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我这些，每在讲解之余，各以自己的乡音吟哦给我听，父亲诵的是闽南调，母亲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从乡音深处召唤着我，对我都有异常的亲切。就这么，每晚就着摇曳的桐油灯光，一遍又一遍，有时低回，有时高亢，我习诵着这些古文、忘情地赞叹骈文的工整典丽，散文的开阖的。这样的反复吟咏，潜心体会，对于真正进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历史，涵泳文化，最为深刻、委婉。日后我在诗文之中展现的古典风格，正以桐油灯下的夜读为其源头。为此，我永远感激父母当日的启发。
不过那时为我启蒙的，还应该一提二舅父孙有孚先生。那时我们是在悦来场的乡下，住在一座朱氏宗祠里，山下是南去的嘉陵江，涛声日夜不断，入夜尤其撼耳。二舅父家就在附近的另一个山头，和朱家祠堂隔谷相望。父亲经常在重庆城里办公，只有母亲带我住在乡下，教授古文这件事就由二舅父来接手。他比父亲要闲，旧学造诣也比较高，而且更加喜欢美文，正合我的抒情倾向。
他为我讲了前后《赤壁赋》和《秋声赋》，一面捧着水烟筒，不时滋滋地抽吸，一面为我娓娓释义，哦哦诵读。他的乡音同于母亲，近于吴侬软语，纤秀之中透出儒雅。他家中藏书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一部插图动人的线装《聊斋志异》。二舅父和父亲那一代，认为这种书轻挑侧艳，只宜偶尔消遣，当然不会鼓励子弟去读。好在二舅父也不怎么反对，课余任我取阅，纵容我神游于人鬼之间。
后来父亲又找来《古文笔法百篇》和《幼学琼林》、《东莱博议》之类，抽教了一些。长夏的午后，吃罢绿豆汤，父亲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细览他的《纲鉴易知录》，一面叹息盛衰之理，我则畅读旧小说，尤其耽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甚至《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七侠五义》、《包公案》、《平山冷燕》等等也在闲观之列，但看得最入神也最仔细的，是《三国演义》，连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雾迷江赋》也读了好几遍。至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要到进了大学才认真阅读。当时初看《红楼梦》，只觉其婆婆妈妈，很不耐烦，竟半途而废。早在高中时代，我的英文已经颇有边境，可以自修《莎氏乐府本事》（TalsfromShakespeare：byCharlesLamb），甚至试译拜伦《海罗德公子游记》（ChildeHarold’sPilgrimage）的片段。只怪我野心太大，头绪太多，所以读中国作品也未能全力以赴。
我一直认为，不读旧小说难谓中国的读书人。“高眉”（high-brow）的古典文学固然是在诗文与史哲，但“低眉”（low-brow）的旧小说与民谣、地方戏之类，却为市井与江湖的文化所寄，上至骚人墨客，下至走卒贩夫，广为雅俗共赏。身为中国人而不识关公、包公、武松、薛仁贵、孙悟空、林黛玉，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庄、骚、李、杜、韩、柳、欧、苏是古典之范，则西游、水浒、三国、红楼正是民俗之根，有如圆规，缺其一脚必难成其圆。
读中国的旧小说，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认识旧社会的民情风土、市井江湖，为儒道释俗化的三教文化作一注脚；另一则是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搭一桥梁，俾在两岸自由来往。当代学者慨叹学子中文程度日低，开出来的药方常是“多读古书”。其实目前学生中文之病已近膏肓，勉强吞咽几丸孟子或史记，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根底太弱，虚不受补。倒是旧小说融贯文白，不但语言生动，句法自然，而且平仄妥帖，词汇丰富；用白话写的，有口语的流畅，无西化之夹生，可谓旧社会白话文的“原汤正味”，而用文话写的，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与唐人传奇之类，亦属浅近文言，便于白话过渡。加以故事引人入胜，这些小说最能使青年读者潜化于无形，耽读之余，不知不觉就把中文摸熟弄通，虽不足从事什么声韵训诂，至少可以做到文从字顺，达意通情。
