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一个读书人名叫范缜，他大胆地站出来揭露这一说法是一种迷信，要大家别信那一套。
范缜的堂兄范云就是萧子良家的常客。萧子良听到范缜竟敢跟他唱对台戏，反对佛教，十分恼火，就叫范云把范缜叫到他家来。
萧子良问范缜：“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你倒说说，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富贵，有的人生下来就贫贱呢？”
范缜不慌不忙地说：“这没有什么奇怪。打个比方，人生好比树上的花瓣。花经风一吹，花瓣随风飘落。有的掠过窗帘，落在坐席上面；有的却被吹到篱笆外，落在茅坑里。”
萧子良瞪着眼睛，一下子还听不懂范缜说的是什么意思。范缜接着说：“落在坐席上的花瓣就像您，落在茅坑里的花瓣就像我。富贵、贫贱，就是这么一回事，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
范缜从萧子良那里回来后，觉得自己虽然驳斥了萧子良，但还是没有把自己反对迷信的道理说透彻，于是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神灭论》。
文章里这样写道：“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只是形体的作用。精神和形体的关系，好比一把刀和锋利的作用。没有刀，就不能起锋利的作用。没有形体，哪里有什么精神呢？”
在文章里，范缜认为人死以后灵魂是不存在的。什么“因果报应”，统统都是骗人的。
这篇文章一出来，朝廷上上下下都闹翻了天。一些萧子良的亲信、朋友，都认为非把范缜狠狠地整一下不可。萧子良又找来一批高僧跟范缜辩论，但还是辩不过范缜。
有个佛教徒王琰讽刺范缜说：“唉，范先生啊！您不信神灵，那您就连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也不知道了。”
范缜针锋相对地说：“可惜呀，王先生。您既然知道您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早点去找他们呢？”
萧子良怕范缜的影响太大，会动摇大家对佛教的信仰。隔了几天，他派了一个亲信王融去劝说范缜，说：“宰相十分赏识有才能的人。像您这样有才干的人，要做个中书郎，还不容易！何苦一定要发表那些违背潮流的议论呢。我真替您可惜！依我看您还是把那篇文章撤回吧。”
范缜听罢，仰天大笑，说：“我范缜如果放弃自己的观点去求官，那么要做更大的官也不难，怎会在乎您说的中书郎呢？”
萧子良拿范缜没有办法，也只好由他去了。
◎故事感悟
范缜坚持“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只是形体的作用”的唯物论观念，反对迷信，他是勇于战斗的无神论者。这在崇尚迷信的封建社会里真是难能可贵的伟大！
◎史海撷英
北魏的分裂与北齐北周的建立
北魏末年，农民起义动摇了统治者的基础，使北魏国家内部发生了变乱。
530年，魏孝庄帝杀死了专权的尔朱荣，尔朱荣的弟弟尔朱兆又杀死了北魏的孝庄帝，立元恭为帝，政权为尔朱氏所掌握。后来，尔朱氏又为其部将鲜卑化的汉人高欢所灭，高欢又杀死了元恭帝，另立元修为帝（魏孝武帝）。元修为了摆脱高欢的控制，从洛阳出逃，奔往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此后，北魏便分裂为两个政权：高欢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宇文泰杀元修，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史称西魏。
547年，高欢死，其子高澄、高洋相继执政。550年，高洋废掉了魏孝静帝元善见，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都城为邺。
西魏在汉化很深的鲜卑人宇文泰的执政下，国势日益强盛。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魏恭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560年，周武帝宇文邕采取了一些经济政治的重大举措，国势也日渐强大起来。
◎文苑拾萃
《神灭论》
《神灭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篇之一，作者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
