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制定刑律，使官员百姓有法可依。蒙古政权在占领区内，没有明确的法令规定，或以金朝旧法断案，或依蒙古人的习惯法行事，还有很多官员随意施法，滥杀无辜。总的来说，当时的法制非常混乱。所以刘秉忠提出首先要明教令，“现在囚人宜从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则犯者自少也”。教令应简要明确，而不应繁杂混乱，“教令既设，则不宜繁，因大朝旧例，增益民间所宜设者十数条足矣”。教令的施行应力求公正廉明，慎重审查执行。“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后决，犯死刑者覆奏然后听断，不致刑及无辜。”至于箠笞等刑罚，则“宜会古酌今，均为一法，使无敢过越。禁私置牢狱，淫民无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爱生之德。”
其四为兴儒学，建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耶律楚材在太宗窝阔台时曾提倡儒学，但由于连年征战，社会动荡，很难取得什么效果。此外，战争时期多重视能征善战的将领，或看重有奇谋大略的谋士，对那些推行教化、管理政权的儒生则不太重视，更谈不上推行风俗教化了。当时虽然各地有些学校，也是儒生和地方士绅所办，“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而蒙古政权对此却仍未加注意。刘秉忠针对这种情况向忽必烈建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策论次之，兼科举之设……开设学校，宜择开国功臣子孙受教，选达才任用之”。要提倡教化，只兴建学校还不够，还必须尊崇儒学，重视和关心儒生，他对忽必烈说：“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今庙堂虽废，宜令州郡祭祀，释奠如旧仪。”对各地儒生，他则主张予以优待，提出“国家广大如天，万中取一，以养天下名士宿儒无营运产业者，使不致困穷。或有营运产业者，会前圣旨，种养应输差税，其余大小杂泛并行蠲免，使自给养，实国家养才励人之大也”。
刘秉忠主张在生活上关心和优待儒生——当时的知识分子，此点抓住了重视人才的根本，是治本的上策。知识分子的专业就是学习和传播文化知识，在古代，他们的前途只有走科举之路，求取功名。在战争年代，科举废弛，知识分子失去了科举之途，对学问也就没有了信心。但他们除了读书讲论之外，其他一无所长，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平生所学派不上用场，生活便没有了着落，沦为乞丐者有之，自卖为奴者有之。有的人虽有产业，暂时虽无冻饿之忧，但在沉重的赋税重压之下，生活也非常艰难。知识分子处于这种境地，自然也就无人再重视知识、尊重人才了。而任何政权要长久有效地实行统治，既离不开知识，又离不开知识分子，而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在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给他们以各种优待，使他们既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又能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尊重。刘秉忠确实看得很准。
其五是广开言路，听取各方面意见，兼听则明。古代君王高高在上，大臣说恭维话的人多，说逆耳话的人少，因此很难听到不同意见，处理政务时也就容易失于偏颇。刘秉忠对忽必烈说：“君子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大开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所谓“不以言废人”，指的是不因某人说过错话，就将其看得一无是处；“不以人废言”，是说不能因为某人品行不好，或没有才能，便认为他说的话也一定庸俗，不会有高明之处。这两种观点无疑都是错误的，无法做到全面看问题，更不会开言路。只有做到“不以言废人”，又“不以人废言”，才会大开言路，使人们敢于提出各种建议，人君也才有可能广采众言，择善而用。但言论进奏太多，也难免有一些私欲佞说掺杂进来，如果人君头脑不清，就会受其蒙蔽，此其一；人君身边难免有小人进谗言，这些人最会投人所好，用花言巧语骗人，人君高高在上，很容易为人所骗，此其二。如果普通人受骗，上当的只是一个人；人君若为其所骗，受害者就遍及天下。刘秉忠对此深有了解，他在上书中说：“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云雾也；蔽人之明者，私欲邪说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
为了避免受蒙蔽，刘秉忠提出两条办法，一是“常选左右谏臣，使讽谕于未形，忖画于至密也。”就是选拔正直洞达的人任谏臣，有他们在人君身边经常劝谏匡正，反复全面地讨论筹划，人君才会少犯错误。二是“远佞人”、“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这是孔子的话，前一句是说应远离奸佞小人，以免为其所惑；后一句讲不要听信那些不负任何责任的高谈阔论，以防其误国。三国时诸葛亮曾劝蜀汉后主刘禅亲贤人、远小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看来古代贤者多有共通之处。
◎故事感悟
