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业的快速发展，政府也逐渐重视商业和商人子弟，特许在商埠设立商籍，分配一定名额录取寄寓该地的商人子弟。明代常州富商薛琛之子薛英学而有成，科举及第，官至四川检察佥事。薛琛也因子贵而授封京秩。商人们自己没能读书，但有条件有实力送子女读书，所以纷纷延师课子，参加科考，聊补自己失去读书应试机会的遗憾。明朝嘉靖年间吴县商人薛轼“少聪异，尝读举子书，因家累不果卒业，甫弱冠即以贸迁游淮徐间……尝自啐曰：‘吾既不得为儒者，当为善人’”，他把儿子送去学习，为县学生。正如有学者说的：“商人及其子弟的应试做官既是商人地位提高的表现，又是商人地位提高的结果。”
商人地位提高了，不仅士人愿意和他交往，而且许多士人向商人流动，即所谓“辍儒之贾”或“弃儒从商”。明朝士子孙春阳“万历中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开一小铺”。山西商人锡铭幼学举子业，亦不售，怀着“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的抱负，弃儒从商，成为蒲州大家。鄞县人屠继序十七岁即补诸生，刻意治进士业，但屡试不中，想以读书自娱，而家又贫，只好“设书肆市中”；浙江某县徐北溟，补县学生，家酷贫，无以自给，乃赴扬州贩书度日。读书人没有其他本事，卖书就成了他们谋生下海的首选。据日本学者重田德《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统计，仅安徽婺源一县清代的弃儒从商者不下四五十人。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商潮的冲击下，重商思潮才得到广泛而迅速地发展起来，文人经商办企业的更多了。
首先，重商观念逐渐确立。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商品大量涌入，大量白银外流，重商主义逐渐被国人接受。在《申报》上有言论说：“一国独立则重在农，群雄逐鹿则重在商”，“宇宙之能致富者，工商之事也”，“商固富强之机而国民命脉所系也”，“西国明此而致富，中国昧此而至贫”。有人认为商战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是西国“重商”“护商”，而我国“贱商”“抑商”。“西国以商税为岁入之大宗，故视工商为国家之命脉，各埠均设商会”，“官为护持”，“商人得恃无恐，贸易盛而国势日强”；“中国则不然，目商为市侩，薄工艺为细民，平日抑勒百端，有事视为鱼肉，故其势涣散而不能自立，更何能与洋商颉颃”。这些议论表达了一种“商本”“重商”的观念符合时代的需要，所以，清政府也采取措施发展工商业，在朝廷设立商部，各大都市设立商会，管理工商事务。商业地位的提高和商业税收的大增，受到社会的关注。《申报》说：“税务之收，必将数倍于钱漕矣”。
其次，传统义利观在现实生活中发生颠倒。李贽大胆鼓吹“私欲”，提出“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李贽这些观念，在晚清结下了果实，传统的“义利”观被近代功利观取代。商品经济的诱惑，竞争机制的压力，使只懂得笔舌之耕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出现了危机，这些一向以“尚义”、“乐道”为清高的人们产生了心理失衡，他们不得不放下昔日的臭架子，带着对传统儒学说教的怀疑，战战兢兢地将自己的观念向“利”倾斜。有人把新的功利观附会到古人身上，说什么“古之谋国者未尝讳言利，且必先兴乎利而后道德仁义可得而施”，就是说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一般是先养后教，即先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而后才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也只有“利”才能使其实行，仁义道德之推行，并不能以空言取效。可以说，“当今之天下实为千古未有之利场，当今之人心亦遂为千古未有之利窟”。正如邓子琴所言：“至西方学说输入，若天演竞争，若人己兼利诸说，均为功利家张目。于是明目张胆，毋庸讳言，此民国以来最大之变端也。”并称这种现象为“功利置重”。
