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28日，蒋介石国民政府经再三慎重考虑，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设立国民政府驻藏机构。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正式成立，“以前之留藏人员等项组织及名义即行撤销”，月经费为5000元，设正副处长各一人。吴忠信在国民党中属元老派，与蒋介石有异乎寻常的关系（其女系蒋之干女儿，蒋纬国亦曾由吴妻抚养〕，他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入藏，可见国民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高度重视。
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人的唆使下，突然宣布成立所谓“外交局”，由札萨索康及贡觉仲尼主管其事，噶厦还致函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今后汉藏间事无巨细，请径向该机关（即外交局）洽办。办事处所有各案已交该局办理，自本日起，一切事情请处长向该局接洽，勿直接与噶厦提说。”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采取种种手段，逼办事处与外交局发生关系，竟无故逮捕在拉萨的汉人，施以酷刑，一面示意办事处，如果肯去“外交局”交涉，可以立刻释放并进行赔偿。此计不成，便进一步断绝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供应，企图以此要挟，迫使驻藏办事处与其“外交局”建立联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当即电呈中央报告藏情，指出“……查外交局性质系与外国洽办事件之机关，今噶厦告职须向该局洽办一切事件，是视中央为外国，示西藏为独立国。如我予以承认，则前此国际条约所订西藏为中国领土之文无形消失，而西藏与外国所订明密各约未为中央所承认者，无形有效。事关重大，中央似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中央驻藏官员仍须照旧与噶厦接洽一切事件”，并说明“事关我国对藏之领土主权，祈请速决大计，指示应付方针”。与此同时，驻藏办事处与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小撮人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中央政府接电后，即由行政院发布训令曰：藏方设置该机构“则应遵守下列两事：（甲）有关国家利益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秉承中央意旨处理。（乙）中央与西藏一切往还接洽方式仍应照旧，不得经由上述外务机构等因”。后又电告驻藏办事处：“仍照旧例接洽，不得与‘外交局’发生任何联系。西藏既新设此局，以图无形中转变中藏旧有联系……自必坚持到底，虽陷僵局，亦不顾之。”
同时，国民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如不撤销前议，则派军入藏，不惜以武力解决。由于中央政府的强硬态度及全国人民的抗议谴责，加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坚决执行中央决议，始终未进“外交局”，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改变方式。1943年5月，西藏地方驻京办事处人员专门就此事向国民政府首脑转达噶厦及民众大会决议，表示“……现仅向中央声辩，外交局非新设机关，但中央如仍拒绝接洽，拟让步，另设机关与驻藏办事处往还……”，并表示西藏要与中央保持感情，不断绝与中央驻西藏办事处的关系。至此，英帝策划的这一阴谋宣告破产。此即所谓“外交局”事件。丘吉尔故有此问。
1949年7月8日，摄政达札等人在帝国主义分子黎吉生的策动下,为了阻止已经南下的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制造了一场“驱逐国民政府在拉萨所设办事处及汉人、巴塘人事件”。他们强令驻藏办事处及其他人员限期离藏，同时封锁邮电通讯，派兵包围办事处、电台、学校等处。驻藏人员及其眷属被迫分三批，在噶厦规定的时限内，取道印度返回内地。
7月20日，第三批以陈锡璋为首的办事处官员由拉萨启程，离开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制造的这次事件，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及亲帝分子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所谓“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纯粹是一个借口，正如当时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罗家伦嘲讽的那样，“办事处人员绝非共产党”，西藏地方这种做法，无异于“在高原上钓大海红鱼”，“太天真而幼稚”“政治上更是何等的不聪明”。
回顾1911年至1949年近四十年的历史，西藏地方因帝国主义的捣乱，始终处于动荡不已之中，但广大僧俗群众仍“倾心内向”，民国历届中央政府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坚持维护我国对西藏的主权原则，先后设立驻藏办事长官公署、驻藏办事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
