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精神命运的自然表现
首先，对精神命运的关注，表现在对情感欲望的现状和前途的关注。这里的精神有“道德”层面的精神，也有“思欲”层面的精神。对“道德”精神的宣扬或展示，主要是倡导儒家的“仁”者的内容，几乎每本明清的小说都要表现这方面内容。而对个体精神的关注，突出地表现于大胆地对“性”的关注，这是明清小说的独特地方。对性的描写，既是对面临恶劣窘迫的生存环境的冲击，对逃避压迫的精神放荡，也是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揭露。例如，佛教所宣扬的色空因果观念往往成为明清艳情小说的主要旨义，而作为佛教教义传播和践行者的僧人，却又往往成为淫欲的象征。这种现实物质（肉身）与精神欲求的背离，实际是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反映对生存意义的探求。近代狭邪小说的大量出现和广泛流行，反映了文人对性的态度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也说明了读者对性的审美趣味。
其次，对精神命运的关注，也突出表现在关注政治领域的生存现状与前途。这种命运前途更主要的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关。在“小说界革命”口号的号召下，晚清“新小说”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无不与救亡图存、改良群治相联系。如政治小说，常以拟构社会理想蓝图的形态出现，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在某种程度上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徘徊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内心矛盾的自我剖白。颐琐的《黄绣球》寄寓维新派从一村一地改造中国的政治理想。连梦青的《邻女语》是对历史疮痍反思的作品。在小说界革命后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创作了一批狂飙突进式的作品，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铎音。陈天华的《狮子吼》、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等，无不透露出对生存境遇变革的欲念。当然，这一时期，更多文人为生存计，而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如梁启超、章炳麟、秋瑾等辈。
文学不是历史，但由于它记录和反映了社会生活，是一部因贴近社会生活而有血有肉的历史。晚清文人小说对人物思想活动和内心世界的描写，真实而自然，是对人性自然本真的切近观照。
第二节近代文人的生存方式
一、人的生存方式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存在方式，人也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从生存论的角度来说，存在方式指的是事物生成活动、生成过程和生成状态的总和。也就是说存在方式揭示的是事物的存在活动本身。它旨在描述事物运动属性的具体状态和特征，揭示物质运动的特殊性。因此完整看，存在方式描述的是事物生成和存在的完整状态，揭示事物本身是一种生成过程和存在过程的统一。
人的生存方式，是建立在人的基本特性上的——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人的生存方式概念，需要包含三个问题：人要活者；人怎么活着；人为了什么活着。这三个问题对应着生存方式的三个要素：生存事实、生存实践和生存价值。其中，核心要素是生存实践，本质要素是生存价值，本质要素决定人的生存方式的特殊性。
这里的生存实践，其实就是人的生存活动本身。人的生存活动主要包括生存背景（环境）、生存途径和生存角色，这是人生在世的基本方面。
生存价值，是关于人生存的意义问题。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人为了什么活着，即生存的目标性；活得怎样了，即生存的自足性。只有生存的目标及其自足两者统一了，人们才会感到生存有意义。每个人生存目标不同、满足生存目标标准不同，就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生存价值取向。
人的生活方式的现实表现，依据其活动性质的不同会有很多分类，例如工作方式、婚姻方式、交往方式、闲暇方式。这些方式还可以继续分下去。相应的，人的生存价值的现实表现，依据其层次的不同也可分为：生存与温饱、舒适与安逸、功名与利禄、理想与追求及其结果。
