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她到北京读书，父亲跟随她一起北上打工。
她从没有去看望过父亲，她亦无法找到他工作的地方。她只从父亲口中，模糊知道他在一个新开发的工地上，做风餐露宿的民工，每个月领了钱，便会定时地打到她的卡上。她也曾想过要去找他，像别的同学那样，领着他到学校四处转转，哪怕，只是在食堂里吃一顿简单的饭。但北京那么大，去任何一个地方，似乎都需要在公交地铁上辗转换乘，所以她想，或许他们彼此，在北京，很难会有见面的机会。
她知道自己在心底，其实并不希望父亲能来看她。尽管她从小敬畏于他，从不曾因为他身份卑微，而觉得难堪或是尴尬。但来到繁华的北京，她总觉得自己似一粒无助的沙子，被海滩上的行人随意地踩着，又随时会有被风浪卷下深海去的惶恐和茫然。宿舍的女孩子们都忙着恋爱，跳舞，或奔各式的艺术展。唯独她，来自寂寞的乡村，又拙于言辞，在别人已经很快跳上喧嚣热闹的列车时，她却被滞留在了孤独的小站上，眼看着火车载着那欢笑的一群，开往她再也无法抵达的似锦繁花，而她，连呼唤的力气，都没有。
她也羡慕常能收到父母包裹或是电话的舍友，看她们故意大惊小叫地在她面前，将漂亮的衣服、好吃的特产，孔雀开屏一样地展示给她；或者听他们在电话里，温柔地朝父母撒娇，声音如一朵花儿，看似羞涩无比，却是拿最耀眼的色彩，刺伤了她的眼睛。她们与父母家人远隔千里，却如同近在咫尺；而她与父亲，明明都同在北京，却似远隔天涯。常有舍友在挂掉电话后，装作漫不经心地问她，何时你的父母会来看你？她总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说，他们忙呢。
这也是父亲曾给过她的理由。他来到北京，只主动地给她通过一次电话，听得出是在嘈杂的工地上，借了别人的手机，只匆匆地说，很忙，记得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会每月给你寄钱。她还没有来得及问及父亲的情况，便听见那边有人喊：“55秒了，快挂！”之后电话那端，便只剩“嘟嘟”的声音。她记得“话吧”的老板，怪异地看她一样，那视线里鲜明的不屑，如一把尖锐的刀子，瞬间插入她的身体。
她一直以为，在北京各个工地间辗转的父亲，除非回家，与她再不会有相见的机会。但没有想到，她与他，却以那样难堪的方式，看到彼此。
是学校社团组织的一次电影展，她的舍友，临时有事，便让她在门口，帮忙发放“意见反馈表”，并照顾嘉宾。就在所有票都发完，嘉宾也一一列席，她打算回自己位置上，安心观看电影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争吵。她随了看热闹的人，走过去看，见穿了制服的门卫，正拉着一个明显是民工的男人，朝外走。到台阶处的时候，门卫用力地将男人一推，男人一个趔趄，便重重跌倒在台阶下的花池旁。周围一群同样衣着斑驳的民工，即刻一哄而上，将门卫拉下去。一片混乱的叫嚷声中，她渐渐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群在学校建筑工地的民工，听人说晚上礼堂里有免费的电影，便纷纷涌了过来；被推下花池的那个民工，假说找自己女儿，试图混进去看。门卫当然识破他们伎俩，几番争执，便有了她最初看到的那一幕。
礼堂里的灯渐次熄灭下去，她转身要走，背后突然就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我就是要找我女儿，她叫陈叶，学外语的。她一下子怔住了。那一刻，她觉得似乎被一根针，给定住了，她想要挪动脚步，却发觉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而且，愈是挣扎着想要逃脱，心底的疼痛，就来得愈是剧烈。
她最终，在人群的拥挤里，没有回头，迅速地走开去。但当所有的灯熄灭，电影在黑暗中开始，她的泪水，终于哗哗地流下来。
再也没有想到，父亲原是离她，如此地近，近到不过是几百米，便可以从那片喧嚣的工地，走到她的宿舍；近到她每天从5层的教室里，透过窗户，便能够看到不远处的脚手架上，蚂蚁一样忙碌的民工；近到她每天打饭，若是绕一段路，就会看到工地上，在初春的风沙里，坐在钢筋水泥上，埋头吃饭的那群劳作者。
可是，父亲却从来没有来找过她，直到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又被保安欺负，在一群民工的怂恿下，终于在礼堂门口喊出她的名字。
