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整军运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自卫战争，歼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降为373万人，正规军由200万人降为150万人，整个战场上的机动兵力更为减少，而且后方异常空虚。由于师出无名，屡战屡败，致使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人民反对，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都充满了失败情绪。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0万发展到195万，正规军发展到100万以上。由于解放区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发展壮大了民兵，后方已日益巩固。因此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虽尚少于敌人，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却优于敌人，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人民解放军连战连胜，士气高昂，军心振奋，人民拥护，整个解放区军民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从整个局势来看，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中央及时地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采取外线作战、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的方针。这一方针，一方面能够彻底粉碎国民党继续将战争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计划，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发展，成为支援我军举行全国反攻的强大后方；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革命斗争的规模和影响，造成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人民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方针，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发动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部队，强渡黄河，挺进鲁西南地区，揭开了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渡河大军奋战1个月，歼敌九个半旅，8月中旬，越过陇海路，长驱南征，27日到达大别山地区，经过3个月的艰苦作战和地方工作，建立了33个县的人民政权，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武汉至南京之间，插上了一把利刃。
陈毅、粟裕等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于1947年8月打破了敌人对山东进攻之后，即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地区，前后共歼敌10万余人，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孤立了敌人的战略要点开封、郑州。
8月23日，陈赓、谢富治等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兵团，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先后歼敌4万余人，建立了豫陕鄂、陕南等根据地，完全孤立了敌人豫西重镇洛阳，并威逼潼关。
从此，人民解放军打到了外线，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于海的广大地区，开辟了纵横1000多里的机动作战的战场。
蒋军发动全面内战后敌我兵力及解放区人口的统计
（1946年7月—1950年6月）
在外线作战胜利的同时，我内线解放军也都先后转入了反攻。林彪及罗荣桓等率领的东北解放军，于1947年9月15日至11月3日，发动大规模秋季攻势，歼灭敌人6.9万余人，收复城市15座。聂荣臻等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9月初至11月中旬，先后举行了大清河以北地区、平汉线上清风店地区和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共歼敌5万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1947年9月至12月间，在许世友、谭震林等指挥下，进行了胶东战役，歼敌6.3万多人，收复了10余座县城，改变了山东局面。在苏北，华东野战军一部，在1947年8月至12月间先后进行了盐城、李堡等战役，共歼敌4.4万余人，收复了苏北广大地区。徐向前等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于1947年12月协同西北野战军一部攻克运城，歼敌1.3万余人，晋西南敌人为我全部肃清，临汾守敌陷于孤立。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于1947年8月20日歼灭胡宗南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之后，在西北战场上开始了反攻，9月至11月上旬，共歼敌万余人，收复了延长等3座县城。
上述内线和外线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战略进攻的总形势。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以来的战略防御已告结束。解放战争达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10月10日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及时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庄严口号，并且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国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彻底埋葬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奋斗。这个伟大号召，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从此，中国革命就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的指导下，解放战争第二年度得到了极其伟大的胜利。在南线，随着解放军在中原地区的胜利，建立了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为解放全中国创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基地。在西线，西北解放军1947年7月收复延长等县后，接着收复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绝大部分，并且解放了黄龙山区，与黄河东岸的解放区完全衔接。1948年4—5月，又攻克了宝鸡等12座城市，为解放全西北打下了基础。在东线，华东解放军继1947年底收复胶东、苏北大片失地后，又收复了山东解放区绝大部分失地，使渤海、胶东、鲁中南三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与运河以西的冀鲁豫解放区衔接起来。同时在陇海路以南也收复了苏北的6座县城，重新建立了江淮解放区，与中原解放区接通。在东北，经过1947年的秋季攻势、冬季攻势和热河方面作战以后，使东北和热河的97%的土地获得了解放。国民党军进一步被分割在长春、锦州、沈阳等几个孤立地区。在华北，更缩小了敌人占领区，除北平、天津、保定、塘沽一带敌占区和太原孤城以外，敌留在华北解放区的中心据点已经全部肃清。
自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解放军作战共分两个阶段，经过内线外线配合，打破了敌人“全面防御”计划之后，敌人采取了分区防御，人民解放军则获得了比以前更大的胜利。一年内，共歼敌153万余人，收复和解放城市164座。国民党军总数减至365万，除后方守备兵力外，能集中前线作战的只有170万了。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总数增至280万。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革命形势的猛烈发展，要求进一步深入和普遍地实行土地改革，充分满足农民土地要求，使解放区农民充分发动起来，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为了进一步推进土地改革运动，总结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土地政策，党在1947年9月，适时地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决定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建议各解放区政府实行。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这样，土地法大纲不但继续贯彻1946年《五四指示》所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五四指示》中某些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党当时估计到平分土地是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办法，而且是适合中国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目的只在于彻底消灭封建剥削，而不能丝毫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党中央在土地法大纲中注明：“在平分土地时应该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在以后实际运动的发展中，党继续批判了那种绝对平均主义和破坏工商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土地法大纲指出了土地改革的方向和办法，得到了解放区农民的拥护。在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各地区中央局都召开了有关土地改革的扩大干部会议，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大力贯彻党的土地政策。接着，各地党的领导机关派遣了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贫雇农，依靠他们团结中农，组织农会，在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革命高潮。