还有一个概念“人的生活方式”，与“人的生存方式”意义相近，有必要做些辨析。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相同点在于两者都是对人的存在方式描述。不同点在于它们分属不同的层面。人的生存方式是对人的特殊存在方式的揭示。由于人是有生命的，而且具有自我意识的，因此，相对于其他事物的存在，人的生存活动具有意义性，要追问生存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而生活方式是对人的生存活动的现实状况和具体形态的描述。也就是平常说的人们怎样生活。两者相较，生存方式概念指抽象意义，生活方式指具体形态。我们在本书的具体论述中更注重两者的内在联系。
二、近代文人生活方式
我们不必纠缠于这些深奥哲学思辨，直接进入现实领域，考察近代文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古代文人生活方式很多，或者为官隐逸或设帐授徒、或雅集冶游或坐拥书城、或出仙入道或静虚礼佛、或着述立言或办报印书，都充分体现了古代文人的高雅风度、闲情逸致和文人的风骨。世易时移，到了近代，文人生活方式有所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入仕为官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阶层）存在的目的就是做官。他们的从政热情，源于先儒之道。先秦儒家学派，他们的理想不仅仅是做学问，而是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学术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干预社会现实生活，实现政治理想和个人价值，并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具体目标和操作规程，使知识分子看到了诱人的前程和人生的价值，因此，这种主张被知识分子所推崇。在他们看来，在中国这个权力至上的国度里，要经世致用、实现理想，其前提就是要“从政为官”，只有这样才能光大其学，使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理想，实现其儒学治世的政治抱负。经世致用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参与政治则是这一主张在政治上的具体体现。儒家本身所具有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注重现实、乐观进取的实践精神，在历史上确实感染和教育了不少从政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常常扮演着改革家和民族英雄的角色。
从春秋时代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起，文人的发展道路就有两条，一是教书，一是为官。唐代开科取士，大量读书人进入仕途，它比起官吏世袭制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这种制度逐渐越来越形式化，“学而优则仕”之学——“六艺”，除为科举考试之外别无他用，所谓“格物”之功也只是寻章摘句，充其量不过是涉及一些社会知识，并无探索自然的兴趣。受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读书人只为尧舜之道，只赖八股为敲门砖，被圈死在《四书》《五经》的牢笼之中。他们迷信程朱理学教条，而且在潜意识里将其神圣化。《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对匡超人说的那段话，非常经典：“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八股）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八股文章在他看来真有疗饥镇痛之功效。同样，鲁编修也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僵化的八股文形式在这里被神化了。
试想，这些八股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会怎样？那真是武也武不得，文也文不得，《孽海花》中的那些官员就是明证。金雯青一生做了四件事：一是争得状元头衔；二是完成《元氏补证》；三是新刻一部《中俄交界图》（这是一张有误的地图，让大清白白丢掉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差点因此获得卖国罪）；四是希望得到西北地理学家黎石农的佩服。这四件中，除了“状元”头衔给他带来了荣光之外，其余三件毫无意义。而这个毫无意义又进一步消解了“状元”的价值。因为他这个状元的价值好像除了干蠢事，就是耗费国家的钱粮。
