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坛老将孙玉声，“在中年时代，金粉场中，几乎天天有他的足迹，如名花金宝仙、吕巧琳、王宝钗、朱筱仙、金香林、周湘云等，都是他素所相识的。他四十岁后，豪兴未已，又垂青于花榜状元金菊仙。他的缠头所掷，万金也不止了。”他不比李伯元的行为放荡不羁，尤其晚年时期，行为多受外界制约，难免出现一些不尴不尬令人忍俊不禁的“轶事”：“先生嗜西餐，而尤喜飞笺召北里妹于席间典觞政，以是福州路一品香或江南春西餐馆，每至夕阳西下后，先生与予时觞咏其间。第餐后先生必携座上所余之外国馒头以返，同席或询何用，则以饲金鱼对。继见其每餐如是，一日予偶询其仆从某：‘汝主人共蓄金鱼几何？有无异种？’其仆辗然笑曰：‘君以吾主携归之外国馒首果饲金鱼乎？缘主人好游，西餐外更喜赴绮筵，主母以主人年老，讽劝兼施，主人乃异想天开，取餐馆所余之外国馒首归储诸别室，如某夜因赴绮筵歌缓缓归之句，则取馒首以告主母，谓某友约在某馆西餐，以致迟迟，有馒首可证。甚或取请客票之不写日月仅一‘即’字者，于怀中检出以实之，主母每为之释然，故群等如请主人西餐，以后请客票可书一‘即’字，主人更别有妙用也。’予闻忍俊不禁。”
袁翔甫，是小报《闲情报》创办人，“其性极好色”，因为“囊中羞涩，恒不名一钱，时至各花烟间，事毕即去，不稍留恋”，为人所笑。报人寻芳觅艳风气在当时甚为流行。小说家兼报人许廑父曾在政界中任过职，将所有积蓄，尽数在青楼中挥霍净尽。“在上海妓院中曾享过大名，问起许二少三个字，谁不晓得。”当有人向他催稿的时候，会把吃花酒的请客票反过来，当做稿纸来做小说。他自己也承认，他的着作，在妓馆中的出品占据多数。
出入花界“叫局”，“吃花酒”在民国初期文人中也是最为常见的行为，尤其在十里洋场商业、娱乐业发达的都市中。包天笑回忆说：“上海在这个时候，正是吃花酒最盛行的时代，谈商业是吃花酒，燕友朋是吃花酒，甚而至于谋革命的也是吃花酒。”并说：“我是吃花酒的，踏进报馆第三天，狄南士（狄楚青）就请我吃花酒……那是我第一次进入花丛。”当时文人雅士多以吃花酒为时尚，“有许多南社里的朋友，所谓文酒之会，也都是吃花酒。”包天笑对自己出入花间作总结说：“毋庸讳言，20年颠倒于狂荡世界，诚难自忏也。”
这些文人的冶游风流生涯，表明了这种游冶生活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常态，一种生存方式。共同的生活品位和嗜好是他们社群意识得以认同的一个基础，文士风流的特性也是构成小报文人群体共相的一个方面。这种习气所以流行于文人之间，一方面是传统士大夫“才子佳人”旧式风习的遗留，一方面也是十里洋场商业繁荣社会中出现的娱乐消遣的普遍现象。对于文人来说，是旧式文人“才子”情结的反映。正如张静庐说的，文人“一定要‘风流’，才可以称为‘才子’，一定要进出娼门，才配称得起为‘洋场才子’”。
第三节报业文人群体的生存状态
19世纪70年代，部分仕途失意的文士迫于生计的无奈，开始涉足外国报纸，襄助传教士或外商主理笔政，成为报人。后来，社会变迁的大潮驱使越来越多的落拓文人投身报业，有的人甚至走上独立办报的道路，成为我国最早进入报业市场的个体经营者。随着封建体制疏离感日深、职业归属感日强，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以尽情施展，他们在新闻界、文学界（尤其是小说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的境遇也得到了改善。但是，对这一群曾经是“边际人”的“橐笔”外报或者编辑、经营小报者，人们往往淡忘、忽略，对他们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其实，如果考虑到他们的思想情感、精神世界对透视那一时代知识阶层裂变所具有的代表意义；考虑到他们以职业报人身分，捷足先登报业舞台并有所作为；考虑到他们在小说领域所作出的贡献，那么深入研究他们的生存状态是非常必要的。