刘秉忠上书的各项内容，虽然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提出的，但也可看作是历代王朝统治经验的总结。这些内容不仅成为刘秉忠佐助元世祖忽必烈制定各项制度的基本思想原则，也为后代统治者所借鉴。
◎史海撷英
忽必烈广招人才
1251年，蒙哥即位，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王府，管理漠南地区，开始广招汉族人才，并施展自己“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当时，刘秉忠、姚枢等人辅佐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藩府旧臣，四方文士，大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并由刘秉忠荐引，他的同学、学生、故交如张文谦、张易、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刘秉忠弟弟）等人，都先后进入王府，为忽必烈献计献策，从而为后来忽必烈夺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苑拾萃
临苍颉书
（元）刘秉忠
但愿自宗为法度，不辞人笑费功夫。
他年变尽龙蛇体，更看飞云满太虚。
清朝建木兰围场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陈子昂《感遇诗》
清圣祖康熙（1654—1722年），名爱新觉罗·玄烨。清朝皇帝，康熙的称谓来自其年号。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统一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1697年），并抵抗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维持了东北边境一百五十多年的边界和平。他还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将其作为蒙古、西藏、哈萨克等部王公贵族觐见的场所。
“木兰”为满语，意即哨鹿，木兰围场即猎鹿的围场，创建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
满洲八旗在清世祖顺治年间入居北京后，许多人不再服兵役，也不从事生产，而完全凭借自己或祖辈的功劳领取优厚的俸禄，终日习于嬉戏，无所事事，使武备废弛。为此，清圣祖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的一道谕旨中，严厉斥责八旗都统等对八旗子弟“不勤加教育”，提出将一些“闲散满洲令其披甲”，以重武备。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圣祖下令，将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部所献的牧地作为“行围讲武之所”，并用以结好蒙古王公，从而创立了木兰围场。
木兰围场位于“承德府北境外蒙古各部落之中，周一千三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两百余里。东至喀喇沁旗界，西至察哈尔旗界，南至承德府界，北至巴林及克西克腾旗界，东南至喀喇沁旗界，西南至察哈尔镶白旗界，东北至翁牛特旗界，西北至察哈尔正蓝旗界”。整个围场共有67处。围场创建时，即设有管理人员，但设备简陋，没有行宫。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以后，建有“中关”、“波罗河屯”、“张三营”等行宫。至清高宗乾隆年间，围场得以扩大兴修，设备完善，行宫星罗棋布，蔚为壮观。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时当盛年的圣祖陪其祖母孝庄文太后自京出塞。此举名为避暑，实则抱有重要的政治目的。因为从当时国内形势而言，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叛乱虽已压平数年，但蒙古各部人心不稳，纠纷不已，亟待加强安抚、联系，以巩固清朝的统治；另一方面，数十年来沙俄不断东侵和南下，以施展其觊觎和染指我国蒙古地区的阴谋，这就需要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理，维护祖国的统一。清圣祖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利用围猎的机会，对蒙古地区的山川形势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此后，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圣祖去世前，年年出塞巡察和行围，其中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因亲征准噶尔部噶尔丹而未出塞行围。