她与父亲，原都是没有勇气的人。只是，她的怯懦，是因为卑微；而父亲的躲闪，则是源自对她，最深的爱。
她总是不甘。从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不甘于在小镇上生活。
她很少跟我交流，尽管我只比她小了三岁。但这三岁的距离，却让我们之间，隔了千里万里。她不称呼我妹妹，我也不喊她姐姐。她觉得我根本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丫头，做她的跟屁虫都不够格。每次父母吵架的时候，她去请邻人帮忙劝架，我在她身后一路哭着，总是会被她无意中转身时冷漠的视线吓住。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害怕父母的争吵，她在巷子里走着的时候，有没有过犹豫和胆怯。她脸上的表情，永远都是淡定冷寂的，没有惶恐，也看不出希望，世界在她的心里，只是一面墙，她如果越过这堵墙，就可以走到外面美好的世界里去。
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她试图走出小镇的计划，一次次被父母和外力无情地碾碎。十六岁的时候，她爱上一个年长的男人，并试图与他逃走。但我一直怀疑她爱那个男人的意图，不过是为了借助于他，来抵达外面的世界。她与其说爱上他，不如说爱上了未知的迷幻般的幸福。她的力量太过弱小，不足以攀越小镇的围墙，走到那抹缤纷的色彩里去；所以她要找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男人，来帮她渡过。
这样的计划，当然以失败告终。我记得那个夏日的夜晚，乘凉的人都已摇着蒲扇回家入睡，窗外也听不见杂沓的脚步声，连狗的喘息都微弱下去了，父母突然推门进来，掀开她的被子，一巴掌将迷糊睡着的她打醒。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高声地责骂她，或者羞辱她，他们觉得丢人，尽管小镇上所有的人都已睡去，可还是将声音压到极低。我睡在她的旁边，假装已经入梦，耳朵里却有一根针，一下下地扎着，很疼。我很想抱住一旁的她，给她一些温暖，尽管那是夏日，蚊子热得都没有了力气。可我还是看到她抖动的双肩，无处可逃的惶恐。羞耻的掌印，不仅仅打在了她的脸上，还有心里。她用所有的力气，证明着自己的清白，却最终在父母那里，换来的不过是更严厉的苛责。
她的唇彩连同耳环，全部被母亲扔到了小镇的臭水沟里。她引以为傲的身体，依然在绽放和成长，可是她的心，却在几年后，被一场父母谈定的婚姻，给束缚住，连喘息的机会，都不再有。
她出嫁的时候，我恰好考入大学。我找了理由，没有参加她的婚礼。听母亲说，她离家的时候，一滴泪都没有流，而且还笑着，似乎她要奔去的，是一个可以呵护住她的梦想的家园。但我知道那个男人她并不满意，她只是觉得可以暂时地栖息，离开父母的管束和训斥。或者，作为一个跳板，到饱满丰盈的未来里去。
这样的不甘，注定了这一场婚姻，没有爱情，也了无希望。她在渺茫中支撑着自己，生了孩子，并将三年的时间，全部交付给了平淡无趣的家庭，而后在送孩子去读幼儿园的一天午后，她站在拥挤的学校门口，突然觉出一生如此消耗的庸常和悲哀。母亲说，她的出走，毫无征兆。但我却明白，她从16岁那年，从母亲将她的唇彩扔进污水中的那一刻，就已经蓄谋好了这一场出走。她因此心肠变得冷硬，甚至连女儿都可以不要。
她给我打电话要钱的时候，我竟是不知道拒绝，但也不知道如何与她开口说话，又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交流过了，在一个家里，却像两个彼此陌生的女子。她只是低声但却坚定地说了一句话：借我两千块钱，我会还你的。依然是连妹妹都没有称呼，可是我的心里，却涌起一股源自血脉亲缘上的温暖。就像，那个多年前的夜晚，我用一颗紧张的心，陪她一起历经了成长中无法逃脱的伤悲一样。
我没有问她去了哪里。或许从一开始出逃，她就特意地将我的手机号码牢牢地记下，知道只有我才会帮她，知道我们之间多年的隔膜，其实都是伪装，知道只有一路读书并逃出了小镇的我，才可以理解她的种种不甘与逃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