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经验在先、思想在后的。1984年之前，在部分农产品和少数生产资料领域里出现了两种定价方式并存的做法。但是，1984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价格改革的策略和模式进行了非常集中的讨论，尤其是在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上，如何实现价格的市场化？价格改革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在当时出席会议的一批年轻的经济学者当中对这些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被传为“莫干山会议”的佳话。而华生、张维迎和田源是会议上价格讨论组当中不同思路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今天他们之间争论的当然就不再是价格如何改革的话题，而是谁第一个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想。
特别是在2007年和2008年，关于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也就是说，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特别是在那些曾经参与价格改革思路讨论与论战的经济学家之间是有分歧和争议的。争论尤其是在张维迎和华生（从文字上看，卷入争论的还包括了张少杰、高梁、李晓西、罗小朋等所谓“上过山”的人）之间间接展开的。基于这些争夺的文字，有的人甚至还总结出了四个不同的版本。
我无意去考证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尽管我也不能在记述中完全回避这样的争议。对于我而言，也许弄明白价格双轨制的“专利权”在今天已没有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转型的初期的确有些精彩的东西值得好好回忆，并对其采取理论的分析。价格的双轨制肯定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莫干山会议
既然提到1984年，那么就让我先从1984年说起。“把价格弄错”（getting price wrong）是计划经济的策略。因此，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首先要改革价格，“把价格搞对”（getting price right）。微观经济学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实际上，当中国经济的改革中心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经济之后，怎么“把价格搞对”则变得非常复杂。
当时的中国经济实物色彩很浓，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连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因此，改动任何一个产品的价格都要触及很多部门的利益甚至于经济体制。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价格被扭曲了多少？能使供求关系趋于平衡的“均衡价格”（equilibrium prices）又在何处？价格的改革应该是一次到位呢，还是可以像收音机搜寻频道那样“微调”（fine-tuning），不断地向均衡价格靠拢？这是政府当时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问题。
1984年9月3～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效益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活动。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所以又称做“莫干山会议”。我没有找到筹划这次会议的更多的细节信息，但是仅有的资料显示，这次会议是1984年3月以征文的形式开始筹备的。向全国发布的征文信息实际上不仅吸引了身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年轻的经济学者，而且吸引了政府部门里思想活跃的中青年人士的参与。
会议的筹备组共收到应征论文1300多篇，而且他们制定了“以文选人”的原则，坚持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代表入选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我记得，当时复旦大学经济系刚刚留校的一批青年教师也提交了论文并参加了会议。“莫干山会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浙江省省委书记、省长等都到会讲话。有意思的是，这次讨论会并没有采取论文报告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经济改革及相关问题为中心议题，分七八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论文另外印发。
在我看到的一些参加过会议的人后来写就的回忆资料中，很多人提到，“莫干山会议”中的很多人不仅血气方刚，而且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思想活跃、文字泼辣、观点新颖。大家畅所欲言、平等讨论、互相补充，形成集体成果。激烈的讨论经常延续到深夜。会议期间，他们不看电影，不游山玩水，这使得当时出席会议的不少老同志对他们刮目相看。“莫干山会议”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推上了中国改革转型的大舞台。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的常修泽曾经开玩笑地说，后来“上山”成了一种荣耀。“莫干山会议”后不久，《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在天津创刊，这份刊物也获得了当时经济学系学生的喜爱。
“莫干山会议”大约讨论了八个专题并分成相应的讨论小组：（1）关于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2）关于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问题；（3）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4）关于沿海14座城市对外开放问题；（5）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6）关于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问题；（7）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8）关于现阶段政府经济职能问题。其中在理论和思想上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是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
“莫干山会议”在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上主张，一是以提高采掘工业品价格为中心，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二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倒挂和补贴过多为中心，调整消费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但对于工业品价格如何改革，会上最初形成了两种意见或者两种思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就是所谓的“调派”和“放派”。会议的最后出现了第三派意见。第三派意见认为，应该通过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自觉利用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逐步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最后达到两个价格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价格双轨制”（dual-track pricing or dual-track approach）。31岁的华生作为价格组的代表，在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做了汇报，会后华生写了一份会议纪要，题目是《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
华生于2005年在《中国改革（综合版）》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双轨制始末》的文章，文中描述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在“莫干山会议”上的形成过程。他说：
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中央对价格改革问题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酝酿。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等人提出了对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必须进行大步调整的建议，并进行了大量的测算和方案的比较，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提出用“小步快调”的办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减少价格改革过程中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的主张，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但因为调整价格体系牵一发动全身，影响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结构和会产生难以预计的连锁反应，价格改革起步的决策仍在权衡之中。
