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因为描写了生活中一些未被传统的对话体文学染指过的题材，他的很多短篇小说因此在法国被禁，这可能是因为它们不适宜年轻人和软弱的人去读的缘故。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莫泊桑作品中的伦理观还是健康并且严肃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某一时间，当他已经抵达道德上的最高境界时，他说过：“莫泊桑是我们时代仅次于雨果的最优秀的作家。我对他非常钟爱，因此把他放在高于他同一时代任何一位作家的位置之上。”他所有最好的短篇小说都摘自《羊脂球》，而在同名的开篇故事中，我们就立刻感受到了他的才华。该故事极易令人感伤，尽管表面上有些冷漠和令人难以接受。他注意人和事的唯一目的，就是想找出他们究竟能够发展出什么样的故事来。不管故事是喜是悲，他都毫无偏颇的就事论事，把它讲出来，既不支持好的一方，也不与恶势力为伍；既不褒奖英雄也不惩治坏蛋，不去施加任何外力来影响事物的正常发展。他的语言有力精练，没有任何浮于表面的细节描写，也没有任何无用的单词。莫泊桑在短篇小说界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以至于我们很可能忘记了，他其实还是一位颇有实力的小说家。《一生》和《死一样坚强》都是法国文学可以向我们展示的臻于完美的小说。
莫泊桑以其精练的语言和独特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艾弥尔·左拉，作为自然主义学派或是现实主义学派最多产的作家，其作品总是细节摞细节，纯粹以数量取胜。与他相比，巴尔扎克就显得简单明了得多，而莫泊桑若是跟他比的话，就简单的只剩下一个外壳了。左拉的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所能凝聚起来的巨大的力量；在他笔下，所有的生活琐事都拥挤其中，直到读者感到厌倦并且希望一切就此消失为止。在法国文学中，左拉的作品没有像有着最好表现形式的作品那样的魅力和优雅，因此，法国批评界也总是对它们冷面以对。于是，就有了“在所有左拉的作品之中没有任何代表作、没有任何放光点”一说。
但是，在他无数的小说中，如果让我们挑出两三本的话，我们可能会说是《娜娜》、《毁灭》和《大地》，包括以上所列的书，还有更多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英文。在英文译本里，他的才华丝毫没有丢失，因为他的实力在于他的内容而不是任何特殊的魔幻文体。左拉的批评家们曾指控他过于强调那些肮脏、严肃和残忍的事情，对于这一点，他的小说就是不可否认的铁证。他对生活的理念也不是不完整的，他不过是一个想向我们描述痛苦症状的医生，或是一个想通过告诉我们世界存在的问题，来让我们去改变某些事物的改革家而已。他的第一本成功的作品《小酒店》就是对嗜酒行为的严厉控诉。左拉的动机没有任何不良迹象，而且他高贵的性格也使他勇敢地为德雷夫一案（注：德雷夫一案是当时法国最大也是最受关注的一桩冤案，为了帮德雷夫翻案，左拉一直奔波了许久）不辞辛苦地四处奔走，当然，这也使他去世后成为一位民族英雄。
在左拉墓前，是由阿那托尔·弗朗西宣读的悼词，他是一个跟左拉截然不同的法国人，尽管有这么一句俗话说“只要有两个法国人就可能很相象”。法朗士先生以他祖国的名字作为他的笔名（事实上它是他父亲的名字弗朗索瓦的简称），因此，没有人比他更有这个权利来宣读悼词。他特立独行，非常独立，脾气古怪到了喜怒无常的地步，但是他的中庸精神却继承了法国传统中最好的部分。即便我们只读他的书，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关于他的国家、他的时代以及拥有最完美表现形式的法语的东西。的确，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充沛的精力和怀疑一切的视线，生活中究竟还有哪一面是他从未触及过的呢？
《企鹅岛》是一部对人类文明史的讽喻。乔纳森斯·斯威夫特（注：乔纳森斯·斯威夫特为英国18世纪著名讽刺小说家）可能会对它嗤之以鼻，但是伏尔泰（注：伏尔泰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文学家）却会把它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那套由四本小说组成的，被称为《当代史》的巨著，单眼望去颇有现实主义文学的风范。而名为《塞尔威斯特·波纳德》的作品则是一本悲喜交加的传奇式小说。在处理大事上面，他跟他的朋友左拉一样认真而富有激情，他轻轻松松就能领悟知识的博学程度会让任何一个纯学者瞠目结舌。他的思想经常是革命而激进的；他的文风是纯朴而简约的；他憎恶欺骗和伪善，但是他那种憎恶往往是温和、嘲讽、富含哲理的，而绝不会满腔怒火，蓄势待发。他的天赋在于他批评的眼光，求知的欲望；而他的小说也只不过是他表达思想和观念的一种巧夺天工的工具而已。