我那一代的中学生，非但没有电视，也难得看到电影，甚至广播也不普及。声色之娱，恐怕只有靠话剧了，所以那是话剧的黄金时代。一位穷乡僻壤的少年要享受故事，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读旧小说。加以考试压力不大，都市娱乐的诱惑不多而且太远，而长夏午寐之余，隆冬雪窗之内，常与诸葛亮、秦叔宝为伍，其乐何输今日的磁碟、录影带、卡拉OK？而更幸运的，是在“且听下回分解”之余，我们那一代的小“看官”们竟把中文读通了。
同学之间互勉的风气也很重要。巴蜀文风颇盛，民间素来重视旧学，可谓弦歌不辍。我的四川同学家里常见线装藏书，有的可能还是珍本，不免拿来校中炫耀，乃得奇书共赏。当时中学生之间，流行的课外读物分为三类：即古典文学，尤其是旧小说；新文学，尤其是三十年代白话小说：翻译文学，尤其是帝俄与苏联的小说；三类之中，我对后面两类并不太热衷，一来因为我勤读英文，进步很快，准备日后直接欣赏原文，至少可读英译本；二来我对当时西化而生硬的新文学文体，多无好感，对一般新诗，尤其是普罗八股，实在看不上眼。同班的吴显恕是蜀人，家多古典藏书，常携来与我共赏，每遇奇文妙句，辄同声啧啧。有一次我们迷上了《西厢记》，爱不释手，甚至会趁下课的十分钟展卷共读，碰上空堂，更并坐在校园的石阶上，膝头摊开张生的苦恋，你一节，我一段，吟咏什么“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后来发现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也激赏了一阵，并传观彼此抄下的佳句。
至于诗词，则除了课本里的少量作品以外，老师和长辈并未着意为我启蒙，倒是性之相近，习以为常，可谓无师自通。当然起初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觉得美，觉得亲切而已。遇到典故多而背景曲折的作品，就感到隔了一层，纷繁的附注也不暇细读。不过热爱却是真的，从初中起就喜欢唐诗，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与宋之词，历大学时代而不衰。
最奇怪的，是我吟咏古诗的方式，虽得闽腔吴调的口授启蒙，兼采二舅父哦叹之音，日后竟然发展成唯我独有的曼吟回唱。一波三折，余韵不绝，跟长辈比较单调的诵法全然相异。五十年来，每逢独处寂寞，例如异国的风朝雪夜，或是高速长途独自驾驶，便纵情朗吟“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或是“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顿觉太白、东坡就在肘边，一股豪气上涌唐宋。若是吟起更高古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意兴就更加苍凉了。
《晋书·王敦传》说王敦酒后，辄咏曹操这四句古诗。一边用玉如意敲打唾壶作节拍，壶边尽缺。清朝的名诗人龚自珍有这么一首七绝：“回肠荡气感精灵，座客苍凉酒半醒。自别吴郎高咏减，珊瑚击碎有谁听？”说的正是这种酒酣耳热，纵情朗吟，而四座共鸣的豪兴。这也正是中国古典诗感性的生命所在。只用今日的国语来读古诗或者默念，只恐永远难以和李杜呼吸相通，太可惜了。
前年十月，我在英国六个城市巡回诵诗。每次在朗诵自己作品六七首的英译之后，我一定选一两首中国古诗，先读其英译，然后朗吟原文。吟声一断，掌声立起，反应之热烈，从无例外。足见诗之朗诵具有超乎意义的感染性，不幸这种感性教育今已荡然无存，与书法同一式微。
去年十二月，我在“第二届中国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对各国的汉学家报告我中译王尔德喜剧《温夫人的扇子》的经验，说王尔德的文字好炫才气，每令译者“望洋兴叹”而难以下笔，但是有些地方碰巧，我的译文也会胜过他的原文。众多学者吃了一惊，一起抬头等待下文。我说：“有些地方，例如对仗，英文根本比不上中文。在这种地方，原文不如译文，不是王尔德不如我，而是他捞过了界，竟以英文的弱点来碰中文的强势。”
我以身为中国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为幸。
一九九三年一月
