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变化包含了太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胜枚举，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总觉得，三十年间，经济学家在经济变革过程中的感受和经历应该是非常不同的。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不同，三十年来经济学家这支队伍不停地从事研究、写作、报告，坚持不断地呼吁、讨论、批评和上书。他们自己内部意见分歧、分裂，充满争论和相互指责。这些事件和情节只有身在这支队伍里才能观察和体会到。而我的观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之时，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参与改革过程中最为精彩纷???的岁月。我的记忆难以抹去。
自2006年我就开始思考和酝酿动手写一本记述这三十年所发生的精彩故事且又可以轻松阅读的书。目的是想记录下我记得的那些曾经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事件、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我想把事件讲成故事，而对故事的叙述则选择以我的视角为角度，它多半来自我个人的记忆，虽然在必要的时候我也必须去查证一些事例和文献。
可是，什么时候写？写什么？采用何种写法？我总是不断地去想这些问题。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我始终没有动笔。对书的模样我有过很多种幻想。2007年年初的一天，我在书店里忽然见到一本刚刚出版的记录量子力学发展史的翻译读物，叫《量子史话》。我自大学时代就喜爱阅读物理学史，这本黑色封面的书吸引了我。我买下了这本书，在阅读中我看到了它的记述格式与写作风格。它以事件的发生过程为主线，把重要的物理学家放到当时的事件中，同时又不放过对这些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的简化描述。这样的写法似乎正是我所喜欢和希望去尝试的。写出经济学家这三十年间的精彩和个性，我似乎对此有了信心。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这样的主题，为什么我不可以尝试新的写法呢？更不用说，即使是科普作品和科普作家也有各自的风格和个性，写出来的作品也有视角和写法上的不同。我自己总是倾向于把这本书写得轻松些，有个人的品味和嗜好在里面，有丰富的研究文献做支撑，也最好能涉及自己的相关研究。
对于我来说，完成这部作品其实并不难。因为我从读大学开始就坚持每天都观察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热衷于阅读各类文献，跟踪经济学家的研究，关心经济学家内部的争论，较早地参与经济学的各种会议讨论。而我自己从事中国经济的研究已很多年，写过不少的研究论文，研究兴趣也颇为广泛。除此之外，我还高度关注着中国经济本身和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因为这些原因，即使我自己并没有像身在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那样亲身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政策制定，但仍自认为是一个认真的观察者。我自己并不写日记，但从十多年前开始我就记录着自己的学术流水账，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与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家有关的事件与研究活动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也算是另一种参与和体验的过程。这个习惯让我对我所经历的、看到的和参与的事情存留着良好的记忆。当我动手写这样的故事时，我头脑中的素材不怎么凌乱，也很容易梳理。
于是，我决定尝试用我自己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叙述语言写出这本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作品。既然是以我自己的视角和记忆来写中国经济改革，那么我就不需要追求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全面记述，也无须追求逻辑完美和具有权威性。实际上，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记忆和叙述，我当然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站在个人角度上来看问题，改革中的很多事情长期以来都有争议，没有最具权威的解释和说法。即使是事件的当事人和内部人员，今天也只能是依赖自己的记忆回忆起来，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形成的。因而读者也不必在我的这本书中寻找那些有争议问题的正确答案。我所看到的事件、经历的过程，特别是我阅读过的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讨论的文献，甚至我个人对一些当事人的印象，都记述在这本书里了。当然，没有记述的事情并不等于不重要，而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写出我所经历的、阅读的和观察到的更多的改革片段。
的确，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就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我想我还有很多可以记述的东西，但我依旧作了筛选，并且部分地反映了我的偏好，我先选择了六个论题。与很多经济学家一样，我缺少的是写作时间。虽然你有很好的想法与构思，但就是没有时间写出来。在时间上，你需要化整为零，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这样，本书的写作过程，前后拖延了将近两年。在这两年时间里，由于教学、科研、行政、会议、演讲和出差的繁忙，绝大多数时间我没有用在写作这部作品上，这也是为什么完成这部作品会这么耗时的原因。
我最终动笔记述改革始于2007年5月我到加拿大女王大学做研究工作。在加拿大的三个月时间里，除了写研究论文之外，我的确有比较充沛的时间来整理和记述改革的故事。于是，我先后写出了“莫干山上论战价格改革”、“巴山轮会议”以及“分权与增长”三个中国经济改革的片段。它们算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模板。
回到上海后，我开始以这三个片段为基础改编出后来在《经济观察报》上以“改革记述：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为题的系列文章，连载了将近一年半时间。我决定这么做的动机当然是给自己一个约束，告诉自己必须坚持写下去。而在写作“分权与增长”一章的过程中，我还根据自己收集的文献资料改编出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2007年年底我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那篇《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
从加拿大回国前，我去美国波士顿见了我的合作者谢千里（Gary Jefferson）教授。我向他提及我所写的这些东西，他很感兴趣。当时，他应学术刊物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的邀请正在撰写论文，总结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对经济学研究可能有的贡献。在谢千里教授的家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经验首先是验证了经济学中很多成熟的理论，也向很多已经被接受的理论提出了疑问，但更多的是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可以为经济学作出贡献的机会。
