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到了农垦总局就像回到自己的老家一样，不仅随随便便而且还骂骂咧咧。
时任秘书的李子任实在看不下去这种军阀做派，就放肆地给这位大领导提出意见——不应该骂人。“老爷子”想了半天，觉得这个意见并无不妥，于是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主要是脾气不好等等。不料李秘书得理不饶人，抗争道：什么叫脾气不好？你脾气不好敢骂毛主席吗？这位大领导被问得瞠目结舌，难受了一大阵子，闭门思过，越想越有道理，是嘛，自己脾气虽大但却既不敢骂毛主席，也不敢骂朱总司令，只敢骂下级，真是个怪脾气。他问总局领导，那位给他提意见的人是“卖什么果木的”？总局领导说：秘书。他竖起大拇指头，说：有水平！有水平！有科长的水平！于是，李子任就被提升为科长。
李科长心胸豁达，刚直不阿，在文革中吃了大亏。他的许多言论都遭到严厉批判，最终被下放到汤河口农场劳动改造。兵团组建后，他被安排在团政治处当宣传干事。在洪水过后，他就留在5连长期“蹲点”。我们管他叫：老李。
老李算得上我的启蒙导师。
有一回，我们连部的几个人在一起打扑克牌。我抓了满手老K以下的基层群众，没有王，也没有将。我气馁了，把牌往桌子上一扔，说了句：没劲，不玩儿了！
老李那时正好坐在我旁边看热闹，他捅了我一下，说：“拿起来，接着玩儿，我给你支招。”
我把牌拾起来，完全看不到希望，完全不去思考，任凭他摆布，他说怎么出就怎么出，打着打着局面竟然豁然开朗，转败为胜。我大吃一惊，问他怎么回事儿，一张主牌都没有居然能打赢？他淡淡地说了句：“一无所有无不有——牌理。”
妙！于是，我向他讨教牌理。他笑而不答。我呢，一路穷追不舍。他让我逼得走投无路，无奈之下给我上了一门牌理课。
他说：“所谓牌理，就是打牌的道理。此道理的精髓是：靠心念而不是靠运气。也就是说，牌好牌坏都是你的运气，你能不能打赢它是你的心念。心念的最高境界就是心态。态度端正了，心就稳下来，心稳下来就能出智慧。智慧能使你把手里的牌排列成一个严整的阵容，然后，你就能寻找和创造机会。有了这种态度就进入了高深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里，你就不会看重一招一式的胜败得失。而当你不去看重一招一式的胜败得失的时候，你就把控了最终的胜局。”
他接下来说：“其实打牌本是人生的游戏。牌理就是人生的道理。人生分两种，一种人的心念被运气左右，另一种人的运气则随着心念变化。前者的人生不能自主，结果往往是败局，后者的人生靠自己把握，结果常常是胜局。所以，不论命运给了你什么，你都要坦然地接受它，然后你缜密地计划你的行动，进而去寻找机会和创造机会。你把一时一事的成败得失看成基石而不是结局的时候，你就赢了人生的大局。”
这套牌理伴随了我一生。
第二个才子叫向靖宇。他是重庆一个大户人家的子弟，书读到高中的时候参加了解放军，抗美援朝期间已经成为15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1958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加上没能跟一个打成“右派”的战友划清界限而加入到开发北大荒的军垦队伍之中。
他的功力是写散文。他到北大荒十年中写了上百篇散文，陆续登载在《东北农垦报》、《合江日报》、《黑龙江日报》和几本文学杂志上。他是大作家丁玲的门生。丁玲被打成右派后，被发配到汤河口农场劳动改造。向靖宇就在这期间拜丁玲为师，练习写作。
然而，他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并不是他的文采而是他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
他英俊、白净、清瘦，总是衣着整齐，精神抖擞，从不萎靡。尽管从大城市里的军部机关，瞬间跌落到北大荒寒冷的泥沼里，他依然对自己、对革命、对生活、对未来充满矢志不渝的信念。在北大荒的艰苦岁月里，无论处境如何，无论住在帐篷里还是窝棚里、茅草屋里或简易房里，他的家里总是整洁的、温暖的，总有鲜花，有笑脸。