这里说的报业文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包括最早寄身外报的文士，小报主办人，以及20世纪初在报坛崭露头角的报界人员。这个群体的特点是：都把办报作为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收入微薄却比较稳定；都是官僚体系之外的“边际人”，大多有科举落第的经历；他们都无党无派，以自身职业立足；他们自负洋场才子的灵性与才气，又不乏对国事时事的关注。
从落拓文人，到报界闻人，他们都经历了痛苦的生活磨难与精神炼狱，对底层社会和市民生活比较了解，他们真实地勾勒了晚清社会变迁的动态图景和都市人的心理曲线。
一、物质世界：生存境遇的变化
19世纪中叶，由于科举入仕为正途的社会观念，使得“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兴”。因而置身报业，卖文为生，境遇相当窘迫。曾经当过县令的袁祖志，堕入报界，“寓沪时赤贫如洗，庭筠里有《国华报》者，慕其名延为主笔，出版仅月余即停刊。未几入《新闻报》馆担任论文，月新仅20元，会当夏令，求一布大褂而不可得，常在马路中仅着一布短衫，手执大芭蕉扇，摇曳以行，饭则恒至小饭店就食。”即便是以鼓吹改良、着述等身而声名远播的王韬，也无法逃脱阮囊羞涩的命运捉弄。据张敏考证，王韬每月较为稳定的收入将近百元，对于普通报人来说这已经是相当高的了。但除去每月租房18元，米钱70～80元，亦所剩无几。
给外人打工，橐笔换钱，生计自然是艰难些；纵然是独立办报，手头也不见得又怎么宽裕。例如，小报鼻祖李伯元，独立办过多种报纸，而且都很成功，但他还是一生穷困，身后凄凉。据记载：“某岁，伯元大窘困，除夕，索逋者接踵而至，伯元则与友局匿小楼，饮酒联句达旦。”身为名噪一时的小说家和报人吴趼人，也常靠人资助度日。死后身边只有两个银元，不能成殓，全仗友人捐助完葬。如此窘迫的生活，单凭办报难以维持，李伯元和吴趼人都在办报同时，从事小说创作，仍然入不敷出。是他报馆经营不善？还是他的小说不畅销，都不是。张乙庐在《李伯元逸事》中说：“上海小报，创于常州李伯元氏之《游戏报》。其体裁略如旧式大报，销路甚广。”孙玉声也说：“当其橐笔游沪时，沪上报馆，只《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等，寥寥三四家。李乃独辟蹊径，创《游戏报》于大新街之惠秀里。风气所趋，各小报纷纷蔚起，李顾而乐之。又设《繁华华报》，作《官场现形记》说部，刊诸报端，购阅者踵相接，是为小报界极盛时代。”报纸畅销，而报人困顿，其间必有缘故（且容后叙）。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废除、封建等级制解体，特别是报刊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不断提升，报人的生活情状也大有改观。包天笑就生活优裕，事业风顺。1905年在《时报》馆时期，月薪水80元，再加上兼职《小说林》的40元，每月固定收入120元，有时在别处写小说、编杂志甚至可两倍于薪水，而其全家费用每月至多不过五六十元，显然盈余颇丰。与包天笑一同供职《时报》馆的陈景韩之收入亦不在此下。相较而言，名气不着的孙东吴（申报馆编辑）28元的月薪，就略嫌寒碜。有什么样的收入，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总的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年收入在数千乃至上万的买办阶层和仅止百元左右的下层劳动者相比，报人可谓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了，基本摆脱了生存的困扰。经济状况决定社会地位，一向被视作“文人末路”的报人也因而逐步赢得了社会尊重，表现出更多自由职业者的自信和潇洒。