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年的年末，格雷格开始睡不好觉，尽管他过去的睡眠质量一直很好，他经常半夜起床，然后在屋子里四处游荡着摸索，一直持续好几个小时。“我丢了什么东西，我在找丢掉的那件东西。”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会这样回答。人们不禁联想，他一定是在寻找他的父亲，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做什么，而且无法明确地知道自己丢掉了什么。在我看来，他现在可能已经拥有了明确的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象征性（尽管还没有能够概念化）的意识。父亲去世后，格雷格一直感到悲伤。对我来说，他的这种反应真值得好好庆祝一番。
最美好的时光
1991年8月，我听说“感恩而死”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演唱会，这可是格雷格最喜欢的乐队。也是巧合，那年夏天，我和这个乐队的鼓手之一米基·哈特曾一起为音乐的医学疗效问题在参议院参加听证会。于是在演唱会开始前的最后时刻，我幸运地弄到门票，可以让格雷格坐着轮椅带着必须的物品进入现场，并且我们还得到了一个预留的好位置，刚好靠近增音板，那儿的声音效果是最棒的。
我在演唱会开始前作了这个安排，而且事先没有让格雷格知道，因为我担心万一座位的问题搞不定，会让格雷格失望。当我到医院里去接格雷格，告诉他今天要去看“感恩而死”的演唱会时，他显得非常兴奋。他快速换好了衣服，我们匆匆忙忙地把他推进车子里。车开到市中心的时候，我打开了车窗，纽约特有的声音和味道一下子扑了进来。我们穿过三十三大街，椒盐脆饼干的气味钻进了他的鼻子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声笑起来：“这就是世界上最正宗的纽约的味道了。”
拥挤的人群慢慢向麦迪逊广场花园汇集过来，大多数人都穿着扎染的T恤衫--我都20多年没见过这种扎染的T恤了，我自己都有感觉，似乎又回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或许那个年代从未远离。可惜的是，格雷格并不能看到眼前的人群，他肯定觉得自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格雷格不由自主地讲了起来--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开始回忆他记得的60年代的事情。
是啊，中央公园过去就有这样的集会活动。可是有一阵子没有过这样的活动了。至少有一年多了吧，可能吧，记不太清楚了……音乐会、歌曲、大麻、草地，所有的一切……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是在“爱与和平节”……美好的时光……很多事情都是从60年代开始的……迷幻摇滚、非暴力集会、谈情说爱的集会、吸烟……现在可是很少能够看到了……艾伦·金斯伯格，他开始经常在东村那边混的，或者是在中央公园。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最后一次见他，怎么说也是在一年多以前了吧……
格雷格说话时用的是一般现在时态，或者说差不多用的都是现在时。所有他谈到的事情，似乎并不遥远，就像是刚刚发生过的，用他的话说“也就是差不多一年前吧”，而且似乎那一切都还没有结束（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事说不定会再次发生）。在正常人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病态，在诊室测试会说这就是典型的时空错置，而此时此刻，面对向广场疯狂涌动着的人群，我们似乎又回到了60年代，又成了这个年代的一部分；而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一切，看起来几乎完全是自然和正常的。
在麦迪逊花园广场，我们找到了给格雷格的轮椅预留的位置，真的就在增音板的旁边。此时，格雷格的兴致越发高涨，人群中不断传来的呼喊声，让他兴奋得“就像是一只巨兽”。他说：“这儿的味道简直是太美妙了。”面对甜美但又充满嘈杂声音的空气，他大口地深深呼吸，“这是世界上让人觉得最痛快的味道了。”
乐队登上舞台之后，人群中的呐喊声变得更大声了，格雷格也随之欣喜若狂，开始用力拍着巴掌，扯开喉咙跟着叫了起来：“好啊！精彩！”然后是：“快开场啊！”接着是：“瘾君子，快开场！”停顿片刻，他对我说：“看啊，你看到那些鼓后的墓碑了吗？你看到理着非洲式发型的加西亚了吗？”他说话时的语气是那么确定，我一时也被他迷惑了，朝舞台看去。鼓后面根本没有什么墓碑，我这才意识到，刚刚那些话都只是格雷格心中的虚构。舞台上的加西亚头发已经花白，直直地垂在肩膀上。
“皮格彭！”格雷格又激动地喊道，“你看到皮格彭了吗？”
