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还好，由于这个同学祖宗三代都是贫下中农，属于标准的“红五类”，他父亲又是生产大队的书记，起了护身符、保护伞的作用，没能上纲上线，一棍子把他打死。谁想，不久有人揭发他“自然灾害”时，由于实在饿得受不了，又没钱，就把《毛泽东选集》卖了，买了几个大饼吃。这就说他卖掉的是革命的精神食粮，丧失了革命的灵魂。又说他对毛主席毫无感情可言，是“活命哲学”，如同行尸走肉，甚至，按照“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的逻辑，他就是反革命云云。这个同学当然不服，就把他关在三楼宿舍里，隔离审查。
一天夜里，夜深人静，他测算了一下，从三楼窗台到室外草坪的高度也就六米多点，自己将近一米八的个头，向上伸直胳膊就有二米多，若从窗户爬出跳下，脚距下面草坪顶多四米。于是，他就趁着看管人的松懈，留下一张写着“再见了，看谁能笑到最后！”的字条，面带充满信心的微笑，从三层窗户跳下逃走，不巧一头栽到铸铁窨井盖上，不幸身亡。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还没有放出光芒就这样顷刻殒命！死后，还说他是畏罪自杀，罪有应得，是自绝于人民云云……
想想自己，幸亏汲取了父辈差点被打成右派的深刻教训，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管住自己的嘴，没有祸从口出，总算躲过一场劫难。
王大夫沉思了一会，接着说：“说起我哥哥被打成右派，真是有些莫名其妙。我父亲去世较早，有一次，我哥哥在宿舍里和几个同学说起彼此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开玩笑说我父亲是地下工作者。事后，就有人上纲上线，说他对革命先烈不敬，甚至说他污蔑革命先烈。又说他在一次政治时事讨论会上，对‘修正主义’一词的使用有看法，这样他自己就成了‘修正主义分子’，也就成了‘右派分子’。”
这时，郑刚站起来，想给王大夫的杯子倒水。王大夫也站起来，说，“不用，我自己来。”
“你喝水吗？我给你找只杯子。”王大夫以为郑刚要喝水。
“王大夫，不用了，我不渴。”郑刚没让王大夫去找杯子，用了一个搀扶的动作，把王大夫送到座椅上。
王大夫坐下后，喝了口水，又接着说：“我哥哥被打成右派后，毕业分配就必然遭到惩罚。那时，大学生毕业都希望去‘上青天’，或是到‘天南海北’。他只能听天由命，结果把他分配到四川西部靠近西藏的一个林场。听说，当时该林场从重庆乘小船逆水而上，还要三四天才能到达。其实，当时我哥哥的境界还是蛮高的，他并不想留在大城市，但是，把他当成劳改犯发配流放，充军到林场去劳动改造，他又不服气，他有看法，不想去。最后，作为大学毕业生‘不服从国家分配’报到上海市委，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不问青红皂白，亲自批示：‘终生不得分配。’并给予通报。”
王大夫讲到这里，又感慨了一句：“话还是少说为佳。玩笑不能随便开，特别是不能开与政治有关的玩笑，搞不好一句话就可能葬送你的一生……”
“你哥哥后来怎样？‘上青天’是什么意思？”郑刚关切而疑惑地问。
“我哥哥毕业分配工作被判了‘死刑’之后，就只好在家里待着呗，哪个单位还敢要他？！前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作为‘资产阶级的寄生虫’被赶到新疆的一个农场去劳动改造。不过最近还好，给他落实了政策，安排到设计院。快奔50岁的人了，20多年前学的知识，总算可以派上用场。他现在依然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只身一人，没有结婚。‘上青天’就是上海、青岛、天津；‘天南海北’就是天津、南京、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都是当时大学毕业生最想去的地方。”
“你哥哥在大学里谈的——”郑刚知道王大夫的哥哥在大学里的恋情和自己时下一样，未成正果，也是悲戚地分手，以失败而告终，可能处于同病相怜吧，忍不住又问了一句，但不好意思地欲言又止。
王大夫知道他的意思，也意识到他有点同病相怜。于是，他就毫不犹豫地说：“我哥哥被打成右派，在毕业分配工作的问题上又被宣判了‘死刑’，他感到人生已经走到绝境，不愿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几度要自尽，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他把绝命书——遗书都写好了。也是他命不该绝，幸亏发现得早，经过我们一家人和亲戚朋友苦苦劝说，他总算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没走上绝路。对象自然也吹了，这倒不能怪人家女方，是我哥哥主动与人家断绝关系的。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当时我哥哥那种状况，怎么能牵连危害人家呢？！”