总之，民国时期，在中央和西藏关系不正常这层迷雾的背后，中国政府从未放弃过对西藏地方拥有的主权；中央政府驻藏机构，尤其是后期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维护主权做出了巨大贡献，使西藏地方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未脱离过祖国。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那些妄想分裂祖国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
蒋介石退居台湾，美国人知道台湾离不开他们，所以猖狂地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搞西藏独立。然而对于国家主权问题，蒋介石仍然是有原则的，决不会让步的。这方面，他的确是爱国的。
国共内战造成了两岸的分隔分治，蒋介石为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现在这句话还一直流传着，当给那些狂热的台独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值得肯定的。
蒋介石虽然远在台湾，但此时对金三角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了如指掌，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高效的情报系统和得力的干将。美国人和李弥的“阴谋”当然也瞒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李弥还叫嚣要做什么“缅甸王”，不把他老人家放在眼里。所以将李弥诱骗返台，然后软禁。
但是，李弥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做“缅甸王”，脱离台湾搞独立吗？他要独立倒是有非常充裕的条件的：一则有强大的美国、英国等作支持；二则金三角地域广大，是台湾的七倍，且有能征善战的部队和颇为强大的物质装备；三则此处位置优越，处于三不管地带，而且天高皇帝远，台湾拿他也没办法，老蒋对他的约束主要靠他对党国的忠诚和对三民主义的信仰。
关于云南省主席兼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李弥被诱骗至台湾软禁一说，民间有多种版本，台湾官方未见证实。一种说法说李弥想做“缅北王”的狂言触动了蒋“总统”的忌讳。一种说法是李弥在统领残军期间虽然有功，但他却大吃军饷，中饱私囊。某个神秘人物在老蒋那儿告了他一状。老蒋在大陆时就深感国民党军队腐败之风盛行，对国家政治风气和军队作战能力影响极大。退到台湾稳定了阵脚以后即对此痛加整顿，李弥再行此风，可以说是撞到了枪口上。总之，众说纷纭，一犬吠影，每至于百犬吠声。
三十年后，晚年的李弥在台湾出版一本自传，对这段对他个人至关重要的历史一笔带过，称：接台湾“国防部”急电，要我立刻赴台出席。当时有幕僚劝我以副总指挥代行出席，我不允，到台后以身体不好为由，不再返回金三角。
这段含糊其辞的话中有许多隐情：为什么幕僚要劝其以副总指挥代行出席？为什么“我不允”？到台后为什么“以身体不好为由”留下？
多年后李弥的一位前幕僚说：“多数人都劝李主席不去，台湾传说很多，早已有所耳闻，李主席犹豫不决。他说不去正好给了别人口实，没有的事情也就有了，老头子疑心重，当面解释还要好些。”
至于为何要说“缅甸王”的一番话，幕僚回答：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李主席是想在美国人和台湾之间打张牌，既不能全听美国人的，也不能太受制于台湾。既要更多美国援助，又要更大权力，没想到老“总统”就使出那一招。
看来，李弥其实还是无辜的，他是个忠臣。他绝不是想谋反，只不过想多得一些美国援助，多得一些自主权，把金三角的事业再做大些，做轰轰烈烈些，于是他遭到了某些政治家的迫害。
台湾舆论界用了四个字——“孤臣孽子”来评价李弥，认为李弥的命运更像宋朝的岳飞，一心要救主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却没有好下场。
失去权力、第三次沦为光杆儿司令的李弥重新坐起了冷板凳。躺在居所里，李弥心情无比沉重，对自己祸从口出触怒“总统”大人悔恨已极。他点着一支烟，在袅袅散开的轻烟中，展开苦闷的回忆，整理失落的过去。
这时，一本书进入他的眼帘，那是司马迁的《史记?淮阴侯列传》。想起韩信，曾经的“一字并肩王”也落得一个身败名裂最后惨死的结局，这位曾被台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博士誉为“中国之加里波的”的国民党将军长叹了一口气。其实，他和老蒋的关系，与韩信和汉高祖刘邦的关系又有何不同呢？刘邦用韩信为大将，却三次用诈术对付他：韩信平定赵国后，刘邦从成皋渡河，早晨自称汉使驰入韩信军营，韩信尚未起床，刘邦就进入他的卧室，夺其印信符节，重新任命将领们的职位；项羽死后，刘邦再次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收取韩信的军权；最后假托巡游云梦而捉拿了韩信，将其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并最终由夫人吕雉将其处死。韩信的悲剧在于，他于谋反一事，犹豫不决；他对于高祖刘邦，是既敬又怕，既依赖又反感，就这样在犹犹豫豫中丢了性命，身败名裂。看来，还是秦朝时代的大将王翦聪明。秦始皇把全国军队60万人都交给王翦去攻打楚国，王翦要谋反自立为帝易如反掌，对此秦始皇不能不有所疑忌。王翦深知秦始皇为人粗暴多疑，在出征途中先后五次派人回京，向秦始皇索要田园美宅，以突现自己顾家恋产，没有异志。果然深受秦始皇信任，最终功成名就，名利双收。
想起古人来，李弥顿感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毕竟韩信萌发了谋反之心，而自己毕竟是逞一时之快而已，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自己真要谋反的话，又怎会再到台湾来？如果真要叛国的话，柳元麟、李国辉，还有多数纵队司令，会跟他走吗？
