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对于每种美的情感要受到习俗和时尚如此之大的影响，那么也就不能指望我们对于行为的美的情感能够完全不受这些原则的支配。不过，在这里它们的这些影响似乎是要比在其他任何一处要小得多。也许，一种外界事物的外形，不论它是如何的荒谬和奇异，习俗都会使我们接受它，或者说时尚都会使它感到可爱。但是尼禄或克劳迪厄斯的品格和行为却是习俗永远也不会使我们接受，时尚永远也不会使它们变得可爱的。前者将总是恐惧和憎恨的对象，后者将总是鄙视和嘲笑的对象。我们的美感赖以建立的那些想象的原则其本性是非常优美而灵敏的，它们很容易通过习惯和教育而改变，但是道德上的赞同或不赞同的情感却是建立在人性最坚强和最强有力的激情上的。虽然它们可能变得有些乖戾，但不可能完全被颠倒。
不过，虽然习俗和时尚对道德情感的影响不可能有如此之大，但它与对其他任何方面的影响完全相似。当习俗和时尚与正误的天然原则相一致时，它们使我们的情感更加敏锐，同时增强我们对任何接近邪恶的东西的厌恶。那些从真正的良好的伙伴，而不是通常说的所谓的好伙伴中受到教育的人，他们在他们尊敬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们身上习惯于看到的不是别的，而是公正、谦逊、人道和井然有序；而与这些美德所要求的准则表现为不相一致的任何东西都会使他们感到震惊。相反，那些不幸成长于暴力、放荡、虚弱和非正义之中的人，虽然没有完全丧失对这类行为的不适宜感，却完全丧失了对它们的可怕的丑恶感或应有的报复和惩罚感。他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对它们司空见惯，习俗使它们成为他们的习惯，而且他们很容易把它们视作所谓的世道，妨碍他们成为诚实的人，而可能实践那些不好的东西。
时尚有时也推崇某种程度的混乱，并且相反，使那些应该受到尊敬的品质遭到羞辱。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一定程度的放荡被认为是自由教育的特色，根据那时的观念，它是与慷慨大方、真诚、高尚和忠诚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证明以这种态度行事的人是绅士，而不是一个清教徒。另一方面，举止庄重和行为端庄则全然不合时尚，而且在那个年代的想象中它是与说假话、狡诈、伪善和下流联系在了一起的。对于那些浅薄的人来说，大人物的不道德行为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把它们不仅与财富显赫联系在一起，而且与许多他们认为他们的上司们所有的许多较高的美德联系在了一起，与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与坦率、慷慨大方、仁慈和彬彬有礼联系在了一起。相反，下层人民的美德，他们的极其俭节，他们刻苦耐劳和严格地遵守规章制度在他们看来都是卑贱和令人不快的东西。他们把下层人民的这些美德既与那些品质通常所属的那个卑贱的地位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与他们想象的通常伴随下层人民的许多不道德行为联系在了一起，如卑下、怯懦、性情不好、说谎、小偷小摸。
不同职业和不同生活状态的人们所熟识的事物也十分不同，因而使他们对它们养成了不同的情感，这样自然而然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不同的品质和举止。我们在每一个阶层和职业中只能指望看到经验教导我们属于它那个阶层和职业的一般举止。但是如同在每一类物种中我们特别愿意看到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形态一样，它们每一部分和特征都与造物主看来在创造那类事物时所确立的共同标准最相吻合。我们在每一个阶层，或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每一种人的身上我们都特别愿意看到他们的特殊条件和地位通常所伴有那种品质，如果它能够是既不太多又不太少的话。我们常说，一个人应该像他的行业和职业，但是卖弄自己的职业又是令人不快的了。出于同样的理由，在不同的生活阶段有不同的行为举止。