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六个本地人、一个外地人，或者这世界的随便什么人。
这个火车站是荒谬的所在。如果不是产权不明，地产商一定会拆了它，现在，野草从货运操场长到候车室，招惹来老鼠和黄鼬，我们除非着急拉屎，否则不去那里。
1997年它建成时，烈日下悬浮着红氢气球，两侧电线杆上拉满彩纸，我们红乌县有一万人穿戴整齐，一大早来等，等得衣衫湿透。“出口气了，”有人这么说，大家点头把这话传了下去。也有人跳下月台，将耳朵贴在光新的铁轨上听，说：“该不会不来吧？”
“除非是国家把这铁路拆了，火车都死光了。”一位老工人应道。大家被这掷地有声的声音稳住，讨论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来，好似红乌已和它们平起平坐，今晚爬上火车，明早也能看到天安门升旗了，不知道北京的早晨冷不冷。
下午5点，火车张灯结彩驶来。也许是没见过这么多前呼后拥的人，它猛踩刹车，齿轮和铁轨摩擦过度，溅出火花。我们振臂欢呼，以为它就要停下，不料它长啸一声，奋蹄跑了，车底排放出的大量白汽，喷了我们一脸。
后来我们知道，几乎在红乌站建好的同时，铁道部下达了全国大提速的文件。所谓提速，其一要理解为火车本身提速；其二要理解为有些小站必须牺牲。我们坐在人工湖畔，看着从不停靠此地的火车从对面铁路坝驰过，心酸地念顺口溜：
红乌县啊红乌县，
白天停水晚上停电；
火车一夜过六趟，
睡觉不方便。
我们想这是动物园的观光车，那么多外地人坐在里边，一遍遍参观笼子里的我们，总会生出一点优越感。我们房子这么矮，路面这么破，什么像样的历史都没有[注1]。
我们想它出点事。1997年冬它果然在20里外的茶铺脱轨，不少红乌人去捡碎片，据说摔得稀巴烂。然后我们和它的关系麻木了，就像习惯一个亲人打呼噜，我们习惯它在深夜轰隆隆驶过。但就是这逐渐被遗忘的东西，三年后像故事里的伏笔猛然一抖，抖出一桩大事来。这件事割痛了所有红乌人。
那天傍晚7点多，火车快要驶过红乌镇时，车窗里吐出一只妖怪来，随意得像吐一只枣核。那里的铁路坝由山石和水泥加固，一般人摔出，以颅击石，当场即可报销，可妖怪着地时却伸出前爪疾走，像麻雀一样振翅飞起，又翩然飘落于远处的田埂。
他哭上好一阵子，才走进我们。
此前一天，青龙巷的算命先生发癫，交代大家隔夜不要出门。人们见他的手拍紫了，对街上著名的善良姑娘金琴花说，“小金你劝劝吧。”金琴花走来心疼地说：“别拍了，好伯，拍坏了。”瞎子却是捉紧她的手臂说，“亲娘啊，明夜莫出去。”
“嗯，我不出去，我相信你。”金琴花说。人们爆出哄笑。
妖怪到来的这天是2000年10月8日，政府称之为“10.8事件”，我们红乌镇人活久了，不习惯记日子，因此称它为“那晚10点的事”。这诡异的事只发生了12分钟，10点开始，10点12分结束，10点前，红乌镇狂风大作，落叶纷飞，天空裹着黑云，不时有闪电刺出；10点12分后，天空大开，闻讯而出的人们捏着没用的伞，恍如堕身白昼。
在这12分钟内，只有六个本地人像是约好，从六条巷子鱼贯进入建设中路，迎接上帝派来的妖怪[注2]。
有段时间了，超市老板赵法才每晚7点半提着酒瓶走到朱雀巷的石头边，坐到10点，去超市关门。偶尔有人问，还在想狐仙吗？他凄惶一笑。
他心里有个阴险的秘密，就是像搬运工将最后几件货物乱抛乱丢，小学生将最后几个生字乱写乱画，他要将剩下的生命在这里胡乱消耗掉。他松开闸，任烈酒燃烧内脏，湿气像毒针一样钻进脊椎，他发明了这个笨拙的自杀办法，在42岁时驼背，咳喘，白发苍苍。