《神灭论》的内容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原则，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指出人的神（精神）和形（形体）是互相结合的统一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将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用刀口同锋利的关系，作了极为形象的比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范缜的《神灭论》一经发表，朝野为之哗然、震惊。
范缜所撰写的《神灭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严厉地驳斥了“神不灭”的谬说，不仅从理论上揭穿了神学的谎言，还谴责了当时封建帝王和世家望族佞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他的无神论思想和为捍卫真理勇于战斗的革命精神，多少年来一直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傅奕反对迷信
◎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傅奕
傅奕（555—639），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精于天文历数。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唐武德初，拜太史丞，迁太史令。他一生有许多科学研究，著有《漏刻新法》，对古人的漏刻计时方法有新的改进，很受当时人们的称颂。他注释过《老子》，还写了《音义》一书。特别是搜集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人和事，写了《高识传》10卷。
傅奕，中国隋唐时期的天文历法学家，唐初时为太史令，专门研究天文、气象、历法、算学等。他反对宗教迷信思想。特别是魏晋以来，历代帝王大兴佛寺，浪费民力，给人民带来莫大痛苦的情况，他对此非常憎恶，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对唐太宗即位后的“贞观之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在东汉以前本没有佛教，是后来由阿拉伯地区传过来的。佛教在南北朝时开始大发展，在隋唐时达到顶峰。隋文帝杨坚小时候被寄养在尼姑智仙的庵里，13岁才回家。后来北周武帝消灭佛教僧尼，智仙又隐藏在杨坚家。智仙说杨坚日后能当皇帝，必定重兴佛法。而杨坚也深信受过佛的保佑，所以当皇帝后大力提倡佛教。他鼓励百姓出家，并要百姓按人口出钱，建造佛寺，塑造佛像。他组织人力为佛寺抄写佛经13万卷，还修旧佛经400部。由于他的提倡，民间流传的佛经就更多，比儒家的经典要多几十倍以至几百倍。杨坚晚年排斥儒学，使佛教在短期内成为国教。
隋炀帝杨广继续大兴佛教，修旧佛经2.9万余部。当时全国僧尼多达十几万人，其中有些僧人与官府勾结，霸占良田，抢夺民女，逃避纳税，无恶不作，百姓对他们十分痛恨。另一方面，南北朝以来，中国经历了持续二百多年的战乱，人口大大减少，唐朝的版图虽然比隋朝扩张不少，但总人口却比隋朝少很多，这与佛教的兴盛是有关系的。有许多人家由于子女出家当尼姑、和尚而绝了户。
傅奕看到这些现象，心里很不平静，经过反复考虑，就于624年给唐高祖上疏，表达自己对佛教的看法，说明片面兴佛的害处。傅奕说：“许多僧尼并不是真的信仰佛教，只是削去头发，换一身服装，逃避租赋。这些人用妖书邪法‘恐吓愚夫，诈欺庸品’，百姓受了骗，就虔诚地追悔自己过去犯了罪，而把所谓的幸福寄托在对未来的空想上。有些人竟然愚昧到这种程度：布施（给寺庙捐赠叫布施）一个铜板，希望收到一万倍的利益；持斋（吃素）一日，希望得到一百天的粮食；有人犯了法，在监狱诵佛经，昼夜不停，盼望佛帮他免罪。这一切都是得不到的。”他在最后感慨地说：“自古以来，凡是忠诚提意见的人，很少不受害。南齐有一个大臣叫章仇子，他因为给皇帝上表揭露僧尼泛滥，寺塔太多，浪费钱财，损害国家，引起一些僧尼的仇视，那些人便在宰相、后妃那里进谗言、说坏话，章仇子结果被砍脑袋。”傅奕很羡慕章仇子的事迹，表示愿意追随他的做法。
傅奕又先后11次上疏，言辞激昂，直言不讳。唐高祖为此召集群臣讨论，遗憾的是只有太仆卿（掌管皇宫车马饲养的主官）张道源支持，认为提得合理，而以中书令（相当于宰相）萧踽为首的大臣们则群起反对。
萧瑀的高祖是南梁武帝萧衍，萧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笃信佛教的皇帝。他一当皇帝，就宣布佛教为国教。更可笑的是，他三次跑到寺里当和尚，每次都是由大臣们捐钱才赎回来。
萧瑀本人也笃信佛教，经常按佛教的清规戒律苦苦修行，所以当他看到傅奕的上疏，便情绪激动地与对方辩论，他说：“佛祖（指释迦牟尼）是个圣人，你的议论是对圣人的污蔑，应当处以重刑。”傅奕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反驳说：“释迦牟尼不当王子，却翻出城墙，出家当和尚，是一个无父无母的人。萧瑀并不是生于荒郊野外，但信仰无父之人创立的佛教。我听说，不孝的人是没有父母的，这正说的是萧瑀。”傅奕把萧瑀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双手合十，无可奈何地说：“和你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地狱正是为你这种人设的。”
