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附赠小说是小报的救命稻草
为了争取各自的生存空间，增加发行量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各个小报除了在大报上刊登广告宣传、聘请名人担任主笔之外，最主要的办法是附送小说附页或刊载小说作品。
小说是市民读者最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之一。它故事性强，其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以及可读性，深受广大市民欢迎，尤其是一些传奇、武侠、言情类的小说更为读者所喜爱。着名报人、小说家包天笑说过：“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附送小说或连载小说成为小报促进发行的一种手段和策略。最早附送小说的报纸是《沪报》，它将《野史曝言》全书，每日排成书版式一页，随报送阅，蝉联而下，从不间断。一时订报者纷至沓来，不可数计。《游戏报》附送《凤双飞》小说，并在当天的报上对其介绍和赞美，“是书之佳妙以及本馆附刊章程，详今日报首所刊缘起，凡例内阅者鉴焉”。《趣报》附送《断肠碑》小说单页；《采风报》另附石印绘图《海上繁华梦》；《笑林报》赠送石印《仙侠五花剑》，《笑林报》因而销路大增，订报者数千份，经常脱销。以后附送小说成为小报发行通常惯用的手法之一。
民国时期，各小报竞相刊载名家小说，小说逐渐成为小报主要内容之一。“游戏场小报”时期和小报鼎盛期，几乎每一种小报都刊有各类连载小说，尤其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如言情小说、爱情小说、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社会小说等成为小报的重要内容。小报依托小说提高其发行量，小说依附小报而得以传播。
4.小报的文化品位降低
晚清时期小报，以讽刺文学和花、伶两界新闻为其主要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是李伯元主办的《游戏报》。其文字笔调诙谐、戏谑，所记多为街头间巷琐闻、妓院消息，迎合了一批封建文人的低级趣味，也是当时居住在上海的一大批地主买办阶级知识分子的消闲读物，尤其是刊载大量的妓院名妓容貌、才艺、起居等消息，引得有钱有闲市民阶层的兴趣，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轰动。每期的销数一般可以稳定地达到几千份。于是模仿《游戏报》的各种消闲小报纷纷而起，例如《笑林报》《消闲录》《笑报》《采风报》《寓言报》《趣报》等都以《游戏报》为模本，所刊登内容也多为诗词、谐着、笔记、评花、品菊之类，对于文人之间的诗词、唱和之作尤为注重，文人的互相投赠之作，几占报纸版面的十分之五六。所创办小报者和执笔者都为当时的知名文士，如袁翔甫、高太痴、吴趼人、周桂笙、孙玉声、杨千里、庞栋材、欧阳巨源等。评花、品菊之类文字充塞版面，妓院消息、当红妓女的生活动态更是小报的主题。有时人评价小报为“文人好事，游戏三昧”。创办小报多为文人兴趣所使然，多为北里中人（妓院）作起居注，以展示其才子佳人式的交游风习。
晚清时期小报的文人气息浓厚，所载文章多为文人之间的诗词吟唱，以及对于时事政治的点评“首论”和妓院的妓女花事新闻，与普通市民所关注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这些小报的受众多为一些文人墨客及有钱有闲的社会中上层市民，“在很大程度上，它们迎合都市中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尽管这一时期小报的花报新闻尤其是小报报人所举办的各类花榜选举确也能够引起一批普通市民的兴趣，但这种轰动效应只是满足了一些小市民对于北里妓场的好奇和想象，小报仍不能全面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市民转而对政治新闻的关注，那些专情于妓伶两界新闻“旧时的小报，已成腐化无人问津了”。小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开始了自身的转变。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发展，文化市场日益繁荣。此一时期综合性小报，定位于为更广大的市民阶层。报道社会新闻，揭露官场黑暗和关注时局，反映普通市民的生活诉求，迎合普通市民趣味的文化需要，小报向市民大众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市民日常生活方向延伸。这类小报的文化定位得到了广大市民阶层的普遍认同。