大臣庄仑樵会办福建海军时，在马尾海战中被法国舰队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得冒了雨，赤了脚，也顾不得兵船沉了多少艘，兵士死了多少人，暂时退了二十里，在厂后一个禅寺里躲避一下，等到四五日后调查清楚了，才把实情奏报朝廷。”最可笑的是何汪斋，他在甲午海战之后，奉命开赴关外参与收复海城的战斗。可是大敌当前，这位何大人却一连几天毫无动静，同僚们都不知何故，暗暗着急。原来，他正在悉心研究《孙子兵法》呢！面对虎狼似的日军，他不思考战略对策，却大谈《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孟子》的“仁者无敌”，亲自书写了一块“投诚免死牌”，希望日军在他的“仁政”面前受到感动而不战自退。正当他得意洋洋，欣赏着自己“更上一层”的用兵之道时，前方收复海城遭到失败，鞍山、牛庄也相继失守。何大人顿时慌了手脚，立即率军西逃。想不到不战自退的不是日军，恰恰是他何大人自己。
从个人生存角度，文人做官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以做官为职业，领取丰厚的米银，享受崇高的爵位，活得一世红火显要，且荫及妻子儿孙；以诗文、学问为副业，着书立说，诗酒唱和，外加妻妾成群，红袖添香，莺歌燕舞。官位、风骚、艳福集于一身，这活法也够滋润的——庸常人想有的，都有了。
但是近代以后的官与文，忽然就分了家，为官的，多半不通文墨，少了风雅；为文的，以爬格子为业.一生清贫不说，关键是被甩出主流之外，成了一种附属品。为文的日子不好过，做官的也有难处。由于连年战争和巨额赔款，国库空虚，晚清政府就卖官鬻爵，捐纳之例盛行，加之内乱频仍，军队增加，因军功进入仕途的官员越来越多，而官员的名额基本固定，僧多粥少，所以候补官员特别多。有的到死都没有等到补缺的机会，候补者辛酸，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知道的。
（二）文人经商
文人经商并不始于近代。
中国传统社会是四民社会，士农工商既代表职业，也代表社会等级：士首商末，士贵商贱，商不能跻身于士林，士不屑于与商为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的“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
士被重视的原因还有“学而优则仕”。士是官员的后备队，士一旦步入仕途，对国家社会的作用便会倍增，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可以成为统治者，而作为劳动者的农工商注定是被治者，士的地位就凸现出来，称为“四民之首”了。
四民之间界限分明，不能跨越，尤其商不能为士。汉代规定“有市籍不得为官”（《汉书·景帝本纪》），“贾人禁锢不得为吏”（《汉书·禹贡传》）等。英国人麦高温说，在清代：“他可以经商挣钱，也可以购置房屋和田地，以自己的富有遐迩闻名。然而，他毕竟只是个商人，他也许永远不能踏进充满魅力的贵族圈，也同样不会被授予一个连最可怜的学者都能得到的头衔。”
士一般不屑于为商，甚至还耻于与商人往来。例如清初的吴梅村应邀为太仓东门因皮工发家的富商王某题写匾额，推辞不掉，就写上“阑玻楼”，暗寓“东门王皮”，以为讽刺。清乾隆时大学士赵国麟与商人刘藩长联姻，被皇帝斥为“与市井庸人缔结姻亲，其过重大”。
可是，士人是可以转而为商人的。先秦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曾任鲁国卫国的国相，也经商，富甲天下。史称“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家累千金，所至之处与王后贵族分庭抗礼。越国大夫范蠡“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获得了商业上的很大成功。
考察古代文人从商的原因或方式，大致有：
一是做官不成，投笔从商。科举成功则地位上升，科举失败则地位下降，顾全斯文者去教席，看破虚名者就去经商，求贵不得遂去求富，而且有很好的借口：“贡，孔门之大贤，上不弃废举，况吾辈乎？”元代松陵铜川有顾长卿，“读书敏行，至元间应举不第，遂驰其学而以货殖为事，卒致富”。
二是应考途中，顺手捎带。有些举人赴京应考，头脑灵活者捎带贩运货物，以贴补用项，渐渐成为风气。宋徽宗时湖州六名士子“入京师赴省试，共买纱百匹，一仆负之”，到都城去贩卖。
三是家道中落，沦为商贩。有些仕宦之家，由于种种原因而衰落，其后代不得不经商谋生。如清代大儒江永的后裔，开设豆腐店，焦循的后代以卖饼为生，被人戏称为“供养卖饼家”。
四是利益驱动，下海经商。在商品经济发达时期，一些士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不安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简陋生活，也主动从事商业活动。如北宋文学家晏殊、苏轼等都从事过商业活动，散文大家穆修在相国寺摆摊售书，清代画家郑燮经营画廊自鬻书画，当上了“文化商人”。
在明末清初，由于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商人势力不断增强，整个社会风气发生变化，“商”置于农工之上而与“士”并列了。黄宗羲认为“工商皆本”，反对因为重农而贱商抑商。苏州商人也认为“四民异业而同道”，士商地位平等，因此商人及其子弟也可以读书为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