在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一年内，解放区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被推翻了，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从而加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农村的民主化，巩固了解放区的人民民主专政，也为整个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下政治基础。土地改革为提高解放区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帮助下，迅速地改变了解放区农村的经济面貌。翻身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发展了，耕地面积扩大了，亩产量也大大增加了；手工业、副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不仅使农民生活改善了，而且也使革命战争获得了一个可靠的人力物力的源泉。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例如，在解放战争期间，华北解放区有近百万农民参军；东北解放区农民参军的达160万；山东农民从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组织了民工580余万人支援前线；西北地区支援前线民工，从1947年春至1948年底共动员了3500万个工作日。翻身农民还大大加强了自己的民兵武装，积极参战，也巩固了后方。例如，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武装在1947年一年中，作战16800多次，歼敌4.2万余人，破路1000多里。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战争的支援，成为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胜利的可靠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整党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从1947年冬开始，密切结合土地改革，全党开展了一个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整党运动。
这时中国共产党已有270多万党员，已经成为一个空前强大的党，但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还存在着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就在党的面前提出了整顿党的队伍的迫切任务。整党的步骤和方法，就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并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某些会议，征求群众对党组织及各个成员的意见。在处理方法上，对那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党内蜕化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对那些犯有错误但可以教育的党员，则坚决采取教育的方针。
这次整党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整顿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清除了党内的少数坏分子，解散了一些变质的农村支部，纯洁了党的组织，使党在组织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改善了农村党与群众的关系，保证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但在整党和土改运动中，一度提出过“搬石头”的不恰当口号，把许多农村干部当做阻碍土改进行的“石头”来“搬开”，发生了批斗干部扩大化的现象；在斗争地主、富农时，也一度出现过不区别对象而乱打乱杀的现象。在晋绥区和山东渤海区，此种现象尤为严重。1948年春，毛泽东和任弼时代表党中央在晋绥发表演说，作了纠正。
在进行整党运动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为了提高全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采用了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的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大大提高了全军的阶级觉悟，激发了广大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群众的革命热情，明确地认识了战争的目的，清除了存在于军队中的若干不正确的思想倾向和不良现象，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性加强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展开了，有领导有秩序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精神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不怕牺牲，群威群胆，英勇善战，天下无敌。
第二节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党的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和加强纪律性的指示
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并迅速把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形势下，为了全面制定党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举行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1版，第4卷，1140页。报告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各方面的主要经验，对于党在战争转入进攻以后，需要解决的作战方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经济政策、革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刻的说明。报告特别着重地阐明了党在人民民主革命中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民主的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
党中央在1947年12月所举行的这次会议以及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是党在新的形势下为了领导人民争取全国革命胜利而作的重要准备。毛泽东在报告中阐明的各项工作的基本政策，成为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
党的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进攻以后，党的政策问题，成为决定革命取得全国规模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1948年上半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共同研究，集中全力进一步解决在新的形势下关于土地改革、关于工商业、关于统一战线、关于整党和新区工作的各项政策和策略问题。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关于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一系列党内指示，以及《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党在长期革命运动中这些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结，论述了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党的团结乡村和城市中的绝大多数人口、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方针，纠正了在人民革命浪潮中出现的某些“左”的偏向。毛泽东说明，为了团结城乡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中，必须依靠贫农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中立富农；分地区、分阶段、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在城市中，必须区别对待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区别对待官僚资本和非官僚资本，团结一切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站到人民方面来。
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一些同志在政策上犯错误，往往是由于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因此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把这个总路线总政策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他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说：“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毛泽东选集》，1版，第4卷，1211页。
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武装了全党，使党的各项政策得到了正确的贯彻执行，团结了城乡绝大多数人口，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蒋介石反动派，为革命取得全国规模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党中央关于加强纪律性和健全党委制的决定由于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党和革命队伍的纪律性，消灭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是党的政策能够正确执行的重要保证，是准备夺取全国规模胜利的又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党和毛泽东指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由于过去长期游击战争的特点，各个根据地、游击区经常遭受敌人的分割，在各个地区中，有着不同的敌情、地形和政治经济条件的差异，那时党曾采取高度发挥地方自治权的方针，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随着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我党将成为领导全国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执政党，如果不加强党的纪律，使全党按照中央的方针和路线高度地统一起来，就不可能把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不可能夺取全国的胜利，并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党中央要求全党必须“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毛泽东选集》，1版，第4卷，1227页。规定对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如有不适合当地的情况部分，可以和应当提出修改意见，但必须取得中央同意，方能实行修改。同时要求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规定各中央局、分局、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必须建立定期的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以便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前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这个制度是党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一个发展，它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动，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