从古典诗到现代诗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由于笔者获得本年度“中国文艺协会”的新诗奖，吕天行先生嘱为《自由青年》写一篇自述写诗经过的文章。我一向畏惧这种自我宣传的文字，因为它不是装腔作势，自贬到一无是处，便是转弯抹角，自捧到俨若大师；而无论自贬自捧，其风格总是庸俗的。此处我只拟略谈自己从古典诗到现代诗的欣赏与创作的过程，以及目前我个人对中国现代诗的看法。前者也许对那些迄犹迷恋古典诗而患着“现代色盲症”的青年朋友有点帮助；后者也许可以供那些误入现代诗歧途或徘徊在现代诗斑马线上的作者作一参考，也借以巩固我自己的信心。写诗已逾十年，并且译过诗，编过诗刊，写过诗论，现正在外文系讲授英美诗的我，绝无意在此伪作谦逊之态，把自己说成与诗绝缘的人。但是在接受奖章、遭受镁光灯电击之际，我内心惶恐着、空虚着，我想到被火车断尸的杨唤，流浪在湄公河畔的望尧，卖旧书以糊口的梦蝶，退伍后一直缄默的阮囊……那么多的现代诗人在无名无利的“无人地带”努力着，但知高歌，不知饿死！现代诗仍被人曲解着，冷落着，虽然它将来终有大成的一日，虽然将来也许有一位现代诗人可以铸铜像，上邮票，但绝大多数的作者必须失败于先。不是每一块石头都能被置于金字塔尖的。
一
我开始写新诗，现在回想起来，已是十三年的事了。那时我正在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读书，对于英诗实在不甚了了，对于新诗涉猎甚少，倒是在旧诗里已经浸淫过一段时期。在那以前，我是旧诗的信徒，且鄙视新诗。我还清晰地记得，当自己初入金陵大学外一时，有几位同班同学正一股劲儿在写所谓新诗，而我呢，还在七言五言的平平仄仄里和缪斯捉迷藏。他们笑我的落伍，我也看不惯他们那种新诗，因为实在是兑了许多水的诗意大稀的分行散文，徒有普罗姿态，挥几个左倾的手势而已。当时文坛上左倾之风盛极一时，从我者前进，逆我者反动，从我者为时代的鼓手，逆我者为布尔乔亚，为颓废的作家。在这种龙卷风的摇撼下，能像梁实秋先生那么屹立无恙的自由作家，实在没有几个人。真的，在大陆时代，一位诗人在进入艺术之前，尚须克服这种政治惶惑症。无可讳言地，我惶惑着——在“大众的艺术”与“个人的艺术”之间。
二
我最早接触到的新诗，是《凤凰》和《烙印》。事实上，这两本诗集都不能算杰作，可是对于年轻的我，颇发生一点影响。到了大二那年，由于一本叫《诗的艺术》的批评文集的介绍，我接触到卞之琳和冯至的作品。加上对于英国浪漫诗人及惠特曼的一点起码的原文知识，我便开始写“新诗”了。无可否认地，当时的试作多少带一点幼稚的普罗色彩，但居然在厦门的《星光》和《江声》两家报纸登了好几首。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星光》报上，有位厦大的同学写了一篇文章，从左翼狭窄的角度，攻击莎士比亚，说他是什么宫廷的御用文人。我看了非常气愤，也投了一文驳斥，结果引起一场小小的论战。老实说，一位大二的学生，做什么莎士比亚？我写文章抗议，只是说明我讨厌那种心胸狭窄、有意歪曲的左倾理论而已。
共产党军队大举南下，我随家庭避难到香港。一个中国人生活在那块殖民地上，原是十分痛苦的事。面临空前的大动乱，生活在港币悲哀的音乐里，我无诗。我常去红色书店里翻阅大陆出版的小册子，我觉得那些作品固然热闹，但离艺术的世界太远了。我失望，我幻灭。我知道自己必须在台湾海峡的两岸，作一抉择。而最苦恼的是，我缺乏一位真正热爱文学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劝我回大陆，不久他自己真这样做了。我没有去。最后我踏上来基隆的海船。那是一九五○年的夏天，舟山撤退的前夕。
三
初践斯土，我觉得“美丽的岛”上没有像样的大学，但是气氛很自由，创作空间很大，发表园地十分公开。我立志要成为一位新诗人。当时我参加插班生考试，同时考取了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和师范学院英语系二年级，结果我进了台大。其时台大外文系的文学气氛十分稀薄，尤其一些修女讲授的散文课，实在是变相的传道，乏味得很。可是英千里先生的“英诗”一课，给我很大的启示。可惜他不讲现代诗，否则我的接近英美现代诗将提早几年。
我在台湾的第一篇稿是发表在《新生副刊》的，那是一九五○年六月的事。其后我不断投稿，先后在“中华副刊”和“中央副刊”登载。自一九五○年夏天迄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先后在中副发表的诗约有两百首。早期的诗，大半是传统的抒情小品，清新娱人，步五四之后尘，继“骑士诗人”之余绪，亦即艾略特评叶芝早期作品时所谓的“宜于诗选的小品”（anthologypieces）。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一九五六年，才渐渐开始有了变化。没有经过这种变化，我的作品不会现代化起来。这是我创作生命上极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