唐高祖虽也信奉佛教，但是鉴于当时确有一些僧尼在干坏事，他对此也非常恼火，就采纳了傅奕的建议。他下令对全国的僧、尼、道士进行调查，凡是真正信仰佛教、道教，认真修行的，一律送到大寺院或道观。对于那些借佛门、道观逃避租赋、劳役的，则勒令其还俗，各守本分，从事劳动。并规定，京师长安只保留佛寺三所、道观两所，各州保留寺、观各一所，其余的都毁掉。
唐太宗当皇帝后，有一次和傅奕讨论佛教问题。他认为佛法玄妙，释迦牟尼的做法也可以效法。傅奕却坚持自己的看法，认定佛教通过玄妙言词，掩盖它的虚幻本质，对百姓没有一点好处，对国家也损害极大，不能提倡。太宗知道自己说服不了傅奕，也就不再和他争论了。
传说有一个从天竺（指古印度）来的和尚，谎称他得到一只“佛牙”，非常坚硬，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它更硬。经和尚这么一宣扬，京城长安的名流都争先恐后地去看，热闹得像集市一样。当时傅奕正生病卧床，他听了以后，对儿子说：“这个和尚利用人们的无知行骗，我听说有一种东西叫金刚石，比任何物质都硬，可是有一种东西能破它，你不妨去试一试。”于是下床找来一只羚羊角递给儿子。他的儿子去到和尚那里，见和尚又取出所谓的“佛牙”骗人，就拿出羚羊角去敲打，果然把那颗“佛牙”打碎了。围观的人纷纷指责和尚骗人，那个和尚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639年，傅奕去世，享年85岁。临终时他一再告诫儿子：不要迷信佛教，而要学习老子、庄子的玄学，因为他们的思想有许多可取之处。
◎故事感悟
傅奕不信鬼神，反对迷信，他揭穿了那个西域和尚的骗人把戏，并将生死置之度外，坚持真理，勇于与君王辩论。他为反对迷信奋斗了一生，值得我们敬仰。
◎史海撷英
太史令
太史令也称为太史。官职名。传说夏末已有此职。西周、春秋时期，太史掌管着起草文书的任务，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的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的大臣。秦汉时期也设立太史令，但地位渐低。魏晋以后，修史的任务划归著作郎，太史仅掌管推算历法。隋朝时改称为太史监。唐时改称为太史局，肃宗时又改为司天台。五代同唐。宋代有太史局、司天监、天文院等名称。辽代时称为司天监，金代称为司天台。元代建立以后，又改称为太史院，与司天监并立，但推步测算之事都归太史院，司天监仅余空名。明、清两代后，均称有钦天监；至于修史之事则归于翰林院，所以对翰林也有“太史”这样的称谓。
◎文苑拾萃
咏傅奕
黄玉顺
唐初傅奕高识传，祖尊儒道斥佛禅。
刑德威福关人主，生死寿夭由自然。
狄仁杰捣毁淫祠
◎正像新生的婴儿一样，科学的真理必将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广泛传播。——格言
狄仁杰（630—700），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字怀英。武则天时期的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历经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如《狄公案》。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更是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狄仁杰是中国唐朝时期的著名宰相，他反对迷信，具有大无畏的精神。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李治携皇后武则天出游汾阳宫。途经太原时，路上要经过一个叫妒女祠的神庙。有人报告说：“凡车马经过此祠，必有风雷之灾。”
太原长史李冲玄害怕发生不测，要征发民夫数万修筑新的御道。狄仁杰不以为然地说：“这纯属一派胡言！大唐天子出行，自有风伯除尘，雨师清道，区区妒女算是何物，岂能让皇帝改道？”唐高宗称是，于是下令罢修御道，因而免去了一场劳民伤财的折腾。
车驾经过妒女祠时，风和日丽，毫无异常现象。唐高宗称赞道：“狄仁杰真丈夫也！”
武则天笃信佛教，当上女皇后准备大兴土木，修建寺院，铸造大佛。狄仁杰以国计民生为重，直谏道：“佛乃夷狄之神，而陛下是中国之主，何必参拜它呢？再者，如来创立佛教，本以慈悲为主，而陛下大兴土木，必定要征发劳力，耗费钱财。如今，边境不安定，若耗费钱财，万一地方有难，朝廷拿什么来救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