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在井上身上的那一枪同样狠狠刺痛了拉蒙特。还没等他从受挫的情绪中恢复过来，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他的另一位主要的日本朋友团琢磨男爵（三井银行首席执行官）不久也惨死在了血盟会的手中。“柳条湖事件”爆发时，拉蒙特帮他的日本主子编织了一个精美的谎言，并设法让自己也相信了它。然而现在，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让他失去了自欺欺人的依据和勇气。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出动飞机轰炸了人口密集的上海市郊区。无辜的中国平民死伤惨重，许多珍贵的建筑毁于一旦（例如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日本人无耻地再次恶人先告状，指责中国人挑衅。不过，这一次，暴行被记录进了记者的镜头。电影胶片将日本在中国大屠杀的镜头带进了美国的电影院。拉蒙特对此无比沮丧。回想起自己曾经亲自捉刀的那篇新闻稿，他一定听到了内心深处那记响亮的耳光声。摩根银行的其他合伙人也逐渐清醒过来。
曾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人在为“担惊受怕的中国百姓建立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的莱芬韦尔，检讨似的在一封信中表示：“日本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彻底打消我对日本人的同情。”不过，人要承认错误也是需要勇气的。此后拉蒙特的几次搞笑举动就让我们看到，叱咤风云的摩根“大当家”，在“知错就改”这项考试中严重不及格。经过对日本短暂的冷淡后，1932年，通过一名叫做桦山爱辅的日本人，拉蒙特与他的日本客户旧情复燃。他居然鼓励日本人像墨索里尼那样在美国建立一个“信息中心”，好利用自己最擅长的新闻“易容术”帮助日本恢复其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就凭这一点，给他扣个“法西斯鼓吹者”的帽子，真是一点也不冤。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拉蒙特又异想天开地建议美日双方发表一个贸易及和平关系的声明。他的结论是，有了这一纸声明，“关于战争的所有言论都会立即停止”。
此时的拉蒙特好像一个绝望的怨妇，声情并茂地呼唤着负心汉的回头——“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如果说，“柳条湖事件”后的那篇新闻稿还是拉蒙特权衡利弊、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的话，上述举动就实在显得有些无厘头了。我们很难用正常的逻辑分析来理解他的行为，只能把这些当作是拉蒙特受到强烈刺激之后得了“失心疯”的表现。好在，他没有疯多久。1934年，拉蒙特突然清醒过来，被愚弄的挫败感全部转化为深深的怨恨，他对日本人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此后，他不仅主张对日本人采取强硬态度，并且开始意识到法西斯势力同样是一种值得高度警惕的危险颜色。一封写给格伦费尔的信证明了他的清醒。在信中，拉蒙特情绪激动地提醒他的英国朋友：“现在产生了一个军事集团，它取代了20年代存在的公正的自由主义派政府……这个军事集团的所作所为跟年轻的德国纳粹如出一辙。”可惜，这份清醒来得有些晚了。此时的日本军国主义羽翼丰满，压根儿就不在乎摩根或者美国政府持什么态度。
如果，能够早点听到下面这段话，拉蒙特或许能够清醒得更及时一些。早在1931年，“柳条湖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就曾声称：“东方的盟主日本与西方的代表美国之间，早晚会爆发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战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作为战前准备，就必须先夺取中国满洲。”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在石原肆无忌惮地宣布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的时候，拉蒙特和他的摩根银行正任劳任怨地忙着替日本的侵略行动打圆场呢。1941年12月，石原所预言的那场“最后的战争”，最终因日本飞机扔进珍珠港那些雨点般的炸弹而全面爆发。自古多情空余恨，拉蒙特的心彻底凉了。除了前线美国士兵的枪声，拉蒙特本人显然也希望背信弃义的日本人听听他的声音——那年他亲自出马，同亨利·卢斯一起把8个援华组织合并成了援华联合会。不久，他又推动纽约银行监管委员会没收了战前为日本做财务代理的横滨正金银行的财产，日本人就此在华尔街销声匿迹了。亲手做完这一切后，拉蒙特怅然若失地回想起当年东京的夜晚，他与团琢磨男爵在小桥流水的宅院里品茶赏月，只觉一切不过是一场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