近代功利价值观取代封建伦理价值观，从前官与商、士与商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弃官而改营商业者，他们降尊纡贵，为古董商，为酒楼、茶肆、旅馆、饭店、车行老板。甚至连状元张謇都下海经商了。许多举贡、生员步其后尘，弃儒经商。封建文人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说：“今年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至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经商者。”当地“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而那些工商界人士不仅与士大夫平起平坐，还成为官僚的座上宾。正因为“商之勤勉胜士，商之活动胜士，商之言行相近胜士，商之取财胜士”，一些人“所去士而投身商者为此也”。士大夫耻于与商人往来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至光绪朝，士大夫习闻泰西之重商，官商始有往来，与为戚友”，甚至出现“商与官近至以官商连称，通常专保护商民，殆渐以打破从来之习惯，而以商居四民之首”。当时思想家郑观应说：“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这完全把以前的观念改变过来了。
（三）文人办报
近代有很多文人在上海办报（小报），以此维持生计，或者营利，甚至以此作为终身职业。这是文人地位发生变化的体现。
1.文人小报往往资本少、规模小、运转差
晚清办小报的门槛比较低，通常情况下小报馆资本只需两三百元，甚至更少。有时，“拿出十几块钱便能办出一张小报”。一般小报馆没有自己的发行部，发行委托给了报贩子，也没有自己的印刷机，报纸委托给印刷厂。办小报不需要太多的人员，有两三个就可以了。李伯元在谈办《游戏报》的感受时说：“溯本报创行于今岁夏五，内外之事，仆以一身任其艰……夫稠缪之密，擘画之繁，皆鄙人份内事，诚不足为外人道。”后来，他“以‘铺底’售之商人，又别办《海上繁华报》《世界繁华报》”。自己身兼作者、编辑、发行三职。他将《游戏报》所有家什卖掉，换取资金后又创办新的小报。孙玉声也是在业余时间创办《笑林报》的。这种个人办报的状况，到了20世纪20、30年代更为普遍。平襟亚的《开心报》、张静庐的《小上海》、蔡钓徒的《快活报》……。可见，个人创办一份小报成为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几个人出资合办小报，在近代上海也很普遍。创刊于民国元年的小报《飞艇报》，发起者为李铁公，参与者有陈宝宝、詹禹门，报纸出版后，风行一时。吴大慈、严文生两人合办了《小新闻》。《小日报》在当时是别树一帜的。主办人之一姚苏凤“认为一个人单干，没有力量，后来邀江红蕉、黄转陶、范烟桥、包天笑参加，与查士端、黄光益合为七股，议定每个股东，除分摊资金以外，尚须每日写稿两篇，作为基本稿，编辑由大家负责”。这话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文人创办小报的心理和形式。这种由数人共同承担资金以及撰稿、编辑责任的办报模式在当时也是十分流行的。
因为资金的关系，一般小报馆规模都很小，内部组织也简单明了。“办小报的，主办人大多须有才学，至少能够自编自写。小报篇幅一般是四开四版，内容不多，创办人靠着人情拉稿，或雇一个助手，一个校对，一个茶房就可以应付了。广告也是靠自己的关系拉来。”《游戏报》创办以后，李伯元在报纸编辑方面，“一身独任其艰”，一年以后，才赏识欧阳巨源的才华并请他成为助手协编《游戏报》，其报馆人员加上校对和账房等也只有三五人。
很多小报馆址就设在主办人自己家中，办公环境恶劣。例如，李伯元创办《游戏报》，规模比较大，甚至有自己的印刷机，报馆设在上海西藏北路亿鑫里一幢几间屋的中式楼房里，编写、印报、食宿都在一起。楼下印刷机声音很大，只隔一层板壁，所以睡觉也不怎么安宁。《上海顾问》比较详细客观地描述了这些小报馆的情况，“大都和家庭同处，通厢房有，亭子间也有，甚有设在灶披间内的”，“倘能挂一块洋铅牌，在交通便利之处，除写字台一张，椅几数张，略有写字间规模，已很难得”。
2.文人小报的生存境况非常困难