王大夫看到郑刚那惋惜悲愤的表情，没等他开口再问，就接着说：“那位女同学毕业后，迫于政治压力和其他多种原因，嫁给他们班的政治指导员，自然也就留校了。其实，他们班的那个政治指导员早就觊觎她的美色，垂涎三尺。只是，由于当时她和我哥哥谈恋爱，他没有下手的机会。我哥哥当然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早就欲拔之而不能。‘反右’运动一来，他是我哥哥班级的政治指导员。那时的口号是‘政治挂帅’，政治是压倒一切的。他当时负责这个班的反‘右’斗争。这对他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煽阴风、点鬼火，耍阴谋、玩诡计，把我哥哥打成右派，拆散了一对好鸳鸯，并乘人之危，用卑鄙恶劣的手段终于把那女子揽于自己的怀抱，圆了他的美梦。这倒有些像电影《天云山传奇》里罗群与宋薇这对恋人，由于罗群被打成右派而分手。所不同的是，把罗群打成右派，并从他身边夺走他的恋人——宋薇的吴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官运亨达，后来升成地委副书记，宋薇也因为有吴遥这棵大树而成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那个年代，中国的婚姻受政治的影响太大了……”
“那个政治指导员叫什么名字？这个家伙，坏透了！”因为郑刚和王大夫的哥哥是同一所大学的，他在校时又是团委和学生会的负责人，说不定他知道这个人。他好像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要替王大夫的哥哥报仇雪恨，咬牙切齿地问。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王大夫看到郑刚那愤懑不平的样子，就堵住他说，“听说那个指导员很会钻营，很善于溜须拍马。他官运通达，平步青云，没几年就飞黄腾达，当上了系党总支书记。”王大夫说到这里，看到郑刚怒目圆睁，气愤不已，就抬高声音继续说，“不过苍天有眼，他好景不长。他是个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好色之徒，是个比陈世美还要陈世美的人。他与那位女子结婚之后不久，又看上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学生，欲图谋不轨。被人发现，揭发他，但他毫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打击报复。不久就来了‘文化大革命’，他又故伎重演，妄想借这场运动整人，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结果这次他没有玩好，人们群起而攻之，新账老账一起算，最后他畏罪自杀。这倒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统统都报。”
“真是玩火者必自焚。现世现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生命！”郑刚喜形如色，高兴地补充了一句。
“不过老天爷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嫁给那个指导员的女子，‘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因为她男人——已经当上系党总支书记的那个政治指导员的问题而受到牵连，多次被批斗。才三十几岁的人，头发就花白了。她那俊美清秀的容颜也过早地消失，袅袅婷婷的婀娜身姿已变得佝偻，简直变成老态龙钟的老太婆了！中国人是重视政治的，视政治为第一生命，这似乎是好事，其实也不尽然。由于过于看重政治，往往使人们难于承受来自政治方面的打击，一旦被政治压力所迫，精神就难于承受其重而被摧毁，进而波及血肉之躯——真正的生命。”
王大夫发了一番感慨之后，又说：“我哥哥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我已经在上海医学院读二年级了，我们班的同学很快就知道我哥哥成了右派。那时，家里有一个人政治上有问题，其他人都要连坐——受到牵连！对我的压力和打击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以前，我本来以有位出色的哥哥而骄傲。后来，我哥哥右派帽一戴，我在同学们的眼里也就成了半个右派。这倒不是我神经过敏，从同学们与我的交往和看待我的眼神与往日大不相同，就足以说明问题。你想，我受到的精神打击有多大！我本来性格开朗，积极要求进步，后来就变得沉默寡言，整天价郁郁闷闷、死气沉沉，完全失去了原来那生龙活虎的青年朝气。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希望赶快熬到毕业，摆脱那令我窒息的环境。毕业时，我有自知之明，主动要求到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逃避现实似的，来到这边陲N市。要知道，我们那时大学生还很少，绝大多数都分配在大中城市，没有像你们赶上‘文化大革命’，要求‘四个面向’，一定要到基层、到边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