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局长的激情并没有马上传染给我。回到办公室,我继续像个半死不活的人,看着赵曼丽上蹿下跳发号施令,懒得理她。我安静地坐到办公桌前,对着几张已经看过的报纸发愣。珍珍的病能治好吗?我想,如果不能治好,那又该怎么办?
我发现,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用一种悲观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就像手里拿着吃剩的半个苹果,别人总是说:“没关系,你看我手里还有半个呢!”而我却总是在想:“完了,只剩下半个了!”我正在逐步走进一条死胡同,前面被一堵又高又结实的墙堵着,让我看不到出路。
对于珍珍的事,我同样怀着悲观的心情。即使开始有了带她去看病的念头,我也是出于为高家传宗接代的考虑,让她生下个一男半女,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至于能不能恢复与她的感情,我真的没抱过太多的希望,至少我的感情上一时半会还接受不了。
珍珍这段时间也憔悴也许多,脸上还长出了暗黄色的斑。这要是换作以前,我一定会心疼不已的,但现在不一样,我多少有点认为她完全是自作自受。尽管这样,我还是尽量少给她一些脸色,以免给她的心里增加无形的压力。我在家里抽烟的恶习也减轻了一些,如果实在想抽,也会一个人跑到阳台上去,抽上几根,然后发上半天呆。我虽然接受了徐局长的好意,并把他同学的电话记了下来,可我并不想主动开口去跟珍珍说,这等于是我自动缴械投降,错不在我,我为什么要妥协呢?
赵曼丽的情形可不同。她还沉浸在跟着徐局长去省局的兴奋之中,自信地认为在徐局长的眼里,她已经比我占了上风,也就是说这个办公室主任非她莫属。现在,办公室要是接收到了新的文件或新的电话精神,她会亲自拿去给徐局长审阅签批,向徐局长汇报。她的这种“司马昭之心”惹得同事们议论纷纷。那天,执法科的罗科长下班的时候就一把拽住我,问:“你小子怎么了?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赵曼丽去当办公室主任?”
我惨淡地说:“哎呀,谁当还不是当啊?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啥?”
“你知道局里的人都怎么议论吗?”
“怎么议论?”
罗科长把我拉到一边,说:“大家都说,现在徐局长又在学刘广民的样子,被赵曼丽迷住了。”
“扯淡,不可能的事!”我不屑地说,“怎么听到风就是雨?这种话你也信?”
“我起初也不信,可大家越传越疯,由不得你不信啊。”
“你拉倒吧!徐局长可不是刘广民那样的人。”我懒得跟他纠缠,准备走人。罗科长再次把我拽住,说:“你这是急着去哪里呀?徐局长那边的客人有赵曼丽去接待,你这是要去哪里?”
“回家呀!”
“回什么家,咱哥俩好好喝两杯去。”
“喝什么酒,不去!”
我这个时候不想喝酒,不是戒酒了,而是怕一喝就会醉,说不定一不小心就把珍珍的事泄露出去了,我可不想闹得满城风雨。罗科长说:“不喝就不喝,不过你得听我把话说完。”他瞧了瞧周围,又低声说:“老高,我可是站在你这边考虑问题的。你也知道,全局的人都希望你能当上办公室主任,都不希望赵曼丽当。可现在的形势看来,她的可能性倒是要大一些。我听说,上次徐局长还带着她去了市里,有人问过她,她自己也承认了。你说,这里面难道没有什么名堂吗?如果没名堂,为什么赵曼丽一回来就跟自己是办公室主任一样?”
我真是哭笑不得。这些捕风捉影的好事之徒,能把根本没有的事说得煞有介事,跟真的一样。难怪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一个成功的女人难上加难。我不禁有些同情起赵曼丽来,要不是知道她跟刘广民有过“那事”,我一定会自告奋勇地替她喊冤的。当然,我也相信徐局长根本不会是人们传说的那种人,那次本来是叫我去省局的,我不想去,他才带上赵曼丽。我没好气地说:“老罗,你就不能把人想得好一点吗?赵曼丽想不想当办公室主任是一回事,她的人品怎么样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要老是把事情往那个方面去想好不好?”
