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9世纪美国文学的中心一直都在波士顿和它周边一些地区，像剑桥镇和康克尔德镇等。新英格兰地区并没有完全地控制美国的思想界。在纽约和费城还有一支有生气的文学力量。一代文学大师欧文和古柏都出生在纽约州，而文学新秀爱伦·坡虽然四处闯荡但他创作的最佳时期都是在纽约度过的，当然他也因此大力抨击了纽约这种一家独霸的局面。但就像是佛罗伦萨在意大利的地位一样，这种一家独霸的局面也是不争的事实。波士顿这个城市曾被人称为美国的雅典，虽然不知道这种称呼是一种赞誉还是诋毁。
很明显这种绚丽的思想在美国人的心中迄今仍留有余光，而这种光辉的思想起源于一个乡村小镇，因为那里居住了许多思想家。我们的时代喜欢低估这种思想的价值，事实上它也确实存在很多弊病。它所产生的诗歌虚弱、无力，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缺少一种原创性。在散文方面真正的艺术家仅仅只有霍桑和赫尔莫斯。当然这些值得人们记住的大人物的缺点我们在这里暂且忽略不提。但是新英格兰的作家们还是创造和表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影响也已经超越了新英格兰地区，变成了属于这个处在一盘散沙阶段的国家的一种民族主义。
这个时代思想界的领袖是爱默生，他出生在一个清教徒世家，但为了追求自由而敢于反对他的父辈们的保守主义，当然他也吸收了他们道德中的精华部分。他所要教导的道德再简单不过了：自助、不忽视生活阴暗面的乐观主义、安静、亲和、对人以及心中的上帝（不是一般宗教教义里的上帝）的信仰。
爱默生的许多论文和演讲都具有布道的性质，他终生都在宣传他的信仰，尽管他最终退出了唯一的神教会，并且再也没有坚持信仰过哪种宗教或是哪个教派的教义。他布道的文章不论内容还是形式，一点也不令人乏味，自然而真实地表现了他的雄辩的说服力，在诗性化的引文、类比、警句以及幽默之中彰显他的智慧。爱默生有许多句子以其机智、精粹和富有表现力而被收入名言警句之中。
他的思想之所以如此的丰富是因为他知道如何从其他一些作家的思想中提炼他需要的观点。他曾经说过：“仅次于一个好句子的原创者的是第一个懂得去引用它的人。”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他天才背后的原因。但是他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去模仿别人或是引用别人的话而已，他会把他所有接触过的事物都爱默生化的。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听不到他富有魔力的声音，也不可能再去感受他人格的魅力，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他那些有文字记载的书中寻找到一丝他那雄辩说服力的痕迹。翻开他的《随笔集》或是《生活的行为》或是《代表人物》或是《社会与孤独》书中任何一页，似乎都可以感受到他在当面跟你谈话。他的思想大都被归入一些看似抽象的选集当中，这些选集有《自然集》、《政治集》和《补偿集》，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就可以看出这些观点其实一点都不抽象，反而非常直白、明确、清晰。
爱默生对系统和逻辑并不感兴趣，据说他的文章在结构上不够统一并且算不上连贯。他的这些文章我们甚至都可以倒着读。
它们就像一串串的珍珠从链子的哪端串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些珍珠绝对都是如假包换的真品，贯穿着他的思想。爱默生认为正是他作品中的人物给予了互不相连的思想以整体感。在历史上可能有比他更深刻、更有条理的哲学家，也有文学修养比他更高的散文家，在诗歌领域他也做不到可以永垂史册的地步，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爱默生的伟大。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他自己身上。他曾经引用了自己所说的话，原文是“美的最高境界不在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内在的魅力，它不是研修任何艺术形式就可以达到的，而是一种可以在一件艺术品中放射出人性的光芒的能力。”他自己还曾这样告诫过自己，尽管他可能也不像我们形容的是用来针对自己所做，但是仍然形成了一句值得琢磨的警句：“当一位伟大的神明让一个思想家在这颗星球降世的时候，你们大家都要小心。”
神明或许真的让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在这颗星球，一个叫新英格兰地区的小角落里降世了。其中有一位就是爱默生的朋友兼邻居梭罗，虽然他对他们当代人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才能的一面也越来越多的被读者们所认可。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是一部记录他在康克尔德附近的树林里生活两年的生活的感悟，同时也是他在通往独处和自助道路上的一次实验。他向我们证明了他可以远离社会独自生活，并且可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本书真正的魅力之处在于梭罗能选择并且能够自由地选择他想要的那种生活、那种乐趣。“每天清晨，我就开始了与自然一样单纯的生活，我想我也可以说我与自然一样天真淳朴。”他所推崇的大自然的确简单又天真淳朴，他对心中的女神——大自然的描写也是直率、简单而富有自己的创造力的，而不是采用了那些所谓的专业“自然主义者”的写作手法。
与其说梭罗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位道德家。虽然他对外部世界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主要的兴致所在还是人类的内心世界以及人类的灵魂和良知，他在瓦尔登湖生活和写作的目的也是为了自娱自乐和完善自我。他不是一位厌倦人世生活的隐修士，而是一位对人类文化了解透彻的绅士，他的思想里汇集了无数书籍的精髓，他从来不曾将它们丢弃，而是在湖面泛舟和锄禾之余反复的琢磨它们真正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最没有文学气息的作家，他的笔记也异常随心所欲，格式也不够规范，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一点也不顾及读者们对他的评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人，因为他对所谓的文学形式有着一种独到的感受，他的风格纯粹、清澈、直率、坦然，在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可以达到他这样的境界。
他的《在康科特与麦斯马克河上的一周》是我看到的同类题材的短篇散文中的上乘之作，甚至连沃尔特·佩特（注：沃尔特·佩特是英国19世纪著名散文家）最优秀的短篇散文也不能与之媲美。新英格兰地区与日俱增的保守主义之风可能压抑或是泯灭了梭罗思想中较为激进和革命的一面，但是却因此使他把目光更多的转移到户外的生活之中。虽然如此，梭罗仍然对政治上的自由非常的向往，他的《关于国民的不再唯唯诺诺的必要性》一文主要表达的思想是当一个新政府组建之后，一些诚实正直的人们一定要勇于反对它的一些压迫，而事后也成为了所有革命思想的经典。梭罗有一次还对政府的征税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抵抗对策，因为他觉得那样的征税是服务于不良目的的，结果他因此而被投进了监狱。但是他在狱中只待了一天，因为他的一位朋友替他交了税，结果这件反抗政府之举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梭罗去世的时候，爱默生认为这个世界还有待继续了解这位文学家的伟大之处。
许多卓越的作家在文学的诸多方面都有所建树的情况下，还把他们硬性地划分为散文家、诗人和小说家，这看起来不仅是一种虚伪，而且还体现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在这里我还想提醒读者们让我们一起回想一下爱伦·坡，虽然我们曾细心阐述过他是一位诗人和小说家，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一位第一流的散文家，如果有读者认为爱伦·坡的一些散文和杂记才是最能流露他无双的才华的方面，那么我也没有任何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