想起刘邦，再比较一下蒋“总统”的为人和驭人之术，李弥不仅不寒而栗。想起张学良、杨虎城在老蒋手下的结局，老蒋对云南王龙云（李弥之妻龙慧娱的叔父）（软禁）、卢汉的行为，李弥不由得感慨万千……
想起美国人对他的策反，直接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他又恨又无可奈何。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就是穷人的尴尬。在人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吃人口软，拿人手软。五十年代轰动台湾的“孙立人谋反案”也近在眼前，和他的命运如出一辙。抗日名将孙立人的冤屈也在于他没有谋反，但是美国顾问进行了大量策反的间谍活动却是铁板事实。最后孙被囚禁达三十三年，其部下被判刑遭迫害受牵连者达五百余人。
看来军人是注定成不了政治家的，这就是李弥的悲剧。在没有硝烟的名利场上，阴险狡诈、深藏不露的政治家才是最后的赢家。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泪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李白《行路难》其三）这是历史的教训；“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曾国藩），这是智者的通达，可惜，李弥醒悟的太晚了！
当李弥被诱骗至台湾软禁后，据说蒋经国兴冲冲向父亲报告这一消息时，蒋介石沉默了片刻，说：“他回来了，就是一只死老虎，也不要急着去打，以免给美国人造成不合作的印象。还是给他一两个闲职养着，像个有功之臣的样子。”
儿子请示：“金三角方面如何改组？”
父亲说：“那个地方，不要搞太大规模，山高皇帝远，搞不好就成了独立王国，变成自家对头。联合国不是在声讨我们吗？可以公开撤退一些人回来，把李弥的旧部人马全部撤回来，也好给联合国做做姿态。”
儿子建议说：“剩下的队伍，是不是让柳元麟指挥？我看他是个效忠的人。”
老政治家看了小政治家一眼，未置可否，只是意味深长地说：“这件事你去做决定。官场之人，无论对谁都不要太相信。你给他权力他就会取代你，所以记住一条：决不能让他们羽翼长丰满。”他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自己的接班人说：“你是主子，他们是奴才，该打断他们腿时决不能手软！”
后来台湾秘密下达最高统帅令，以李弥突然中风为由，解除他云南省主席和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职务，调任台湾“国大”代表、中央评议委员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金三角由柳元麟指挥。根据台湾近年出版的史料，许多亲近李弥的友人回忆说，李弥直到逝世前都没有任何中风迹象，身腿自如，可见中风之说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借口。李弥从此退出历史舞台，销声匿迹。据说后来返璞归真，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1973年心脏病发作在台湾去世。
轰轰烈烈的“老李将军时代”在一片沉寂中悄然结束了，金三角光芒四射的太阳没入了地平线。
副总指挥柳元麟接受命令，负责从金三角撤退残军。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忠诚效忠“总统”大人的国民党将军，未来的金三角第三代领导人物。
柳元麟(1906～1997)：字天风，浙江慈溪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庐山中央军官训练团第六期、陆军大学将官第二期乙级班毕业。历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队区队长，浙江黄埔同学会办事处科员，第二十二师连长、副官，独立第三旅教导大队队长，第十八军驻杭州办事处副主任，第十一师特别党部中校秘书，三青团浙江支团组织科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卫团上校副团长，侍从室少将组长。1946年起任国民政府参军处警卫室副主任。1947年4月任“总统”侍从室少将副侍卫长，1948年9月授少将军衔。1949年春被李弥推荐到第八军任副军长，卢汉起义后被扣在昆明。1950年4月，与李弥夫人由滇西畹町逃亡金三角，任“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
由以上履历可以看出，这位副总指挥决非等闲之辈，他与李弥同为黄埔四期同学，后来又给李弥当副手，应该说与李弥关系很深。不同的是，李弥是把脑袋拴裤腰带上，靠军功一步步升迁，而柳元麟自黄埔毕业后一直从事文职工作。但柳元麟却比李弥具有先天优势，他是蒋“总统”的浙江小同乡，这一点对他的仕途至关重要。黄埔毕业后，他先后在南京和重庆做了十四年“总统”府侍卫官，只是后来因为一不小心得罪了某个大人物，被贬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幸逢同学李弥重组第八军，举荐他担任副军长。其实李弥提携同学很可能不是顾念旧情，而是一种投资眼光，因为柳元麟与南京官场关系极深，盘根错节，这恰恰是作为军人的李弥所缺少的。在第八军，柳元麟跟着李弥跑了一年的龙套，却没有直接指挥作战的实际经验。残军反攻云南之后的大发展时期，柳元麟又被蒋介石指派担任残军副总指挥，实则是蒋介石放在残军内部的眼线。在孟撒期间，柳元麟也只是在台湾与孟撒之间跑来跑去，没有对残军的训练和发展作出什么有实际意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