在党中央要求加强纪律性的同时，1948年9月，又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针对有些党的领导机关中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要求各级党委健全党委制和实行集体领导。决定首先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规定了各级党组织必须实行重大问题经党委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的制度。但是，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必须互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这个决定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经验，建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防止了个人突出和无人负责的两种偏向，从而大大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
全党坚决执行了中央关于加强纪律性的指示和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大大地加强了各级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了广大党员的组织观念和政治积极性，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贯彻。
由于中共中央1947年十二月会议的召开及其以后党所进行的各项工作，使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的胜利，在主观上的准备也成熟了。
第三节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战争在第三个年头的进展极为迅速。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1948年1月至7月采取的分区防御的方针，已被人民解放军粉碎，至1948年8月，反动派不得不改为重点防御。
国民党政府决定裁并“绥靖”区，扩编新的所谓“机动兵团”，将每个兵团的兵力配备五六个旅以至十二三个旅，以集中兵力，不被解放军吃掉。
但是，这时的人民解放军，已远非两年以前的情况所可比拟。人民解放军不但在数量上已经壮大到280万人，而且已能熟练掌握炮兵和工兵技术，已从石家庄、运城、洛阳、开封、潍县与四平诸战役中锻炼出了相当完整的城市攻坚战术和经验，装备更为增强，部队的士气和政治质量也更加提高。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开始寻求敌人的主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了。
1948年9月16日，华东解放军发动了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激烈的连续攻击，摧毁了国民党军队连年加修的现代化的强固工事，全歼守敌十万余人，活捉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并争取吴化文部两万余人起义。
与济南战役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战役。党中央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把东北的敌人消灭在东北，不许它进关。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1月2日结束，共进行了52天。攻势首先由北宁路榆锦段开始，10月15日攻克锦州，歼敌十万余人，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锦州的解放，使人民解放军控制了东北敌人和关内联系的咽喉，封闭了东北境内敌人陆上的退路。10月19日，人民解放军收复长春。国民党守军曾泽生部第六十军两万余人起义；长春最高指挥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这时，蒋介石飞到北平，亲自指挥沈阳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十万余人向辽西方向逃跑，结果被解放军全歼于大虎山、黑山地区，生俘敌兵团司令官廖耀湘。11月2日，沈阳、营口宣告解放。至此，东北之敌全部肃清，东北全境解放。此次战役，总计消灭敌人47万余人。
辽沈战役后，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胜过敌人，而且在数量上也转为优势了。这时敌人的总兵力，从其防御开始时的373万人，降至290万人左右；而解放军则从进攻开始的195万人，增至300余万人。
为了适合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1月间实行了统一整编，成立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1949年初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野战军以下辖兵团、兵团辖军、军辖师、师辖团。华北三个兵团直属解放军总部。经过整编，使解放军更加正规化。
继辽沈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紧接着又发动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
淮海战役是从1948年11月7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共进行了两个月零五天。这次战役是由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联合发动的。11月，中央军委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为书记，统筹与指挥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战役开始，首先在徐州以东碾庄地区全歼敌第七兵团黄伯韬部等17万余人。黄伯韬被击毙（11月7日至22日）。接着于11月24日至12月15日，又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围歼了由华中地区开来增援的敌第十二兵团黄维部12万余人，兵团司令官黄维被俘。驻徐州的华东敌军副总司令杜聿明率所部三个兵团，在黄伯韬兵团被歼、黄维兵团被围攻之际（12月1日），放弃徐州向永城方向西逃，结果被解放军围歼于皖东北地区，杜聿明被俘。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以大获全胜而结束，共歼敌55.5万余人。
淮海战役之后，长江以北之残敌向江南溃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已暴露于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
平津战役是从1948年12月5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共进行56天，是由第四野战军进关与华北两个兵团共同发动的。首先，解放军在塘沽至张家口的八百里战线上，将敌人分割并包围于天津、北平、张家口等孤立据点。12月22日，新保安一战，华北守敌傅作义部三十五军全部被歼。24日，张家口解放，全歼守敌5.4万余人。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在天津守敌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接受和平解放天津的提议后，即向天津发起总攻，仅经过29个小时的战斗，即解放天津，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天津解放后，北平国民党守军第四、第九兵团，乃在傅作义的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文化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敌人所有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
会议着重讨论和确定了党对于夺取全国胜利以及胜利后的一些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城市来领导乡村，党在城市的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并将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报告分析了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应采取的正确政策，从原则上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基本政策。报告指出了在全国胜利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提醒全党要防止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报告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1版，第4卷，1328～1329页。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对于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和任务，以及全国胜利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内容，作了原则的规定，为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
七届二中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方、街道、企业的名字等规定，防止领导者个人突出和个人专断。
第四节 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攻势及其被粉碎。百万雄师下江南，南京反动政府的覆灭