这样的年纪也曾让他产生拥有一匹白马的想法，他想骑上白云般的白马，离开红乌镇，去做自由自在的鳏夫。但在一个头发挑染了一撮黄的小年轻骑着光洋摩托疾驰过后，这个想法就消散了。他叫住年轻人，遥遥地问：“这车谁让你骑的？”年轻人亮出车钥匙上挂着的玉佛，赵法才便明白了。他看到对方盯过来的眼神就像一匹幼兽恶狠狠地盯着垂垂老矣的野牛，便知老人应该去敬老院生活的道理，他不能僭越。
赵法才的自弃开端于红乌镇一次闻名的捉奸事件。那件事发生后，赵法才的老婆照着橘皮脸扑上颗粒状的粉底，在嘴唇上涂了一个肥满、鲜红的Ｏ，端来八样带肉的菜。
“喝一瓶吧，”她说，“喝一瓶吧，我去给你开。”她拿出啤酒，用起子开好，“要不找杯子给你倒上。”赵法才摇摇头，找到瓶盖将还在冒汽的瓶子细致盖住，然后慢慢咀嚼每一片食物，他抬头时见泪水已将她的粉底冲散，便说：“瓦妹，别多想了。”
“你也不想想，她像正经人吗？每个月只拿500块工资，哪里有钱买摩托车，买手机，哪里有钱交话费，她用的化妆品都是羽西的，有几个人用得起？”
“别说了。”
“你要是还惦记着，就去找她，把我们娘儿几个扔了吧。”
“别说了。”
他放下筷子，起身去超市，在路上他买了一瓶白酒，找到一块石头，坐下，开始那个宏大而默然的自残计划。
在很远的时候，赵法才曾是名从容的砌匠，细致地调好一桶泥，用砌刀将泥均匀地抹到砖头的四个边沿，将另一块砖对准贴上去，这样一块块往上贴，贴到房主没钱了，就封顶。但在女人以每两年一个的速度生下两女一男后，诗意的生活结束了，他的房屋被工作队扒光，裤腿像是有三只饿狗扯着，他再也不能骑在屋顶上吹口琴，欣赏自己漫山遍野的作品了。
他扔掉最后的烟头，做生意去了。
他曾买来半仓库的铁观音，以为能改变红乌人的饮茶习惯，但最终还是将它们一套套送给工商、税务以及每个为我所用的人，悲怆地送了三年；他也曾翻《辞海》来给店铺起名，但在最后盘下这间超市时，他想都没想就叫“好再来”，既然长途公路边几十家店铺都叫“好再来”，那就说明它经过市场检验；他学会对偷喝汽酒的儿子咆哮：“你喝一瓶，老子老远运来的100瓶就白做了，什么利润也没有了，你知道吗？”这是因为有一天，干渴的他喝了一瓶啤酒，女人歪斜的身影便从黑暗中移来，“喝吧，都喝光了。”他像是刚杀了人，十分负罪。
女人瘸掉是因为从三轮车上掉下来。当时她喊停车，可正爬坡的三轮车发出更猛烈的卡奔声，眼见掉在柏油路的一匹布就要不见了，她跳了下去。出院时她流了许多眼泪，但在手伸进铁盒后，悲伤止住了。钱盒里躺着很多钱，她像慈爱的祖母轻抚它们，她没有意识到这些粗暴的孩子这些年来早已弄坏她的腿、手指、门牙以及乳房，她和赵法才变成它谦卑的仆人，以至忘记自己曾是乡下最白的一对男女。有一晚行房，她在阴部抹点雪花膏，像死鱼一样摊开，带蒜味的嘴还在说着讨账的事，赵法才偏过头干完了，从此没再干。
很多红乌镇人都这样，不再行房，不再吹琴，有一天死掉，留下房子和存折。但赵法才在中年的末梢却出了点变故，那天技监局办公室主任打电话介绍远房亲戚来做收银员，他出门接，望见一幅在挂历里才会有的风景：一个高挑、白皙的年轻女子斜坐在光洋摩托上，一手捏着钥匙环上的玉佛，一手拢着耳边的发丝，对着他若有若无地笑。他躲过这行云流水的目光，像是被猛砍一刀，逃回超市。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世界上还有爱情这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