19世纪是法国散文最兴盛的时期。小说和文学批评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便没有那些卓越的文学大师们，近代法国也一样可以拥有一个兴盛的散文文学时代；虽然在这样一个天才横出的世纪，很难说，也可能没有必要去说，究竟谁是文学的主宰。尽管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担心什么，但是这一难题，尤其对小说而言，是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解释的，因为公众的品位和批评界的评判也总是迅速变化、难以捕捉的。
在众多作家之中，有一个天才的声望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日俱增的，他就是亨利·贝耶尔，笔名为司汤达。例如他的小说《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都以他对人物性格细微的分析而闻名于世。它们虽然在该世纪伊始就被出版出来，但是却直到司汤达去世以后才为大家所知。巴尔扎克推崇他，后来也有许多法国作家不仅认可了他的影响力，并且捧他为天才。近代最伟大的批评家莱美·德哥尔蒙认为，司汤达是一块试金石，如果我们不喜欢他的话，我们就不属于那“非常开心的少数人”，或是那些能够理解他思想的少数“选民”。
一个真正能通过其小说作品给人们带来快乐的作家是波斯贝尔·梅里美。他的《高龙巴》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科西嘉岛的故事。他是用一种极其完美的叙事体形式写的，内容惊险刺激，文风就像他所有作品一样，简约而不乏诗情画意。他的小说《嘉尔曼》（又译《卡门》）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是因为它双关的名字，这部作品后来成为了法国音乐家比才同名音乐剧的素材（注：法国音乐家比才所创作的音乐剧名也叫《卡门》）。
阿尔丰斯·都德被称为法国的狄更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在煽情和幽默两个方面，都与英国那位大师相似。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一切生灵的同情，特别是对那些命运不济的人。在这方面，他不仅与狄更斯相似并且还与雨果很像。他的成名作《大福罗蒙特和小列恩楼》充满了豪放的情感，一点都不含令人讨厌的感伤；而感伤却正是他后来所采用的，使他越来越受公众青睐的作品风格。他的作品的魅力在于（也可能是他本人的魅力在于），能够赢得那些对人生的批判与分析比他更优秀的一些作家，像左拉、福楼拜、爱德蒙·德·龚古尔这些人的尊重。他属于自然主义流派，同时还属于拉伯雷（注：拉伯雷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文人，代表作是《巨人传》）那样善于闹剧和搞笑风格的流派。他的《达拉贡斯的达达兰》是文学史上最搞笑的作品之一。
都德的朋友，爱德蒙·德龚古尔和他的弟弟儒尔·德·龚古尔都是自然主义流派的领袖人物，或者我们最好称其为视觉敏锐者，因为他们认为，生活与其说是叙事不如说是绘画，而且是非常细致的描绘。但是叙事体——正如斯蒂芬逊指出来的那样，毕竟是传统文学的经典表达形式，并且也在他们的理论中有较好的表现。在此仅以《勒内·莫普兰》为例，这本书结合了传统艺术的故事体，与由他们所发展的一种细微分析或是透视作品人物性格的新的艺术手法。比他们所写的小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著的《日志》，它不仅表达了作者们的信念和个性特点，而且成为了19世纪法国文学的一个缩影。爱德蒙·德·龚古尔留下了他所有的财产建立了一项文学基金（即龚古尔文学奖）。起初，这也是为了反对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学位授予制度，而现在，该奖项已经被广泛认可，它所授予的头衔和奖金成为无数法国年轻作家们的梦想。此举也成为了法国文学史上，为了捍卫自由的一次英勇抗争。