康熙之后，除清世宗“因日不暇洽”而未有出塞行围外，高宗、仁宗、宣宗、文宗均遵循圣祖做法。清代皇帝每年围猎规模盛大，人马众多。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随圣祖出塞的官员、嫔妃、阿哥及八旗甲士约有三万余人，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行围的参加者，除满、汉、蒙古王公外，兵士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因行围要求弓马技艺，故不用八旗汉军和绿营兵），戽期以20日为度。围猎时的具体方法是：“上（皇帝）搜猎木兰时，手黎明亲御名骏，命侍卫等导引入深山叠峙中寻觅鹿群。命一侍御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牝鹿至，急发箭噎毙，取其血饮之。”清圣祖本人弓马技艺娴熟、高超，他一天曾射杀兔380只，一生中用鸟枪击毙的虎有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猁狲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2只、鹿有数百只。他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在告诫八旗兵：不可因国家承平无事，忘记武备。
清代皇帝为结好蒙古王公，曾规定了他们定期朝见的“年班”和“围班”制度。已经出痘的蒙古王公，因有了终身免疫力，称为“熟身”，每年岁末可轮流进京朝见皇帝，称为“年班”；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因无免疫力，为避免高温染病，不便进京，称为“生身”，他们朝见皇帝，就是在较为凉爽的塞外行围中进行的，即“围班”。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厄鲁特蒙古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降清时，高宗从维护国家统一出发，准其朝见，但“因其未出痘，命俟东巡回跸，至热河（今承德）迎谒”。
木兰围场是清代皇帝行围校射的活动场所；康熙中期以后兴建的避暑山庄，则成了欢宴蒙古王公的地方。通过围猎、筵宴，加强了满蒙贵旗集团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以满、汉贵族地主为主的清政权的巩固。
清圣祖在行围中，还十分关心蒙古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例如，康熙三十年（1891年）的行围中，清圣祖派人分5路查赈蒙古各旗佐领内的贫苦之民，规定：“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给牛3头、羊15只；每贫人给牛2头，羊10只。令其孳育，永作生理，毋为盗贼，亦不致流亡。”除了赈济之外，清圣祖还多次谕令查赈的内阁学士对蒙古要勤加“教养”，首重劝善惩恶，鼓励蒙古人利用“佳田”种百谷，准其与内地民人贸易。另外，为了防止饥荒的发生，在哲里木盟等三处，“每旗各设一仓，每年秋收后，各佐领下壮丁每丁输粮一斗存仓”。以上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蒙古地区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各率所部向清圣祖进献马匹时说的一段话，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他们说：“臣等祖父以来，受圣主隆恩，抚恤豢养，俾各得其所，已数世矣。逮及臣等，遭噶尔丹之变，父母、兄弟、妻子俱不能相保。蒙我皇上轸念，特遣大臣官员，将离散之人收养，又颁赏银米、布帛、牲畜等物，使永立生业，教之播种。比年以来，马匹蕃滋，衣食丰足。高厚之恩，万难仰报。”
◎故事感悟
清圣祖以行围和筵宴笼络了蒙古各部，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历代，正如高宗所说：“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盛，不知来之乃所以安之。我朝家法，中外一体，世为臣仆。皇祖辟此避暑山庄，每岁巡幸，俾蒙古未出痘生身者皆得觐见、宴赏、锡赉，恩亦深而情亦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云。”这就有力地加强了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凝聚力，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大业。
◎史海撷英
康熙兴文重教
康熙在位期间，十分重视文化教育，还亲自主持编纂了许多重要的典籍，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清文鉴》《康熙全览图》《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主持编纂的典籍就有六十多种，大约有两万卷，现在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精神财富。
康熙一朝，使清帝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当时，俄国有彼得大帝，法国有路易十四，康熙与他们相比，也有伟大的过人之处。康熙统治时期，中国的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裕，文化最繁荣，疆域最开阔，国力最为强盛。康熙时候，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到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的面积大约有1300万平方公里。
◎文苑拾萃
登澄海楼观海
（清）康熙
朱栏画栋最高楼，海色天容万象收。
海底鱼龙应变化，天中云雨每蒸浮。
无波不具全潮势，此日真成广汉游。
仙客钓鳌非我意，凭轩帷是羡安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