包天笑和陈景韩盛名之下为多方聘请，在职业与事业安排方面游刃有余。曾执笔广州《人权报》的陈耿夫也经常和人谈起往日的风光说：“洞神坊及十八甫等处各商户，无不识吾姓名。每外出商户及路人多啧啧相指，谓此即某报记者陈某云云。”报业遂成为时髦行业，既可缘报闻名，又可建基立业，于是乎，功名高就的文士亦有投身报业。出身名门曾任内阁中书的曾朴，便于1904年和友人创立“小说林社”，并在1907年1月出刊《小说林》杂志。该杂志停刊后，次年十一二月间，又与丁芝孙（初我）合编《女子世界》，显示了对报业的极大兴趣。而仕途顺风顺水的黄远生居然辞官不就，转而从事报业工作，这在20世纪初的中国，则更具象征意义。1885年出生的黄远生可谓科举制下的幸运儿，1903～1904两年内连中两榜，获得“知县即任”的资格，但他无意于仕途，经再三申请，获清政府批准以进士身分赴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1909年学成归国，先后任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等职，公余为报馆写稿，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辛亥革命后，他坚辞议员职位，就任《申报》《时报》等报特派记者，凭新闻才能名重一时。辞官不就、衷情报业固然是黄氏的个人选择，但这一行为本身也凝结了超越个人意志的时代气息，说明报人的社会地位已然大大提高。
从落拓文人，到报界闻人；从困顿于生计的下层文士到自由职业者的城市中层，晚清职业报人的命运跌宕，无比生动地演绎了传统士人由四民之首地位滑落被推向文化市场的全过程。
二、精神世界：精神困境及其解脱
早期报人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相比于从事“旁门左道”的下等文人和底层民众来说，有着比较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生计本应该不成问题。不用说社会名流王韬每月百元的进项，就是《申报》馆主笔几十元的月薪，对供职于洋务机构的普通抄写员或私塾先生，尤其是车夫、厨师、杂役等贩夫走卒来说，已是不小的数目。而早期报人之所以大都窘困异常，多半是因为于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外，尚有过多的性灵渴求，异常花费。如果说王韬为博取身后功名，给自己刻书立传所费颇巨属于特例的话，那么，交谊伶界、载酒看花则是当时文人普遍的雅好，以才子自期的报人在这方面的消费定然不少。黄式权就“性嗜剧，尝月旦诸名伶”。高太痴“弱冠时酷嗜观剧，赏识秦伶小金翠、京伶余玉琴，昕夕必往征歌”。王韬则终身出入花丛，“看花之兴，老尚未衰”，“常存洋一百元在万家春番菜馆，时约友朋大餐，并召名校书数人，赌酒征歌，颇极一时之盛”。蔡尔康也填写花榜，经常驻足青楼，“以是北里名花儿无不识其人者”。何桂笙更是将“聪明才智都在赋诗、度曲，与名士、名伶、名妓的应酬中消磨了。周忠鋆先前也是个流连青楼，与脂粉为伍、不问世事的风流才子，曾娶青楼女子锰宝为妾，便将自己的居室称为“锰宝楼”。除开花丛之挥霍，阿芙蓉癖（鸦片瘾）又为某些报人难填的销金窟。据徐枕亚的回忆，吴趼人就“磊落不羁，滑稽玩世，酷嗜阿芙蓉，卖文钱到手辄罄”；孙玉声在一段记载周忠鋆的文字中说他“烟霞癖甚深，每日卖文所入，不足以供呼吸”；创办《海上奇书》的韩邦庆则不仅将“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且“兼有阿芙蓉癖”。收入有限，而所费颇多，显然是造成报人困顿的主要原因。
但是，比起经济拮据来说，灵魂的孤寂和精神的郁结更让人难以排解。早期报人在生活方面所表现的放浪形骸，实际是志愿不遂的无奈表现。晚清这样一个急骤变迁、新旧文化剧烈撞击的时代，赋予了新兴职业的文人们充满矛盾的精神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