罗科长没想到我会替赵曼丽说话,愣了一下,马上伸手来摸我的脑袋。
“干什么你?”我把他的手打开,生气地说。
“我看你是不是在发烧说胡话。”罗科长嬉笑了一声,又说,“不过说真的,不管他们有没有那回事,你还是要当心点,千万不要把快要到手的主任位置弄丢了。”
我又好气又好笑。我本无意于这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这些人非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头上,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世界上的事怎么都是这样呢?我说:“老罗,别人怎么样我不想管,也管不了。我的事你就少操点心好不好?”
“我怎么能不管?”罗科长愤愤不平地说,“我们是朋友是兄弟,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看到你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的确,通过这几年来的接触,我跟罗科长的私人关系已经非常好,他把这种关系定位于“朋友加兄弟”,我当然不反对,但对他这种胡搅蛮缠的“打抱不平”,我还是非常反感。我再次明确地说:“老罗,不管我当不当这个办公室主任,都与你无关。你如果闲得没事,拿把扫帚去扫大街好了。”说完,我就扬长而去。
罗科长愣了片刻,马上朝着我的背影说:“高喜生,你这个没出息的浑蛋!”
我对此报以淡淡的一笑。现在没人能够理解我,罗科长不理解,付强不理解,徐局长不理解,全局的人都不理解,甚至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不由得感到阵阵悲哀。虽然现在春意渐浓,可我觉得自己像掉进了冰窖里,浑身感到彻骨的寒冷。
赵曼丽的日子肯定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也许她并不在乎别人会如何评论她,可她现在的名声真是糟糕到了极点,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在背地里指责她,说她的闲话。她以前的确跟刘广民之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可自从徐局长来了之后,她并没有跟哪一个领导搞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当然,我与她的关系除外,除了李志安外,应该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她想当办公室主任其实也无可厚非,甚至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也可以理解,毕竟人往高处走嘛,有几个人愿意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一辈子呢?罗科长之流把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看得那么重,不遗余力地怂恿我不要放弃,为什么赵曼丽想当就不可以呢?有时我想,生活非但对我不公平,对赵曼丽何尝公平?
其实下了班之后,我也并没有多大的事。正如罗科长所说,徐局长那边来了客人,是赵曼丽负责接待了,我这匆匆忙忙地赶回去,顶多不过绕着小区多转两圈,然后脚步沉重地回到那个不成其为家的家。
我今年35岁了,无论年龄、精力还是事业,都应该达到一个男人的顶峰时期。尤其重要的是,这个年龄的男人还应该有一个已经在上学的孩子,每天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看到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孩子,所有的不快都会一扫而光,享受着浓浓亲情带来的温馨和快乐。可是我回到家里,除了空荡荡的房子,就是那个只会抱窝不会下蛋的珍珍。我真的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了无情趣。
徐局长说,人生的过程就是克服和解决一个又一个挑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必须直面现实,调整自我,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道理我何尝不懂呢?但这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
每一个成功者都可以颐指气使地对失败者说三道四,似乎只有他的话才是真理,。可惜我现在不是十几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盲目崇拜的年代早已过去,我不可能听到风就是雨,更不可能把什么某一句深富哲理的话当做圣旨去遵守。
当然,徐局长的好意我是认可的,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关心,对我的劝导,都是为了我好,这一点我还是愿意领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对他建议我带着珍珍去省城找他的同学动了心,并打算带着珍珍去省城看看。
但是,这些话如何跟珍珍说出口呢?这么多日子以来,我们俩一直处于“冷战”的思维状态,她既没有主动向我示好的表示,我更没有向她妥协的心情,彼此之间的关系简直比陌路人还要陌生。如果她愿意向我示好,并恳求我说:喜生,我错了,我现在想通了,你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吧。那么,我也许有可能会一时心软,原谅了她的过去。可她没有这样说,也没这样做,我是绝不可能低三下四地反过来去恳求她的。我承认我的骨子里还保留着农民的那种倔强意识,甚至是男权主义思想,可我的脑子总是转不过这个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