总之，小报不仅从内容到形式都面向市民大众，显示了小报通俗化、市民化的发展过程，而且在商品社会的物质利益驱动下，小报文人也由传统士大夫的文人雅兴回落到世俗市民社会之中。小报文人趣味由雅而俗的转变同样是小报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取悦广大市民阶层而进行的文化转向。
（四）为了生存而写作
读书写作是古代文人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只要有空闲时间他都会坐拥书城，手不释卷。同时他们也会写诗作文，表达治国安邦之志或思古之幽情。许多着名政治家，也是着名的作家和诗人，在收获政治成果的同时，也留下了精彩的诗文着作，影响一代一代的文人。
但是，古人的写作也是有不同目的的。屈原写《离骚》是为了抒发内心郁闷，表达爱国之情；杜甫创作那么多的诗歌目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化醇”，为了苍生社稷的安慰。也还有一些士大夫在消泯从政热情而退居山林写的自己心志，如陶渊明，也有一些文人写作是为了学术的发展，如章太炎。
以上的作者都令人敬佩。还有一种情况，写作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好形象，改变自己的坏形象。如清末大藏书家陆心源曾在广东高廉做官，他的好友毛鸿宾来信嘱咐他要多行善政，潜心学问，最好能有着作出版，尽可能以深受士民拥戴的声望消弭以前的不好影响。陆心源对此心领神会，在一两个月内就写出了《仪顾堂文集》。他再次因贪赃罢官，永不叙用后，退回书斋，潜心苦读，着书立说，在很短时间内就有《潜园总集》出版，含三十五种九百三十六卷，另有参编的《同治湖州府志》等十五种七十五卷。这些对于挽回面子，消除影响的作用很大。
近代文人跟传统文人不同，他们的写作除了表达理想、抒发感情、娱情遣兴之外还可以获得比较优裕的经济收入。这归结于稿费制度的实行。
近代稿费制度的出现和确立，一般来说是从现代报刊产生以后开始逐步实行的。为了扩大影响，并同《上海新报》竞争，《申报》聘请了众多华人主笔，这些“秉笔华士”成为近代上海最早的洋场报人。其时给《申报》写稿，一般没有稿酬，而且，“最初在《申报》上发表诗文，不但没有稿酬，并且照广告条例向作者收费”。后来，为了商业经营竞争的需要，报纸开始免费刊行文人的作品。《上海新报》公开布告说：“如有切要时事，或得自传闻，或得自目击，无论何事，均可携至本馆刻刷，分文不取。”《字林沪报》《申报》也先后申明不收费。
《申报》上有明确的征稿稿费广告是1884年6月4日点石斋主人为《点石斋画报》征稿刊登《请各处名手专画新闻启》。启事称：“本斋印售画报月凡数次，业已盛行。唯各外埠所有奇奇怪怪之事，除已登申报外，能绘入画图者，尚复指不胜屈。故本斋特请海内大画家，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事，以洁白纸新鲜浓墨绘成画幅，另纸书明事之原委，函寄本斋。如果惟妙惟肖，足以列入画报者，每幅酬笔资洋两元。其原稿无论用与不用，概不寄还……其画收到后当付收条一张，一俟印入画报，即凭本斋原条取洋。如不入报，收条作为废纸，以免两误。”登广告征求画稿，并公开声明愿意付给稿酬，并对稿酬如何计算和支付给予详细说明，这是申报馆首次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报刊征稿付酬资料，它的出现无疑成为近代报刊建立稿酬制度开始的标志。
获得承认，赚取稿酬，激发了更多的文人投入写作中，尤其是年轻都市的文人。吴趼人为《月月小说》报撰稿，“向书贾领稿费时候，总是笑容满面”。包天笑在其《钏影楼回忆录·在小说林》中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来到上海，“当时已流行了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了”，“我的小说，后来涨价到每千字三元”，“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社译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稿酬制度逐渐发展成熟和为人们所认同。
近代稿费制度的确立和逐渐成熟，也刺激了文人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文学创作完全市场化、商品化。时人评论说：“昔之为小说者，抱才不遇，无所表见，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穷十年或数十年之力，以成一巨册，几经锻炼，几经删削，藏之名山，还敢逮出以问世……今则不然，朝脱稿而夕印行，一刹那间无人顾问。盖操瓤之始，视为利弊，苟成一书，售诸书贾，可博数十金，于愿已足。”从“借小说以自娱”到视小说为“利薮”，文学创作从消遣的一种方式而成为一种职业的谋生手段，表现了传统文人在近代稿费制度下价值观念的转变，传统文人的义利观在商业发达的上海文化市场的大潮冲击下逐渐为近代稿费制度所颠覆。
