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恒老师个头不高，短发梳得笔直发亮，江浙口音的高频音调总能控制好争执的对话，她不时地从藤编小篮中拿出些小册子和小纸片，一字一句地念着，其中有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内部刊物。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场被规定离开教室就不能再说的悄悄讨论，是在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后展开的。这场大讨论，一开始就超出了理论讨论的范围，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无论是支持或反对的一方，都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一场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说实话，我们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党内斗争问题的理论方向，但那次约半个月的讨论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师大知识分子们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敏锐把握和深切关注，以及对国家、对民族振兴的思考和对学生的引领。同学们也私下交流，深感大学里的学习不仅仅只是专业技能上的追求，更领悟到什么是“匹夫有责”的国家使命感。我想，这就是大学教会我们的大思考。
小黄楼的广播站
师大400米田径场西头那座欧式3层小黄楼，你一进校门穿过林荫大道就能看见它。4根简化了的罗马柱支撑着门面，1层的小卖部是当时全校唯一能买到糖果、汽水和学习用品的地方，2层是教工之家，3层左边是广播站、右边是校团委和武装部。小楼旁种着一棵棵大榕树和荔枝等果树，显得特别有文化、有情调。音专的林丽君同学推荐我到校广播站试试。我们的头儿是当时校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郭荣辉老师，我填了一张表，谈了几句后，他一抬头就说：“好吧，你明天就上广播站来报到。”广播站日常工作都是由学生在管理和运作，站长是中文系1975级的李治莹，我知道他来自龙岩，一口带卷音的普通话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同我一批来的中文系编辑黄宗平、王福贵，看样子都是身经百战，编审稿件时那个麻溜劲儿十分令人佩服。播音组的陈小红、陈阿敏据说原来都有列车播音员的经历。机管组当然就是物理系的老兄在把持。
广播站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有一个党支部，定期组织学习，在当时加入广播站的可是红舌，能将自己的声音传播全校的确是一种荣耀。物理系张之春副教授，长期在广播站与我们年轻学生一块儿值班，我的一些关于声学和音频的知识都是在认识他后了解的。当时广播站仓库里有许多老旧的中外音乐名曲大磁带，每到我值班时就让音乐长时间飘荡在校园中，那年头已听惯了红歌齐唱的人，对这些所谓“靡靡之音、外国之声”却也心驰神往，我也是在这个时期了解了大师的许多作品。当时广播站有一台超美牌大型电子管收音机，具备收音、录音、播放等功能，硕大的动圈喇叭大、中、小组合有推背敲胸之效，保证了非常优质的音色返原，据说整个福建省只有师大这一台，是大跃进时期超英赶美上海最尖端的产物。那年夏天我们在教工之家的会议室，策划了一场轰动校园的外国音乐欣赏会，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些在当时禁止播放的乐曲，请了音乐专业的老师和同学做现场讲解。会议室、窗外和走廊全都挤满了人，场面令人感动，从大家的凝重神情中我看到了发自内心的渴望。据说后来有人告状，郭荣辉老师还专门召集我们开会，他淡淡地说：“放了就放了，播了就播了，下不为例。”大家缩缩脖子，又开始准备第二天的稿件了。
多年后，郭荣辉老师当了福建省教委主任，我问他当年的“告状”之事，他说“我兜着呢”。恩师啊，至今我还直呼他“老师”，从未称他的官衔。当时团委、学生会可以让学生参与的社团活动虽然不多，但都有老师引领，学生主持参与，影响并培养了一批敢于实践的“活动积极分子”。
艺术系的大艺术生活
