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田
凡是认识朱先生的，和朱先生同过事的，都承认朱先生对人处事是最认真的。他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自己的私事认真，别人的公众的事他更认真。他有客必见，有信必回，开会上课绝不迟到早退。凡是公家的东西，他绝不许别人乱用，即便是一张信笺，一个信封，学校里在他家门前存了几车黄土，大概是为修筑或铺路用的，他的小女儿要取一点儿去玩，他说不许，因为那是公家的。闻一多先生遗著的编辑，自始至终，他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条，凡重要事件都开会讨论或分别征询意见，完全是民主作风。在一切日常事务和日常生活中，无处不见出他的认真精神。由于他一贯的认真精神，他就自然地认识真理，接近真理，拥抱真理。
从抗战末期，以至最近，朱先生在思想上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虽然由于体弱多病，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不能像年轻人那样迅速的进步，他说愿意给他较多的时间，他可以慢慢地赶上去，然而事实上他比较青年人的道路走得更其踏实，因为他的变化既非一步跨过，也非趋趄不前，走三步退两步，而是虚心自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去的。他并没有参加过甚么暴风雨一样的行动，然而他对于这类行动总是全力支持的，最少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力量的，除了担心青年人有所牺牲外，他可以说并无什么顾虑。他也没有什么激昂慷慨的言论，然而就在他那些老老实实的演讲与文字中，真理已一再地发了光，而且将一直发光下去。
复员以来，朱先生出版了很多新书，如《新诗杂话》、《语文零拾》、《诗言志办》、《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等。其中固然有些旧作，但新写的实在不少。他在《标准与尺度》的自序里说：
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经过这一年来的训练，我的笔也许放开了些。不久以前一位青年向我说，他觉得我的文章还是简省字句，不过不难懂。训练大概是有效验的。
就在这简直的说明里，我们也可以窥见朱先生的若干方面。他是谦虚的，他承认自己在受训练。他觉得有对大家说话的责任，而且要多说、快说，说得新鲜，因为他热爱真理，他把握了真理，他愿意从各方面解释这些真理，发扬这些真理，凡是真心有话说的当然愿意说话，而因此他的笔自然也就放开了，凡是思想得到解放的，文字也就自然得到解放。不过这里也还藏着一个可哀的事实：朱先生以一身而负着一个很重的家累，职业上的薪俸不足以维持一家的温饱，为了升斗所需，于是也就不得不快写，不得不多写了。但无论怎样多写、快写，却从不胡写乱写，因为他是认真的，因为他所写的是真理。他是作家，文学批评家，学者，然而他最近一两年来所发表的意见却不限于文学或纯学术方面，这只要翻翻《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就可以知道。在《标准与尺度》中有一篇《论气节》，其中有一段说：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底倒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要抬头吃饭，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吧；也真缓缓地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变成为标准，知识大概是还要变质的吧？
在这里，朱先生不但阐明了知识阶级的地位之变迁，尤其可贵的，是指出并肯定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新气节，新的做人尺度，这些话固然可以鼓励青年群，但他的话却不只是为了鼓励别人而说的，这里有他自己的实感，而且有他自己对于现阶段历史性质及现代人的时代任务之确认。而在同书的《论吃饭》中就提出了更明快的论点，他说：
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没饭吃要吃饭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儿压得下的。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法大不了也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
“谁怕谁！”一点也不错，温柔敦厚的朱先生竟说明了这样坚决的话。他在《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闻一多全集·序》）中，曾引用闻先生自己的话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其实朱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
至于朱先生对于文学的意见，那就更其明快然而显明。
朱先生并不是历史家，然而近年来所写的文字中大都有一个史的观念，不论是谈语文的，谈文学思潮的，或是谈一般文化的，大半是先作一历史的演述，从简要的演述中，揭发出历史的真象，然后就自然地得出结论，指出方向，也就肯定了当前的任务。在《新诗杂话》第一篇《新诗的进步》中，他承认“从新诗运动开始，就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诗。”《语文零拾》中有篇《历史在战斗中》，他推崇杂文，说“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逼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的第一只燕子。”在《标准与尺度》中，有《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一文，说“社会主义”是今天的尺度，“文学终于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迈进的。”又说，“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见到广度。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是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在《雅俗共赏》一书中有《论朗诵诗》一文，他说，“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也是群众的代言人……朗诵诗要能表达出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朗诵诗直接与现实生活接触，它是宣传的工具，战斗的武器，而宣传与战斗正是行动与工作……它活在行动里，在行动里完成。这也正是朗诵诗之所以为新诗中的新诗。”
以上所说，只说明一件事，就是：朱先生说话的立场乃是人民的立场，正如他在《论雅俗共赏》的序里所说的，而最急切的目的则为新的“民主”文化，新的“民主”文学。为人民争民主，这是今天的真理，这也就是朱先生近年来所写文字中的主要内容，也就是朱先生的中心思想。
朱先生的作人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朱先生的中心思想是健康进步的，朱先生这样的学者正是今天所需要的，也是将来所需要的，然而，由于这个在转变中的时代所交给他的工作太辛苦，由于这个乱糟糟的国家所造成的穷困迫害他，由于穷困所造成的疾病折磨他，他竟然这样地离开了这个时代，离开了这个国家，离开了我们！
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载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9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