一大批传统知识分子能有广阔的生存空间，改变了一般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激发了文人从事近代报刊业的热情，文人与近代报刊业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是与稿费制度的确立分不开的。创办报刊和从事写作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重要职途。周瘦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周瘦鹃年轻时在旧书摊上购得《浙江潮》杂志残本，将它演绎为五幕剧，取名《爱之花》，投寄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得稿费十六元。这提高了他的写作兴趣，走进上海的报刊世界。他在《笔墨生涯五十年》中说，他得到第一笔稿酬十六元银洋时，喜心翻倒，好像买彩票中了头奖一样。而且，他那五十年的笔墨生涯，就在那一年上扎下了根，开始了他的卖文为生的生活。报人平襟亚孤身一人来上海后，投稿报章杂志，博些稿费，居然月入数十元。从而为他在上海的生存开辟了一个谋生之路，进而在上海稳步生存下来。范烟桥也谈过稿费制度对于文人的影响：“旧时文人，即使过去不搞这一行，但科举废止了，他们的文学造诣可以在小说上得到发挥，特别是稿费制度的建立，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稿费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促进了传统文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扩大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存方式。
总之，上海文化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近代稿费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有利于知识分子从依附于传统阶级的状态下游离出来，转变成为依靠自己文化资本安身立命的近代知识分子，也为科举废除后传统知识分子提供了出路。稿费制度的确立，为知识分子开辟了新的职业之路，为近代报人群体经济上的独立提供了保障。各地文化人士竞相来到上海，扩大了知识分子的队伍，也扩大了小报文人群体的规模。上海成为近代知识分子集中程度最高和流动性最大的城市。据统计，至1949年底，在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1万多人。
（五）狭邪冶游
近代文人，尤其是报人作家群体都保持着传统文人冶游狭邪的传统。这群体在教育背景、生活境遇、人生品味、信仰习惯等方面有一致性。其中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业余生活嗜好，那就是征逐灯红酒绿，出入青楼，寻芳觅艳。从近代早期的王韬，后来的李伯元、孙玉声、吴趼人到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旧派文人，都是勾栏曲院的常客。这些地方既是他们冶游娱乐的场所，也是他们交游情谊的都市空间，同时又为他们编辑小报和创作文学提供鲜活素材，其风流事迹亦为时人和后人所津津乐道。下面列举几例。
小报鼻祖李伯元风流倜傥，他所创办的第一张小报就诞生于花丛柳巷之中，狎妓叫局也是肆无忌惮，不避旁人耳目。有记载：“亭长李伯元风流自喜，颇以山东丝竹、南部烟花为乐……一日戏与某互易服御，徜徉于市，既而同上酒家楼买醉，醺然挟某入娼门，某不从，伯元固强之，途人见之笑，某大窘，乃托故遁去。而伯元竟黄冠狎妓，其狂放有非斗方名士所得而及也。”其行为放荡如此。他写《官场现形记》时，就住在南京路附近的劳合路（今六合路），那里是雉妓丛集的大本营，其大门上贴着一副梅红笺的春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李伯元是花界常客，对花界之事了如指掌，有“花间提督”之封。当时林黛玉、张书玉、陆兰芬、金小宝四大名妓被称为“四大金刚”，就是出于李伯元的品题。李伯元的助手，青年才子欧阳巨源也是长年随同李伯元混迹于风月场中，竟染上花柳病，年仅25岁就英年早逝了。小说家吴趼人，更是艳迹昭着，每晚必去妓院与名妓品茗酬醉，各大名妓无不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