院士是终身制，一般享受国家、省市及所在单位的三重津贴。据介绍，在北京之外的一些地方，院士享受相当的特权，年津贴一般不少于十万，有的甚至超过百万，有些地方还给院士分房子、配车、配秘书、配私人医生等等。至于灰色收入就无法计算了，拥有最高学术称号的院士成了各界争相炒作的目标，其中一些人也就何乐不为，频繁出席社会活动，在各种会议上露面，赚取不菲的出场费。可以想见，这样的院士哪里还有兴趣和精力潜心于他们本应从事的科学研究。
现行院士制度的弊端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邹承鲁院士坦陈：现在选出的院士，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一个值得反省的事实是，随着院士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我国科技竞争力的世界排名却不断下降，由1998年的第十三位降到了2003年的第二十九位。一些正直的科学家对这种现状痛心疾首，有的愤言不如废除院士制度，有的羞于参加院士评选，有的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前途忧心如焚。
照理说，院士增选规则有明确规定，不许候选人搞公关活动，如违反就要取消候选资格。为何执行不了呢？关键原因恐怕在于现行的行政化评审程序。从候选人的推荐到入选，要经过单位、部门、科学院层层关节，这种复杂的程序一则使得整个评审过程变得扑朔迷离，高深莫测，二则迫使或诱使参选人用学术之外的手段去疏通各个行政关节。因此，如同汪品先院士所指出的，首先需要改革的是院士推荐办法，减少推荐层级，增加透明度，使院士与候选人之间有面对面的交流机会。邹承鲁院士则一再提议，为了透明和公正，应该把所有候选人的资料尤其是具体成果在网上公示，接受全国科学界的监督。毫无疑问，任何改革办法的立足点都是要削弱行政权力对于评审过程的支配和干预，最大限度地把评审权力还给真正有评审能力的科学家共同体。
评审程序的行政化当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近些年学界严重官本位倾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真正的改革必定是整体性的。就院士制度而言，理应恢复院士身份的正确定位，把它与诸如副部级、副省级之类的行政级别脱钩，也与丰厚的物质利益脱钩，使之还原为纯粹的学术荣誉称号。也许有人会问：这样一来，岂不没有人想当院士了吗？是的，那些想通过当院士升官发财的人大约不会再费大力气争当院士了，那么这就对了。现在院士的队伍过于庞大，其中多有名不副实的，正应该大幅度缩减。排除了利益的诱惑，院士增选的压力就大为减轻了，不妨把增选的周期延长，人数减少，确保让品学皆可为人师表者当选。
现行院士制度只是学界的一个缩影，凡在这个金字塔顶显露的弊病，在较低层次无不存在，而且往往更为严重。学界中人都知道，在重大课题项目的评审中，在博士点的评审中，同样通行着各种潜规则，同样盛行着公关之风。根源也是相同的，即评审程序的行政化，体制的官本位倾向，项目及博士点资格与单位、个人的权力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效仿院士制度，开始选举与院士相当的学部委员，从社会科学界的现状看，能否避免院士制度的既有弊端，令人不敢乐观。所以，我相信，汪品先、周光召等院士的改革建议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实际上是科学家的良知向整个学界发出的呼吁。
200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