我在加拿大写完的内容是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为中心展开的记述。在前一个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生代经济学人，为价格改革这个神经质般的问题寻找可行的方式，为其设计方案；而在后一个国际会议上，如何理解和处理转型初期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与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向国外经济学家当面求教的大题目。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谢千里教授之后，他的直接反应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像活生生的经济学课堂。
的确，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包括我国政府官员在内大家都在学习现代经济和经济学的过程。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当然会有来自经济学的智慧，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无论是老一代还是青年一代）从传统的书斋和经典名家的全集中走了出来，开始了直面真实的中国经济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再去争论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有多大，就变得无谓了，而且已经没有了价值和意义。
回想起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几年，特别是1982～1987年这段时间，思想和学术领域的确异常活跃，不仅老学者和中青年学者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而且他们与政府保持了相当紧密的关系，并得到政府的积极推动与支持，形成双方互动的最难忘的一段时间。
所以，在我的这本记述改革的书中，开篇就从1984年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写起。回想起来，这是我印象深刻和记忆比较周全的一年，这一年我念大三。我知道这个时期的前后，我所在的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一批在当时讲话掷地有声的年轻的经济学者。在当时与他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了很多发生在那个时候的重要事件，他们大部分都参与了其中。今天，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已不再活跃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有些在美国，有些在中国政府，有些则成了相当有成就的投资家。
我选择从“莫干山会议”开始这个系列的记述，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我想要在记述改革的历程中讲述更多的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从经济学家以一个集体的形象走上历史舞台的重要事件开始记述当然是最恰当的。在“莫干山会议”上，上百位“中青年经济理论学者”作为整体开始形成，他们走上了摆脱经典注释性的经济研究的轨道，成为活跃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我在记述此次会议的章节里是这样写的：
往事回头，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会像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那样，让经济学界那么记忆深刻，让与会者至今都那么津津乐道。而且我认为，如果说“莫干山会议”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巴山轮会议”则启蒙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当然，两次会议都无一例外地改变了一群年轻人的命运。
2007年8月，我从加拿大回国之后，因为事务繁忙，对本书的写作基本就停了下来。一直到2008年春节之后我才开始新一章的写作。这个时候我去了耶鲁大学，在那儿住了将近三个月。与在加拿大不一样的是，我在耶鲁有公务，要经常出差，所以时间上并没有保障。实际上，在耶鲁我只完成了“特区试验场”一章的写作就回到了上海。
从耶鲁大学回到上海之后的十个月时间里，除了繁忙的教学???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我应邀参与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策划的“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并承担了写作《中国企业的转型道路》一书的工作。在出版时间的硬性约束下，我与我的几位学生共同努力，几乎每周讨论素材、文献和方法，不仅按时完成了书稿，而且我在这个过程中构思了“一场错了再试的改革”以及“重建金融”这两章的记述内容。
200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很多地方都在安排纪念活动。在国外，芝加哥大学于7月中旬举办了一场大型的国际会议，纪念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我和谢千里教授提交了我们的合作论文并在会议上发表。后来我被邀请分别在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北京大学、诺丁汉大学出席纪念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的会议并发表演讲。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5月开始就专门推出了大型公开周年纪念讲座。我在这个讲座上讲述了中国价格改革的演变。2008年11月1日和2日上午，我还应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的邀请分别前往广州和深圳，为参加“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的市民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过程中的诸多不为公众所知的故事。两周后，我的演讲在《南方都市报》上以两版的篇幅发表了出来。
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与我每两周便有一次“工作坊”，我们一起讲解论文并讨论学术问题，他们的投入与参与也给了我专注于学术的热情。我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年轻同事们，给了我愉快的工作环境。而且因为他们，每周一次的“现代经济学讲座”始终能进行下去。我喜欢这样的讨论氛围。
也感谢《经济观察报》的殷练、《上海证券报》的沈飞昊、《东方早报》的张明扬和《南方都市报》的周筱赟这些年来对我的支持和与我的愉快合作。
还要感谢吴晓波先生对我的这本书的关注。同时，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中信出版社的编辑给予了我足够的耐心和支持。感谢上海“曙光学者”跟踪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西方经济学，B101）、复旦大学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研究”项目以及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计划的资助项目对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岳父母以及兄弟姊妹，他们没有占去我太多的时间。我总是说，我的太太和儿子给了我生活和研究的激情。太太在生活上是我的依靠，儿子现在也在学习经济学，甚至考试前要打越洋电话来向我请教问题。在我们的家里，我们三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希望今后我与儿子之间能有合作论文的机会。
2009年4月20日 于上海
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