余斯芒曾深深被龚古尔兄弟所影响，他为人意志坚强，喜欢我行我素，行为又十分古怪。最初他是写一些有着左拉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像《家庭琐事》。但最后却成为了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代表作是《大教堂》。余斯芒的著作有些全部被翻译成了英文，有些只是被翻译了部分，因为他独有的文风是很难被翻译出来的。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作家中的作家，一个能给文学界带来快乐的人。并且，他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被法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所认可。
于1923年逝世的文学家皮埃尔·洛蒂，是一个精妙绝伦的艺术家，他的魅力能够让各式各样的读者所倾倒。他原来是一名海军军官，曾经到过世界的很多地方，也感受了海洋和奇异岛屿对他的召唤。他把他的经历和印象都一五一十、细致入微的写进了他的小说和回忆录中。他以他在南海的经历写下了《洛蒂结婚记》，以在日本的经历写出了《菊子夫人》，以他在布列顿海岸和在北海的经历写出了《冰岛渔夫》。在他的作品中，他习惯于用他那敏感的视角来勾画那些异域风光和描绘那些闻所未闻的事情。
洛蒂属于表现主义流派，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就是色彩、感觉、经历，它们无所不在，也不分道德上的好与坏。保尔·布尔热则是一个目光敏锐、态度严谨的社会学者，而且倾向于对生活采取一种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他深入剖析自己的性格，如果不是他过于自命不凡，也是能够深深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他主要还是一位艺术大师，《门徒》和《福地》都是小说中的上乘之作。波尔盖对生活的分析和他那保守的观点，相对他的年龄而言，可能让人难以理解。
在一战之前，有许多年轻人（这里不是指孩子）都带着一种新理想主义来看待生活。他们的领袖就是罗曼·罗兰，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部享有国际盛誉的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一个德国音乐家，在法国的部分经历。尽管它看起来无限冗长，可还是在法国和其他有英文译本的国家里广为流传。它所要表达的精神，就是张开双臂去拥抱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是，这对美好世界的拥抱在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却变成了致命的抓挠。罗兰还想通过一本名为《冲突以上》的小册子来翻身，但是，不管是这本还是其他的宣扬人文主义的作品，都不再受到他那些好战的同胞们的欢迎了。此时，像亚纳塔尔·法朗士那样的作家，因为年事已高，保持了缄默，所以导致了像亨利·巴布斯（代表作《战火》）和其他一些好战派作家在这场战争中得利。
回顾当代英美文学，我们几乎不可能说出它们取得了什么样的辉煌成绩，以及时下流行什么样的文学思潮。要想评价、区分，甚至第一手了解到文学界那些未知的、已知的消息，就更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可以说，而不是预言，那位著有《追忆似水年华》（有英文的译本）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逝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书是一个敏感的观察者对近代社会的一次细致入微的研究，看起来好像是一本半个世纪以来的精神分析小说的巅峰之作，同时还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所做的总结和揭开小说界那未知的未来的前奏。
在文学中，有一个领域是法国人最有实力的，那就是批评领域。从布洛瓦到雷梅·德·哥尔蒙再到无数年轻的新生代批评家，法国批评界是最富创造力、最卓越的，其价值也因为它对其他文学形式的影响而无法衡量。圣柏莆、芮农、泰纳、施雷尔、萨尔西之辈依旧活跃在文坛上。在那些老一辈批评大师之后，又出现了两位学者——布鲁内特尔和法格特，以及最伟大的印象派批评大师亚纳塔尔·法朗士，即便是在他的小说中，他本人也经常扮演批评家的角色。还有两位英年早逝的批评家，他们分别是马塞尔·施沃泊和艾弥尔·昂内甘。前者对英国文学的了解几乎达到了他对法国文学的深度和广度；后者对法国作家和一些已经融为法国文学一部分的外国作家，如爱伦·坡、狄更斯的评论也能使他名垂文学史册。在文学批评方面，全世界的文人都得唯法兰西马首是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