第一，小报发行往往受报贩中介控制。上海小报规模小，“小型报都不能自己发行，只得交给总报贩经销，于是，受到重重剥削”。报贩中介有自己的团体组织，势力大，控制着报纸发行市场。报馆若稍不如其意，就要聚众行凶，谁也不敢得罪他们，屈服于他们的势力和发行网络。报人包天笑说：“新开报馆，先要与他们（报贩）讲条件，或者请一次客。”所以一些小报主人说，办小报的难题，除去人才和经济两项以外，还有印刷所和派报人的因素，而这两点之关键所在就是派报人（报贩）的作用。“派报人的手段广阔，固然有利于报纸的推销，但是有许多未能如数付款，或竟狡赖延欠。”以致小报馆资金周转不灵而停刊。因此，有小报愤愤不平：“上海各报之命脉……半在报贩”。
第二，租报制度影响了销量。“各报摊随意租给人家看，每份取费一元，或五角，末了退回报馆，报馆方面每天要负担这许多供给他们租给人看的报，没有一文钱的收入……”报摊小贩也说：“有时读者向我们租看小报，我们收回后仍得退给报馆收回批价。”这种租报方式固然扩大了读者面，但严重影响了小报的实际发行量，因而也制约着小报的发展。
第三，小报之间的恶意竞争。晚清小报处于初创时期，大部分创办小报的多为传统士大夫文人，多属“玩票”性质，还没出现不择手段的挤压和同行之间的交恶现象。但是民初，各小报奉行“骂倒了人家，自己可以出世”的原则，“小报是……你骂我，我骂你，你挑我的眼，我挑你的眼……总是说本报所载，方是确息，别报所载不确，闹得热闹，张张报都不能免”。《龙报》创办人蔡钓徒直言不讳地说：“我办《龙报》之先，有二句口号，是拳打《晶报》倒，脚踢《福尔摩斯》翻……”包天笑任主笔的《晶报》是“小报之王”，吴微雨的《福尔摩斯》名气也非常大。
第四，动辄被查，牵扯官司。上海小报敢言大报之不敢言，敢登大报之不敢登，这是它们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正因为什么都敢言敢登，往往遭到租界处罚和司法诉讼的也多，其结果是经常受到处罚。小报文人感慨道：“上海的小报，最使编小报的人感难，是措辞二字，往往一句平淡无奇的文句，在他人看来，似乎指着人说话，说不定从此闹出事故来。”“办小报之难，真可说是难于上青天了，若使你要办一张崭露头角的报纸，当然要登激烈的稿件，但是隔了几天，包你吃律师信传票，甚至会打报馆拘编辑。”《龙报》创办人对此深有感触：“办小报而能支持三年，别的不敢自诩，单是寿命上，却可谓差强人意，堪以自慰，这三年里本报支持于风雨飘摇之中……兴了几次文字狱，被捉将官里去，饱尝那铁窗风味。”《阳秋报》就是因为在报上敲诈不成而被捕房罚洋而最终被封的；《国华报》因捏造花界新闻，而为捕房罚洋五十元。《晶报》因刊登李涵秋的小说《爱克司光》中有“以翁媳之私形容国家大事”而被罚洋三十元。《光报》因登载“肥胡趣谈”一文“文辞猥亵，有违律嫌疑”而收到传票。后因怕吃官司，《光报》被迫停刊。《烟视报》销路颇旺，后因为刊文，“颇多毁坏法当局名誉之语”而被判赔偿名誉损失费二万元，“遂不得不停版矣”。由此可见，小报馆的生存之艰难。
第五，收效低微，难以运行。报纸的收入主要靠收广告费和卖报费。报人都明白“报馆之唯一收入，全恃广告为活命之源”，“故报纸之广告，实为报纸之命脉”。然而小报社会影响小，一般商人对此兴趣不大。所以，小报兜揽广告，要比大报广告难上十倍。新出小报，更是“决难兜到一张广告”。胡雄飞是一个揽广告能手，他创办的《福尔摩斯》报的广告，比任何一家小报的广告都多。但为了拉广告，他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一次得到“美大公司”广告的同时，公司又附带让其代写一万只信封，胡雄飞只好答应。为了这一笔广告费，他不得不“邀约几位朋友，镇日镇夜的赶写，足足写了四天工夫，还没有写完”。小报广告业的萧条由此可见。
按照成本核算，小报如果没有广告收入，那么“办一张小报，除出了能够销到七八千张以上的报纸”才可以维持。要达到这样的销量，大部分小报是难于上青天。《上海顾问》介绍了当时小报的发行情况，“能销三千份以上的，只二三家，一千五百份以上的，已很少见，普通都在千份以内”。怎么办呢？要保证小报馆的正常运营，只得提高报价。“小报只有大报纸张之半；大报每份都有数张，小报则每份仅有一张”，“往往仅有半张的纸，却能与大报数张的纸的价目并驾齐驱”。同大报相比较，小报价格高出大报几倍，这种状况对于小报发行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此外，小报撰写与编辑质量整体不高，等等，也影响着小报的发展。
由于以上诸多内外部原因，近代上海小报的生存环境恶劣和发展制约因素可想而知。从营业上看，小报的亏本是普遍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