在老年人身上我们期望看到的是庄重的安详，老年的疾病、老年的经验以及迟钝了的感觉似乎使得老年的庄重和安详更显得自然而令人可敬。而在青年人身上，由于一切有趣的事物都很容易在生命的那个时期的未成熟的和没有实践经验的感官上留下生动活泼的印象，经验告诉我们从这些生动活泼的印象中我们可以指望看到年轻人的那种敏感、那种欢快和那种勃勃生气。不过，这两种不同的年龄都很容易有许多分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年轻人的情调的轻浮、老年人的没有感觉的迟钝都是同样令人不快的。按照通常的说法当青年人的行为举止中具有老年人的某些礼貌时，青年人就最可爱了；而当老年人仍保留有青年人的某些活泼时，老年人也是最可爱的人了。不过他们两者都很容易有过多的对方的东西。在老年人身上可以得到原谅的极端冷漠和呆板拘谨，如果出现在青年人身上就会使青年人变得滑稽可笑；青年人放纵的轻浮、漫不经心和虚荣，如果出现在老年人身上就会使老年人变得可鄙。
习俗使我们的独有的品质和举止适应每一个阶层和职业，这些品质和举止有时也许具有一种独立于习俗的适宜性，而且如果我们对生活在不同生活状态中人们的品质和举止所产生的自认影响的所有不同环境进行考虑，那么我们为了其自身原因就应赞同那些品质和举止。一个人的行为的适度并不取决于它对其所处地位的某一种环境的适应性，而是取决于它对其所处地位的所有环境的适应性。当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他的情况时，我们就会感到，所有的环境自然都应该引起他的注意。如果他对环境中的某一个过于重视，而忽视了其余的，那么我们就会不赞同他的行为，而把它视为某种我们不能全然接受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被调整到与其所处地位的所有环境恰到好处的程度。不过，也许在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要他关注时，他对主要使他感兴趣的事物所表示的激情并没有越过我们完全应该同情和赞同的程度。一个父亲在失去了独子后在私人生活中表现出的一定程度的悲痛和脆弱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如果这事发生在军队的首脑即一个将军的身上，而当时又是荣誉和社会安全需要他倾注其全部精力的时候，那就将是不可饶恕的了。在通常的情况下，宛如不同的事物应该只引起不同职业的人的关注一样，不同的激情自然就应成为他们所惯有的情感。而且当我们在这种具体方面深刻理解了他们的处境后，我们必然会意识到发生的每一事件应该自然而然地会根据它所激发起的情绪，与他们头脑中的固定的习惯和脾性对他们所产生的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不可以指望一个牧师对生活的乐趣和娱乐与一个官员对它们有同样的敏感。牧师的特殊职业就是要让世人都时刻记着等待着他们的可怕的未来，他的责任是向世人宣布任何违反责任的准则都可能带来的致命的后果。他本身就是要做出一个绝对遵守准则的范例。他似乎是传递音信的使者，那个音信既不能用轻浮来传达，也不能用冷漠来传达。人们设想他的脑子里应该是时刻被极为庄重和严肃的事物所占据，没有任何空间可以留给那些占据了全部放荡和作乐的人的头脑的那些琐碎的事物。因此，我们很容易地就会感觉到有一种不受制于习俗的举止的适宜性，习俗已经把它专门拨给了某种职业，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庄重、严肃和朴素更加适合于牧师的品质了，那也正是我们习惯于在他的行为中所期望看到的品质。这些看法是如此简单明白，没有什么人会那么粗心大意，有时竟不把它们当作他对这一阶层的人的日常品质而加以赞同的理由。
其他某些职业的习惯性的品质的基础就不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了。我们对它的赞同完全是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上，无须上述任何看法去加以确定，或使其具有活力。比方，我们习惯地把快活、轻浮和轻松自由以及某种程度的放荡附加在军人的职业上。而且，如果我们认真去思考什么脾性最适合于这种职业的话，也许，我们会很容易地做出判断：最严肃和思考最细密的性格最适合于那些时刻面临着异乎寻常危险的人，以及那些因此而必须比其他人更加经常地考虑死亡及其后果的人。