1979年夏天，师大成立了以艺术系音乐专业学生为主的艺术团，团长是刘以光副主任，我们利用暑期到泉州、漳州、厦门巡回演出。1978级黄镇同学指挥的双管制交响乐队演奏的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片断，严凤、片意欣同学漂亮的花腔女高音，黄明珠、陈华同学等人的新疆舞蹈《葡萄架下》等都是优秀的节目。我是艺术团唯一美术专业的参与者，友情出演独幕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和相声。当然，舞美景片都是美术专业1978级班长王耀伟领着庄南燕几个哥们整出来的，1977级的李晓伟在漳州还画了一批海报大肆张贴。高水平的演出，在三地引起了极大反响，场场爆满，连连加演，对扩大提升福建师大艺术系在社会的影响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毋庸置疑，我们的1977、1978级学弟、学妹们的确是精英。他们整体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养经常成为激起我们“嫉妒”之心和暗地里“竞争”的动力。当时的教学真是因才设课、因人施教，实践的机会很多，美术专业几乎每学期都到马尾造船厂、惠安渔村、平潭岛、厦门东渡港等地体验生活、写生创作，我们油画组谢意佳、高一呼、林以友老师的许多佳作都是他们带队下乡时和同学们一起写生创作的。系里各种专题的画展、各类型习唱习奏音乐会可以说每月都有，这样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方法，这种艺术多门类、多学科贯穿的人才培养模式，使1976、1977、1978级学生发挥了他们长期社会生活积淀的优势，个性特质得到极大张扬。那时期的艺术系，教师敬业、学生好学，歌声琴声夜半不断，以至于美术专业学生难以忍受，常常抛颜料瓶以表抗议。那时系里没有专职的辅导员，行政人员更少，1973级高材生翁振新留校后就担任了我们的辅导员。大家服他是从他每天晚上在宿舍表演速写开始的，专业的优势很快就获得我们的欢心和尊敬。一年后他到浙江美术学院进修，回来后就忙他的专业，学生基本实现自我管理，一点小矛盾一个大人式的握手就解决了。
那年的母校，同窗的岁月，一生的挚友。
（王福阳美术学院1976级校友，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副院长、教授）军旅生涯的一段“布衣”岁月
◎周涛
与我同名同姓亦是朋友的新疆军区作家周涛，写过一首不是成名作也至少是代表作的诗——《生命中有一段当兵的岁月》。20世纪80年代边境尚有战事，诗发表后风靡军营，传唱社会，激励了一茬茬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今天，当母校希望自己为建校105周年写些文字时，已穿了43年军装的我，不假思索，脑海里迸出文章的标题。就读长安山的4年“布衣”岁月，穿越时空，扑面而来。
我与老师
1977级，无疑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时代符号。作为终结10年“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恢复高考中榜的第一批本科生，我们一走进长安山校园，就感受到诸多“不一般”：分管1977级新生的，是中文系第一副主任，后来当了校长的陈一琴老师。给我们上专业课的，多由教研室主任领衔。就连我们打篮球比赛，余光一扫，咦，从系党总支副书记谢逸灼，到陈一琴副主任、李少园老师，站了一溜评点着、鼓掌着。
第一堂专业课，更是让我们印象深刻。那是写作教研室主任林可夫老师上的。尽管，123名新生中不乏发表过铅字的写手，有的同学还拿过福建省小说奖，头上戴着作家的光环，我也在解放军报上刊登过几篇文章，但林可夫老师以其精深的理论素养，和在黑龙江当记者的“实战经验”，把一堂写作课讲得丝丝入扣。文学“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的原理，在他的口中阐释得既准确——脉络清晰，又鲜活——触手可及。当我意识到课上完时，教室已被一片热烈掌声所淹没。不仅每个同学脸上布满了惊喜，就连林可夫老师，从黑红泛光的脸膛到微微翘起的嘴角，也都洋溢着一种餍足，似乎比学生还兴奋。第一堂外国文学课，也上得让人难以忘怀。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李万钧老师，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把一部西方文学史如数家珍地串讲了一遍，而且有时不看讲义，甚至不看学生，在教室里走来走去，边走边说……
我和同宿舍、也是陈一琴老师胞弟的陈一舟同学，交换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形成的共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国家的浩劫，当劫波渡尽，“科学的春天”降临时，1977级，要一股脑儿把被耽误了的青春时光、学生时代补回来，老师们，又何尝不想把压抑已久的知识储备，甚至是满腹经纶，火山迸发般释放出来！