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攻势及其被粉碎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一败涂地，面临绝境。美蒋反动派看到在军事斗争上已不能阻止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胜利，他们就慌忙地采用政治斗争的方法，发动一次“和平”攻势，以图挽救反动派的危亡。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出了一篇求和的声明，提出要求保存他的“宪法”、“法统”及反动军队等的和平谈判条件。显然这个和平要求是虚伪的。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国民党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卷土重来。
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里，及时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新的和平欺骗，号召党和人民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革命进行到底。
1月14日，党中央和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求和的欺骗性、虚伪性。因为“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毛泽东选集》，1版，第4卷，1279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同上书，1280页。
中国共产党的声明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阴谋，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
国民党反动派在其阴谋被揭穿以后，又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演出了一幕蒋介石假下野的丑剧。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告“引退”。由美帝国主义早已内定的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李宗仁代替蒋介石出来要求“和平”。这同样不过是一个旧阴谋的新花样而已。蒋介石在离职之前，退居浙江奉化，曾制定一个征集新兵250万的计划，企图把被歼灭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重新恢复起来。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便承认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拒绝这个谈判。这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还有一部分军队，如果真能（部分的也好）接受八项条件，达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和平解放，使战争时间缩短，减少破坏、减少人民的痛苦，这是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某些地区的和平解放也是可能的，如北平的解放就是一个范例。如果在谈判中，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实行八项条件，那么也就正好暴露了他们的“和平”要求的欺骗性。
双方谈判从4月1日开始，在北平举行。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之后，提出了八项条件，双方代表拟出了一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但是，在预定的4月20日签字的时候，南京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这个协定上签字。于是，他们的和平假面具，最后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被揭穿了。
百万雄师下江南，南京反动政府的覆灭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毛泽东选集》，1版，第4卷，1340页。当日凌晨，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千余里的战线上，猛烈地突破了国民党精心构筑的防线，横渡长江天险，于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覆灭。继而追歼逃敌大部25万余人，全部控制了浙赣铁路，完全击破了残敌依托浙赣边山区建立第二道防线的企图。5月27日，解放了上海，摧毁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5月15日，第四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强渡长江，16日、17日两日相继解放武汉三镇。自4月21日我军渡江至5月27日解放上海的渡江战役中，先后共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南昌、九江、武汉等120余座城市，歼敌40余万人。与此同时，华北人民解放军各兵团也在4—5月先后解放了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敌人残余据点，歼敌16万余人，最后解放了华北全境。第一野战军于5月20日解放了西安、渭河流域广大地区，歼敌27万余人。
渡江战役结束后，党中央指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在1949年下半年，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进军，全部歼灭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四出追歼残敌，除用战斗的方法消灭顽抗的敌人外，还采用和平的方法解放了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等地区。到1950年3月间解放西昌地区，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完全获得解放。在整个人民解放战争中，共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所武装的800万国民党军，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胜利。
第五节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之后，国民党反动政权已基本上被推翻，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
1949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下，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代表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成立，并于6月15日至19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
新中国即将诞生，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政策怎样？这是全国人民迫切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许多人弄不清楚的问题。为了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上述问题的见解，驳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攻击，批评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及各种错误观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建立新中国的认识，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时候，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泽东选集》，1版，第4卷，1369页。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成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及政策基础。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我国条件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是我国人民革命斗争成果的集中表现，它又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根据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同月30日闭幕。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因此，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我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以恢复与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的基本政策。共同纲领的规定，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和国营经济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形式为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它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事于国家的国防、政治、经济、文教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又最便于对反动阶级进行专政。
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全体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陈毅、贺龙、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彭德怀、刘伯承、李立三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决定以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成立。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布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下午3时，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总结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奋斗成果，特别是中国人民28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成果。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