不过，正是这个条件，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与这种性格相反的性格反倒在军人中如此普遍的原因。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需要做出如此大的努力，当我们沉着而细心地审视死亡时，我们会发现那些时刻要面对死亡的人，反而比较容易完全不去思考它，把自己裹在漫不经心的安全感和麻木不仁之中，并且为了这个目的而把自己沉溺于各种娱乐和放荡之中。军营并不是一个爱好思考或一个忧郁的人生活的天然环境，确实那一类人常常是非常果断，通过巨大的努力能够毫不动摇地去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但是要不断地面对尽管不是近在眼前的危险，必须长期做出一定程度的努力。这种努力会使人的心力交瘁、心情压抑，并且使其再也无法去享受一切幸福和欢乐。因而那些快活而漫不经心的人，他们全然不去做这种努力，他们从来也不去展望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在不断的寻欢作乐中全然忘却了对于他们处境的焦虑，因而他们更容易忍受这类环境。任何时候，出于某种特殊情况一个军官平白无故地想象会面临某种异乎寻常的危险时，他就会很容易地丧失他品格中的那种无忧无虑的欢快和放荡。一个城防队的队长通常是一个同其所有公民一样的清醒、认真和吝啬的人，出于同样的理由，长期的和平环境很容易缩小文职人员和军人两者之间的性格上的差异。不过军职人员的日常生活处境使得寻欢作乐和一定程度的放荡成为他们极为常见的品质，而习俗又在我们的想象中把这种品质如此紧密地与这种生活状态联系在了一起，致使我们对那些其特殊气质或处境没有能够使他们获得这种品质的人反而容易产生一些鄙视。我们嘲笑面孔严肃而认真的城防队员，因为他们与他们职业的面孔是如此不相称。他们自己看来也是常常为他们自己举止的循规蹈矩而感到羞愧，而且为了不脱离他们职业的时尚，他们也乐于伪装出绝非他们本性的轻浮。不论我们在某一可敬的阶层中的人们的身上习惯于看到的举止是什么，那么它在我们的想象中就与那个阶层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任何时候当我们看到了前者时，我们就指望我们会看到后者，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觉得缺少了点原来我们指望看到的什么东西。我们就会感到不自在，并且停下来，而不知道如何去谈论那种品质，因为它显然就是要伪装成一种不同于我们习惯于把它视作的那一类的品质。
同样，不同年代和不同国家的不同处境容易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共同地具有某些不同的品质，而且他们对于每种品质的特定程度的情感是应该受到责备还是表扬，也根据他们所在的国家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而不同。受到高度尊重的那种程度的礼貌也许在俄罗斯会被认为是女人气的谄媚，而在法国宫廷则可能被视作粗鲁和野蛮。某种程度的控制和节俭出现在波兰贵族的身上可能被认为是过分俭朴，而出现在阿姆斯特丹的公民身上则会被视为奢侈。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国家，在它们国家中受人尊敬的人们身上，通常可以见到的每种品质的程度被视作那个特定的才能或美德的平均值。而且由于这个平均值是变动的，由于不同的环境使这些不同品质多少成了他们的习惯，所以他们对于每种品质和行为的适度的标准也相应不同。
在文明的国家中，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上的美德要比建立在自我克制和对激情的控制上的那些美德受到更多的呵护。而在原始和野蛮的国家中，则正好相反，基于自我克制的美德比基于人道的美德受到了更多的呵护。在讲文明和讲礼貌的年代到处是安全和幸福，因而对蔑视危险、刻苦耐劳、忍饥挨饿和忍痛就得不到什么锻炼。人们可以很容易避免贫穷，因而蔑视贫穷几乎也就不再算是一种美德。对享乐进行节制的必需性也变得更少了，心灵可以更加自由地放松自己，沉溺在各种天生的爱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