双向的渴望，构成了1977级独特的师生关系。这关系可套用台湾歌手伍思凯所唱红的一首流行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这爱是炽热的。系里不仅将各教研室主任和孙绍振等知名教师倾情派出，为我们上专业课、讲选修课，有的课如孙绍振等老师讲课吸引得其他年级其他系学生也慕名而来，教室的窗台上都坐满了人。而且学校对1977级推出一系列改革与优惠。图书馆规定，每人每次借书不超过3本。不！系出面通融，1977级可以破例借3本书以上。莆田地区新闻报道组出身的甘玉莲同学，写作是强项，考试又格外认真，卷子写了20多页。没关系！主考老师一直陪着他，从上午陪考到下午2点。我和11名同学，入学初期通过考试，被特批免修写作、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3门课，腾出时间对学业作“深加工”……
这爱是无私的。陈一琴老师当时不仅当系领导，而且是国内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受到臧克家、周振甫等大学者的褒奖，其编著的《毛泽东诗词笺析》，被誉为“学习中国革命史诗的金钥匙”。但他能叫出1977级每一个同学的名字，无数次点灯熬夜为学生修改文章，还曾经因熬夜过度昏倒在宿舍。林可夫老师欲将一位有妻室子女的同学留校当助教，苦于系里没宿舍，早晨6点钟敲开校党委书记范公荣的家门：“我急需要一间房子！”这样做的当然不仅是一两人。最常见的是老师对学生的一对一或一对多课外辅导，“把本科生当研究生带”。而且，不吝在家中耳提面命，以至打造出一道长安山风景线：下课后，晚饭后，1977级学生鱼贯而出，沿着一条条校园小道，往老师家走去……
这爱是邈远的。我本以为，师范大学以培养师资力量为教学中心，可能会相对“排他”。不然。系里对1977级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因材施教，鲜明地提出“没有舍便没有得”，鼓励学生可以综合发展，也可以偏科专攻。陈节、谢季祥、马重奇等“老三届”，早早便确立了古代汉语、古典文学的研究方向，现今，都成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冯爱珍同学虽年纪轻轻，但对方言学饶有兴趣，梁玉璋老师4年里一以贯之培养，情同母女，最后将她送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当研究生……
这就是我的老师！他们把“学高为师”、“行正为范”、“道不远人”等崇高但抽象的字眼，化作了眼前的事实、身边的具象。何去何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想，高等学府之间本是有差别的，或硬件，或软件。但对莘莘学子而言，人生刚刚起步，思想尚未定型，大学所给予他的，最重要的是知识的启迪、精神的激励、真理的向往。就这个意义上，北大师大，不分谁大，一样伟大。
我与同学
国家恢复高考那年，军校尚未恢复招考，当排长的我有幸被师政治部选中考地方大学。一共选了12个干部战士，4人一组，指令性地分别报考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福建医学院医疗系和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继续幸运，我成为全师唯一的中榜者。带着战友们的羡慕走进长安山校园，轮到我当羡慕者了：中文系1977级中，竟然有数学成绩考100分的。有的同学不报考北京上海名牌大学，仅仅是因为读师范可以省学杂费。神奇的当然不仅这一方面。我们这届同学，最大的31岁，最小的17岁；有不谙世事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4个孩子的父亲；有工、农、兵、学、商，也有党员干部、剧团演员、归国华侨……
错落，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更汇聚成不寻常的一个“场”。打动你、吸引你甚至征服你，这样的故事，每每发生在同学之间，产生强大的“场效应”。
你刻苦吗？看看陈一舟等同学。尽管哥哥就在本系当领导，但陈一舟除了特别刻苦不搞任何特殊，对每一堂课、每一个专业，都学得十分专注，永远一副寒窗苦读的模样。可在他看来，“这没什么，我哥哥一琴为了备好课，一个月里熬了23个通宵！”毕业时，陈一舟成为全年级唯一的全优生——全校1977级也仅有9个全优生。他留校任教后，又成为全省第一个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1977级学生……
你钻研吗？看看汪毅夫等同学。与我在厦门同一个考场考大学、带着全年级最厚眼镜片的汪毅夫，在同学中享有“夫子”美誉。他从厦门市邮电局考来，入学前便参与了《鲁迅在厦门》一书的调研与写作。入学后如鱼得水，一边读书听课，一边从鲁迅研究拓展到现代文学研究、台湾文学研究，当了系学生会学习部部长，被俞元桂、陈一琴等老师称赞为“积累型”、“学术型”人才。果不然，他官至副省长，10年间还出了5部学术专著，如今当了正部级领导，又出了3部学术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