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663—737），唐邢州南和（今河北南和）人，调露进士。在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时都担任过重要官职。曾任监察御史、御史台中丞、贝（今河北清河）、杭（今杭州）、相（今河南安阳）诸州刺史。睿宗时，以吏部尚书升宰相。因与姚崇奏请太平公主移居东都，被贬为楚州（今江苏淮安）刺史，后迁河北按察使，幽州都督、东京留守、睦州刺史、广州都督等。开元四年（716年），又以刑部尚书继姚崇为相。他与姚崇同是开元名相，史称“姚宋”，为推进“开元之治”起了重要作用，并与汉唐另六人（萧何、曹参、丙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一起，被誉为“汉唐八相”。
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诬陷宰相魏元忠有“不臣语”，并将他打入大狱。为置之死地，张昌宗威胁利诱凤阁舍人张说做伪证。宋璟不惧淫威，坚持正义，告诫张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宋璟还以自己的生命做保证，如果讲实话引来灾祸，一定冒死力争，不成功，则同死。在他的劝诫感召下，张说俱以实告，终使魏元忠免遭诬杀。
有一次，朝臣聚宴，大臣们各按品级入座，张易之、张昌宗列卿三品，居上席，宋璟官居六品，在下座。张易之为了取悦、拉拢宋璟，特意空出自己的座位，揖让宋璟说：“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
宋璟当即就讥讽说：“才劣位卑，张卿以为第一，何也？”
当时，因为“二张”兄弟是武则天的宠臣，许多朝官见了他们不敢直呼其官名，而尊称为五郎、六郎，只有宋璟仍以官职相称。侍郎郑善果见宋璟直呼“二张”的官名，便问他为什么不称郎。宋璟严肃地回答道：“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若以亲故，当为张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一语道破了阿谀者的奴才嘴脸。“二张”从此对宋璟怀恨在心，时常仗势中伤宋璟，并欲暗杀宋璟。但宋璟无所畏惧，坚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
中宗景龙（707年）以来，官僚机构臃肿，冗官泛滥，特别是公主、后妃们，依仗权势，大搞“斜封官”（即皇帝受内亲的请谒，任意下敕书任官，并以斜封交付中书省），铨官制度十分紊乱，宋璟上言道：“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朝廷先后“罢斜封”官凡数千人，吏治有所改善。
开元七年（719年），宁王李宪奏请为其姻亲薛嗣先授官，玄宗碍于情面，答应了此事。宋璟知道后上奏玄宗，指出任命官吏，须经吏部，应“缘功与才”，“不为屈法”，反对玄宗再搞“斜封官”，并帮助玄宗回忆景龙中因“斜封官”所造成吏治混乱的教训，终于劝阻玄宗改变了态度。从此，彻底取消了“斜封官”。
开元初年，宗璟在广州任都督时，曾引导当地人以陶瓦筑墙，避免了住竹屋茅舍带来的火灾，还做了很多好事，政绩卓著，当地官民想要为他树立“遗爱碑”。宋璟坚决反对。他上疏唐玄宗说：“广州吏民以臣当国，故为谥辞，徒成谄谀者。”并要求革除阿谀之风，“请自臣始”。唐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其他州都不敢立碑了。
开元六年（718年），宋璟任宰相兼吏部尚书时，吏部主事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范知璟的人，并转呈了署名“山人范知璟”的《良宰记》，并说：“这位范先生很有学问，是个人才。”宋璟看文章的开头，条理清晰，分析入理，边读边说：“不错、不错，才堪重用。”可看到后面，他气愤了，文章竭尽奉承，吹捧宋璟。说他超过古代的晏子、张良，胜过魏征、房玄龄，还把天下描绘成太平盛世。宋璟说：“这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当即批示道：“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事后，他又对吏部主事说：“范知璟确实是个人才，但为人品德不正。既称‘山人’就应直言其义，怎能做阿谀奉承之事。”最后，还是让他去参加科举考试了。
开元七年（719年），朝廷按例选拔新官。参加考试的有个叫宋元超的人，自称是宋璟的叔父，希望吏部照顾他，分派个好差使。宋璟听说这件事后，就给吏部写了一封信说：“宋元超是我的堂叔，常住洛阳，我们多年未见。我现在既不能因为自己是宰相就隐没亲戚，也不愿意因为私情而损害公事。以前他要是什么也没说，自当按原则办事。既然他有了请托的口风，那只好矫枉过正，把他的名字除掉，放遣不用。”宋元超满心希望得到宋璟的照顾，反倒弄巧成拙了。
宋璟居官清正，反对阿谀，深受百姓和官吏们的爱戴，也得到了唐玄宗的嘉许。他特意在一次春宴的时候，赐给宋璟一副金箸（筷子），并解释说：“非赐汝金，盖赐卿文箸，表卿之直也。”这就是后来传颂的“金箸表直”的典故。
宋璟辞官后，闲居在家，仍然节操自守，绝不趋炎附势。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的家臣王毛仲的女儿出嫁，想请德高望重的宋璟参加婚礼，以抬高身价，但又怕请不来，就求助于玄宗。宋璟因王毛仲品行不端，本耻于交结，但有唐玄宗召令，又不好不去。婚礼一直等到宋璟到场才开始，他一不贺喜，二不捧场，只是执酒向西洒拜。意思说，我谢君命而来，不是为王毛仲来的，然后就称病告辞了。因此，司马光称赞宋璟“璟之刚直，老而弥笃”。
◎故事感悟
不管是皇帝朝臣还是公主后妃，宋璟都不阿谀逢迎，他对官场的不良风气勇于斗争。我们在生活中也要保持头脑清醒，要坚决抵制坏风气的影响和扩散。
◎史海撷英
梅花亭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七公里处的沙河十里铺村内，有一座梅花亭。明朝正德年间，由沙河县令方豪筹资所建，因唐代名相宋璟作“梅花赋”而得名。
清康熙年间，县令孔尚基曾重修梅花亭。清乾隆十五年，知县孙凤立得知高宗弘历“巡幸河南”，回京路过沙河，便将梅花亭大加开拓，别立堂室，回廊曲栏，造桥引水，使之成为一处“廊接亭堂尽，池榭曲径幽”的小巧玲珑、优美别致的“梅花公园”。而梅花亭位于梅花公园的中间，为木质结构，四角攒尖式顶，亭底平面为正方形，边长7.6米，亭高4.5米，四周边沿用青条石垒砌，全亭共16根木柱。其中，外柱12根为方柱，内柱4根为圆柱，柱下有石柱础，总高约6米。
梅花亭自明代初创，到清乾隆十五年扩建，成为一座风景秀丽的公园，迄今历经沧桑数百年。但由于保护不善，现仅存一座残破的梅花亭和简陋的三间梅花堂，御笔石刻三方镶嵌于内，保存完好。
梅花亭如今已列为保护历史文物，有关部门委派宋璟后裔对其加以保护，以供参观。
◎文苑拾萃
端午节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又被称为端五节、端阳节、重午节、重五节、午日节、五月节、天长节、天中节、地腊节、浴兰节、女儿节、诗人节、龙日等等。“端”与“初”同义，晋代成书的《风土记》中记载：“仲夏端午。端者，初也。”“五”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为午月，故初五也作端午。唐玄宗时，由于他的生日是八月初五，名相宋璟便建议避讳，遂将把“端五”改为“端午”。从这以后，“端五”就改称为“端午”了。