第三位才子是朱海瑞。他也是15军的转业军官，曾任军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是武人中的文人。他的功夫是语法和文字，是团部所有文件的最后审稿人。经他批改过的文件绝对没有文法、句法的错误，也没有错别字，除非付大肚子在他审过的稿子上又动了手脚。所以，团部发出的文件上如有文字不妥一律系付某所为，怨不着朱某。
朱海瑞长的像一个相声演员，是一个喜剧人物也是一个闹剧人物。有一回他带领老婆到向靖宇家里参观，深有感触，回到家里指责他老婆把家里弄得像猪窝。他老婆性情豪放，不识女红，被人们赞誉成“孙二娘”。
孙二娘反驳道：“呸！你还敢跟向靖宇比？他家有个五斗柜，你有吗？你有吗！”
朱海瑞慢条斯理地反诘道：“结婚那时候你没说要五斗柜，你要说要五斗柜我能娶你吗？你值个五斗柜吗？”
孙二娘听罢，义愤填膺，抄起炒菜的锅铲就朝她丈夫的鼻子挥舞过去。
从此，朱海瑞的鼻子上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留下了人们的笑柄，留下了历史的苦涩。
第四位才子是宋福生。他是文革前的老支边青年。那时候中国出了个叫邢燕子的支边青年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发表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正在上海念高中的宋福生毅然放弃学业支边到汤河口农场。
宋福生也是一个高个子，但面相有些悲凉，一副眼镜罩着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睛，脸上长满了青春痘。那些青春痘因为年久失修，缺乏治理或治理不当而发炎溃烂，留下了红灿灿一片伤痕。同时，沧桑岁月日益加深了那些伤痕的印记，无情地吞噬了他真正的青春。他在希望和失望的轮番折磨中度过了四年的光阴。
他的功力是写文章，写总结，写大批判稿，写先进人物报导，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的报告等等，是全团的一支笔。闲着的时候，他总爱跟朱海瑞斗法。有一回，他主动挑起进攻，给朱海瑞写了一首诗：“海瑞本来是清官，如何鼻梁有一残。疑是盗名欺人世，不是海瑞是海端。”
朱海瑞立马回敬一首：“四只眼睛看不清，满面风骚总不平。欲想正人先正己，否则是非不分明。”
宋福生虽然下乡四年多了，但是，孱弱的身体一直没能让他通过劳动关。他在水灾之后跟随5连重建家园，到江边船上卸砖，不堪重负，洋相百出。韩本五十六又赠“诗”一首：“宋福生挑砖，咬紧牙关。一上跳板，两腿发酸。”
朱海瑞和韩本五十六这两首打油诗击中了宋福生的命门。每逢他遇到时来运转的关键时刻，齐哈哈就把这两首诗阴阳顿挫地一念，那机会就与他擦肩而过了。
政治处的一彪人马不是仓皇逃窜，而是经过准备的战略转移。他们带着一顶帐篷和一袋子盐。这一袋子盐彻底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正面临缺盐之患，如今有几百吨小麦，有几百头猪羊，加上一袋子盐，我们军心大振。
杜政委听完郭信良的汇报，满意地点点头。当听到郭信良一再表示目前吃小麦就算欠着国家时，他一丝不苟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微笑，雍容大度地说：“什么欠不欠的？粮食是国家的粮食，人也是国家的人嘛！”
这句话让我激动得快要流出眼泪。政委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比我们连队这帮子领导人高出一百倍！郭信良还要记什么账，还分是分毛是毛的，愚昧至极！
一阵礑礑的钟声，敲响了新的一天。
天就算亮了也没有曙光，一片灰暗。雨没停，风没住，太阳没出来。横无际涯的洪水还在冲击着二道大坝，一浪跟着一浪，气势汹汹。
我们两个连队分成两班昼夜维护大坝。我被固定在三米长的防御责任区内，不敢怠慢，不住地填土加料，精心守护。全连每人都有三米长的责任区，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不遗余力。
二道大坝是我们的生命线，是生存和死亡的边界，是阳世和阴间的唯一屏障。
我守望着滔滔不绝的洪水心中涌荡着恐惧、焦虑、惆怅和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