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过这样的话——我们对犯罪分子的政策是“给出路”，因此，能不杀就不杀，可杀可不杀的就不杀。最近严打，又耳闻有些地方领导表示，在严打期间，那些过去可杀可不杀的现在都要杀。这是两种不同的“掌握”，至少给人一种感觉，好像那些罪犯的生命就捏在官员的手里，他们完全可以予取予夺。最让我迷惑的还是那个关键词——“可杀可不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法律是严肃的，对什么样的罪行进行什么样的惩罚都是十分清楚的，事关一个人的人身权利（犯罪嫌疑人同样具有不可剥夺的人权），法律的规定绝对不可能是模棱两可甚至出现杀亦可、不杀亦可的情况的。那么，又何谈“可杀可不杀”？当然，对于许多犯罪行为，刑法规定的判罚往往有个范围，比如几年以上几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因此，同样的罪名可能判罚的结果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法官可以在一个范围内随意判决。刑罚轻重归根结底还要取决于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对于某一类犯罪行为，刑法规定了程度不同的惩罚，但是，法官在法庭上面对的是一个特定的犯罪案例，因此判罚只能有一个。否则，对待法律的态度就太不严肃了。
所以说，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可杀可不杀”的问题。但是，它又的确是一个存在的“提法”。这种奇怪的提法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是“可杀可不杀”还是“可杀可不杀的要杀”，它们都说明，一个人（哪怕他是罪犯）的生命是否能够保全。有时候要取决于政策或暗示，这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治思想——表面上是依法判决，但最后还得靠政策来“把关”，而政策往往没有法律那样有稳定性，因此，同样的罪行处于不同的“关口”，就有可能受到轻重不同的判决，甚至一个人的死也决定于此了，这岂不危险？而且，有了“可杀可不杀”，相应的自然有“可判可不判”，“可罚可不罚”，如果让这种意识和做法泛滥开去，那么，我们离人治越来越近，离依法治国的轨道越来越远。
因此，“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并不意味着政策的宽大，“可杀可不杀的要杀”也不能说明严打力度的增强。严肃的刑法对犯罪行为的惩罚，不是“可不可”的问题，而是“该不该”的问题，没有任何商量。因此，“可杀可不杀”是一个错误命题，而正确的做法是，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严格依法办事，该判的判，不该判的不判；该杀的杀，不该杀的不杀。总之，按照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各级官员就不用再操心、指示了。
【作品赏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治国的基本方略，但有人就简单地理解成是法制与人治，错矣！法律是既定的，人是机动的；政策是变动的，法律是不可以随便变动的。我们要公正严肃地对待法律，不可臆断，否则“法将不法，国将不国”。
法律上没有“能不杀就不杀，可杀可不杀的就不杀”和“在严打期间，那些过去可杀可不杀的现在都要杀”这样的规定。若法律可以随时让官员变来变去的话，那就不叫法律了，应该叫官律。
这样，罪犯的生命就捏在官员的手里，他们完全可以予取予夺。这是多么的不公平，每个人都是有人权的，岂可以让某一些官员说杀就杀，说不杀就不杀。
作者指出“可杀可不杀”是个错误的命题，并提出应对办法。他的勇气的让人感动，而他的理性思考则让人信服。法制就是要严格依法办事，该判的判，不该判的不判；该杀的杀，不该杀的不杀。按照法律，各级官员就不用操心、指示；也不能操心、指示了。“可杀可不杀”是荒唐的，所幸的是，这种现象在今天的现实中已找不到实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