欧阳修改革文风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苏轼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政治上也颇有盛名。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后入朝任馆阁校勘。因为范仲淹的新政辩护而遭贬，先为夷陵县令，转乾德县令，又复任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事降知滁州，又知扬州、颍州、开封府，后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拜枢密副使、参知事先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以太子少师退归，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文以明道，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主张文以致用，反对“舍近取远”；提倡平易自然之文，反对浮艳华靡的文风。其诗意境别颖，清丽秀美，耐人寻味。
北宋时期，范仲淹被排挤离开朝廷以后，他的同事富弼也因支持新政改革，被诬陷为范仲淹的同党，丢了官职；韩琦因替范仲淹、富弼辩护，也受到了牵连。
当时，有些人虽然很同情范仲淹，但却不敢出头说话，只有谏官欧阳修大胆上疏给宋仁宗说：“自古以来，坏人陷害好人，总是说好人是朋党，诬蔑他们专权。范仲淹是国家有用的人才，为什么要罢免他？如果听信坏人的话，把他们罢官，只会让坏人得意，敌人称快！”
欧阳修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庐陵（今江西永丰）人。他4岁时父亲病死，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叔父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由于家里穷，买不起纸和笔，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就用荻草秆儿在泥地上写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谆谆教诲下，很早就爱上了书本。
欧阳修10岁时，经常到藏书多的邻居家去借书读，有时候还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有一次，他在一户姓李的人家借书，从那家的一只废纸篓里发现一本旧书，他翻了一下，知道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集，就向主人要了来，带回家里细细阅读。
北宋初期，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辞藻华丽，但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散文，觉得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当时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取得第一名。
20多岁的时候，欧阳修在文学上的声誉已经很高了。他官职不高，但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谏。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因为此举，他被降职到外地，四年后才回到京城。
而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新政，又出来说话，使朝廷一些权贵大为恼火。他们捕风捉影，诬陷欧阳修，朝廷又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今安徽滁县）。
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常常游览山水。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上喝酒。他自称“醉翁”，给亭子起个名字叫“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后来成为千古名作。
欧阳修当了十多年地方官，宋仁宗才想起他的文才，把他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
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因此他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考试结束以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过来，才把这批人赶跑。
经过这场风波，欧阳修虽然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学着写内容充实和文字质朴的文章了。
欧阳修不但大力改革文风，还十分注意发现和选拔人才。许多原来并不那么出名的人，经过他的提拔推荐，一个个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有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在文学史上，人们把他们六个人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起来，称为“唐宋八大家”。
◎故事感悟
欧阳修大力倡导改革，注重发现和提拔人才，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
◎史海撷英
欧阳修领导宋代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初年，在暂时平静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虽然缺乏实际的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倡导古文。他自幼喜爱韩愈的文集，因此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在文学观点上，欧阳修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十分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尤其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是，他又纠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做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欧阳修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就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欧阳修还吸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为他人起到了示范榜样的作用。
◎文苑拾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