由于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的这批同志带来了这些总揽全局的信息，“莫干山会议”价格组的讨论就分外热烈。争论最初是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当时参会的“大调”和“小调”的主流派详细论证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价格调整方案的可行性，阐述了一步走向市场均衡价格存在的困难和风险，而以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反对“放派”主张的主要论点是说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同时市场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出挂牌辩论的方式，挑灯夜战。记得当时参会的都是年轻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不让人。在会议内外热烈气氛的激励下，我们一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校研究生（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采纳和综合了双方观点，形成了实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并委托我代表大家参加挂牌辩论和答辩。
以上这个说法得到了现在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任职的高梁的证实。正如华生所说，高梁本人当时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在《经济观察报》2005年7月4日发表的文章《华生：双轨》中有一段对高梁的采访。在被问及价格双轨制和“莫干山会议”的时候，高梁说：“调派也可以说是算账派。”当时中央组织几个单位，如航天部710所，做出了巨大的价格模型，进行计算机分析。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的学者，也在做模型。他们希望把价格算清楚，通过政府调价，然后一下子放开。但在现实中，调价牵扯各方面利益，账不管怎么算都会遇到巨大阻力。在莫干山上，以田源为代表的、已经参与政策研究的一批学者，提出以“调”为主的意见。与之相对的是，以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应该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
的确，在“莫干山会议”前后，价格改革的“调派”和“放派”都积极地发表文章阐释其观点。代表性的文章包括楼继伟和周小川于1984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郭树清于1985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上的《关于中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及张维迎于1985年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发表的《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等。而在“莫干山会议”上形成的价格双轨过渡的第三派的主张最初则是写入会议纪要的。在题为《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这份会议纪要中提出的“放调结合”的双轨过渡的想法随即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莫干山会议”之后不久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特别强调了“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首次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这个决定被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正式实施的标志。而华生等人于1985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题为《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的文章，再次论证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形成。
但是，这个在二十五年前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以及在当时引发争论的价格改革的思路，在今天却出人预料地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两年来，参与当年“莫干山会议”价格组讨论的亲历者们展开了一场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争夺战。
原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价格改革的失败，特别是价格双轨制引发的经济混乱，使得“价格双轨制”这个名词在中国国内声名狼藉。这也就可以理解，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澄清谁在当年的“莫干山会议”上首次提出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而著书立说。价格双轨制的名声大噪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价格双轨制的声誉从国际上开始逐步传入国内，由坏变好。因为在国际经济学界，价格双轨制在90年代之后才开始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具创意的战略。随着国际上的经济学家把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变成理论，价格双轨制更是成为来自中国的对现代经济学少有的贡献之一。
2008年9月28日的《经济观察报》发表了记者马国川对张维迎的采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表达我的观点》。在采访中，张维迎再次提到了自己对价格改革的早期观点，特别强调“价格双轨制”这个词早于“莫干山会议”就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了。他说：
1983年年底开始论文的选题，我意识到研究价格改革问题现实性很强，而且我很有想法，这些想法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很新颖……我经常去茅于轼老师家向他请教问题，他给了我许多??助，他是我真正的学术导师和学术知己。我的一些主要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1984年4月我就有了一个明确的价格改革思路……思路一旦形成，写文章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大概花了两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一万多字的文章《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很兴奋，拿去给茅先生看，茅先生看了以后也很喜欢，刚好他在帮助丁宁宁编辑《专家建议》，那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内参。丁宁宁是能源组的负责人，茅先生就把我的文章推荐给了丁宁宁，文章就发表在1984年6月的《专家建议》上。
张维迎在访谈中明确地说，在那篇发表在《专家建议》中的文章里，他已经系统地论述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的改革思路。那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所谓价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的价格体系，以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效能”（当时不能讲市场经济，但按照我提出的改革思路，结果不可能是计划经济），“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达到合理，而在于每一步是否都在趋向合理”。
张维迎在《经济观察报》的这次访谈中总结了自己对价格双轨制方案的贡献。他说：“尽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双轨制实际上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地方分权及乡镇企业的出现而自发产生的。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现象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这类似大禹治水中把‘堵’转变为‘疏’的思路。”
张维迎还在访谈中回忆了一个细节。他说，除了田源本人，“还有几个发言者挑战我。我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我一直对自己的逻辑思维很自信，也喜欢用一些浅显的比喻。随着讨论的进行，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我说服，至少觉得我讲的有道理，我发言时点头的人越来越多，掌声也越来越多。我越讲越兴奋，后来也有人帮助我向大家解释我的观点，因为我普通话讲得不好，有些人听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