“没有，”我有些迟疑回答道，“他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他早就不在这个乐队里了。”
“不和乐队一起了？”格雷格吃惊地问，“怎么回事？那个家伙被抓起来了吗？”
“不，格雷格，他没有被捕。他已经去世了！”
“喔，这太可怕了!”格雷格摇着头，脸上的表情非常震惊。一分钟之后，他又用胳膊推搡我，“皮格彭！你看到皮格彭了吗？”一字不差，就是刚刚问过我的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巨大的、具有强大冲击力的声浪让??无法自拔，他随着节奏拍着巴掌，跺着脚，跟着一起叫嚷。“感恩而死！感恩而死！”之后，叫嚷的节奏慢了下来，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大声喊：“我们--要听--‘工人之死’！”然后是：“烟草路！烟草路！”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的名字。他叫着它，一直到演出开始。
乐队的开场是一首老歌。“艾科，艾科。”格雷格兴致勃勃地跟着唱起来，而且彻底放开，唱得肆无忌惮。显然，他还记得所有的歌词，而且他对其中那段带有非洲音乐色彩的合唱沉醉不已。现在，整个麦迪逊广场花园也都彻底沉醉在音乐之中，18 000名观众一起欢呼呐喊，每个人都激动得难以自控，所有人的神经系统似乎都产生了共振，完全融为一体。
演唱会的前半场大多是乐队早期的作品，都是在60年代流行的，格雷格很熟悉它们，很爱听，也都能跟着哼唱。他充沛的精力和快乐的表情让我惊奇。他拍着巴掌唱个不停，和平常看来总是虚弱、疲惫的格雷格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的注意力是持续的，这一切让他就像换了个人一样，这种情况在他身上是很少能够见到的。眼前的格雷格一点也不像一个健忘症患者，看不出他有额叶综合征的任何表现。此时此刻，他表现得完全正常，音乐仿佛用自己的力量、自身的有序性、特有的精神，把他彻底融化了。
我曾想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演唱会中场休息的时候离开。毕竟，他是个残疾人，坐在轮椅里，已经有20多年没有来过演唱会的现场。但是格雷格说：“不，我要留下来，我想要看完整场演唱会。”他的态度很明确，也有自主性。看到他的这种反应，我非常高兴；很长时间了，包括在医院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他对生活毫无变化的屈从态度。于是，我们留了下来，在演唱会的间隙，我们还到了后台，在那里，格雷格得到了一大块椒盐脆饼干，和米基·哈特见了面，还和他交谈了几句。在此之前，他看上去还是有些疲惫、面色苍白，但是因为这次碰面，现在的他红光满面，再一次焕发出活力，急着想要回去继续听更多的音乐。
但是，演唱会的后半场，格雷格却表现得有些奇怪：尽管风格大致相仿，但更多的歌曲是70年代中期和后期写的，歌词也不再是他所熟悉的了。不过，他还是乐于享受，拍着巴掌，跟着一起哼唱，有时候还跟着音乐自己编几句歌词。再接下去，就完全都是新歌了，与过去的风格截然不同，比如《毕加索，月亮》，这种晦涩深沉的和声还有电子合成器的演奏在20世纪60年代是不可能有的，也是不可想象的。格雷格对这些很有兴趣，不过感觉非常迷惑。“这些东西太诡异了，”他说，“以前我从没有听过。”他很认真地听着，表情有些许惊恐和不知所措，感觉就像是看到了一种陌生的动物、一个新的星球、一个新的世界。“我猜想，这是一种全新的实验性音乐，”他说，“以前从未有过。有未来感……可能未来的音乐就应该是这样。”他听到的更新一些的歌曲，已经完全在他的想象之外了，甚至让他觉得和“感恩而死”乐队不再有任何的联系，让他惊诧不已。毫无疑问，他听到的还是这个乐队的音乐，但是后期的这些作品，已经完全是让他很难接受的“未来之音”了--这就像是晚年的贝多芬在1800年的音乐会上要演奏后期的音乐带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太棒了！”我们从广场花园出来之后，他告诉我说，“我会一直记着这次演出。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在车上播放了“感恩而死”的一些唱片，想要让他对演唱会的记忆尽量保留得更长一点，更充分一点。我担心，如果我不再播放这些歌曲的话，所有演唱会的记忆会在他的头脑中被迅速抹去。就这样，格雷格情绪饱满地跟着唱了一路，当我们回到医院，要分别的时候，他依然沉浸在演唱会的喜悦之中。
第二天，我一早就到了医院。我发现格雷格在饭厅里一个人面朝墙坐着。我问他关于“感恩而死”的事情--“你觉得这个乐队怎么样？”“一个伟大的组合，”他回答说，“我非常喜欢他们。我在中央公园听过他们的演唱会。”
“没错,”我说，“你对我说过。但是之后，你还看过他们的演出吗？你不是刚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听过他们的演唱会吗？”
“不，”他回答，“我可从来没有去过麦迪逊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