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观念转型的大致方向是由小说与社会关系的外围讨论趋向小说本质认识内核的研讨。1902年梁启超所鼓吹的“小说为文学最上乘”的话语，还主要停留在政治功利上，1907年徐念慈《<小说林）缘起》言：“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乎？”从美感和理想上综合探讨小说的文类地位，展现了新小说家审美意识的自觉。在这一转变历程中，中国小说观念各因素变化情况各异，中国小说观念之批评方式的演变是这种转型的突出表现，虽然，批评方式自身的新旧并存，还揭示着变革的复杂性，但是小说评点和序跋各种变体的存在，以及小说专论、小说话、小说期刊发刊词的发展势头，毕竟显示了中国小说观念转型的时代活力。小说观念之批评范畴是观念相对守成务本的部分，小说观念之批评范畴在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某些时代的变化，其所展现的辩证化色彩也显示了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进程。小说观念之批评功能是位于传统与新知之间的一种状态，劝惩功能、慕史功能、娱乐功能的理论体系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具体阐释和新小说家的申说，则带有某些的近代话语特征，教育功能的凸显、审美功能的强调，则是新小说家借鉴异域小说宣传效应的一个突出表征，它对异域小说观念语义系统的借鉴略大于对传统的继承。这样，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就是沿着其多义指向跋涉而行的。
3.转型的不充分性
晚清民初相对宽松的文化语境，孕育了小说观念新变的因子。新旧话语之间的审美张力，搭建了文学沟通和融合的过渡桥梁。晚清民初因为启蒙思想和中西文化交流而浮起的“小说界革命”之舟，豁露出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批判锋芒。郭延礼认为中国近代文学的近代化，是一种不充分的近代化，“就整体而论，近代文学并没有达到一个超越古代文学的新的高度，中国文学在1840-1919年间也没有完成充分的近代化”。晚清民初小说的生成机制和流通手段应该是不充分近代化的直接原因。传统的立德、立言的写作取向被拦腰切断，以稿易金主义四处横行，社会生存境遇诱使众多新小说家为市场而写作，媚俗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小说观念的平民色彩，却因臣服于大众趣味的指引，使雅俗共赏变得十分艰难。“夫欲导国民于高尚，则其小说不可以不高尚，必限于士夫以外之社会，则求高尚之小说亦难矣”，狄葆贤的看法不无普遍性。商业化操作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刺激了晚清民初的小说繁荣，又引诱他们去淡化小说艺术的经营，片面的功利考虑和商业化机制就成为中国小说观念转型的主要阻力，一直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
而且，新小说家往往把小说当做其社会诉求的主要方式，要求将历史题材和当下事实，用实录的方式甚至扯上一大段议论，来表现自我的道德责任。这种选材和构思的社会学目标，在提高小说文类地位的同时，降低了中国小说观念的文学品格，也因为其艺术上的缺憾延宕着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的人文品格和科学精神，在晚清民初得到一定范围的表现，但新小说家的人文情愫远远不敌政治话语的影响，科学品格还有待时代的进步，这些，都影响到中国小说观念近代化的不充分性。
新小说肩负着匡世新民的历史重任而登上晚清民初的主流文坛，对传统的检讨与对异域文学的吸纳，形成中国小说观念转型进程继承和反叛的时代特质，中国文学气脉和小说精神仍在断裂与延续的文学生态中走向崇高。
二、近代小说观念转变的原因
1.西方先进的印刷排版技术的传入
晚清时期，西方先进的机械化印刷技术和排版技术相继传入我国，对我国文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阿英在其《晚清小说史》中总结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时，使指出其首要因素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印刷业的发展使得小说出版的效率大大提升，小说的出版数量大大增加。据日本学者丸山浩明《中国石印版小说目录》中的统计，仅晚清时期出版的石印小说总数使达630余种，其数量远高于明清两代所刊通俗小说数量。小说出版数量的空前增加，售价大大降低，扩大了文学的受众面，使更多的人有机会阅读文学作品。在过去，小说靠手抄、刻书等方式传播，传播范围相对有限。后来印刷术的改进，新旧小说大量出版，为小说搭起了面向大众的传播平台。
2.报纸杂志的崛起
中国近代的小说观念浸染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它的生存和转型机制与近代传媒的新变——报纸杂志的崛起有重要关系。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说：“清末文学与以前的区别就是杂志的出现，如果不视杂志，仅仅将单行本作为收录对象，就无法正确反映清末民初的文艺状况。”文学杂志《瀛寰琐记》和《海上奇书》首开期刊刊登小说的先例，而《新小说》等“小说”期刊的创办蔚然成风。据统计，从1892年韩子云创办《海上奇书》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我国诞生了约60余种小说期刊，其中以“小说”命名的就达40多种。在1872-1919年，共有72种文学期刊创刊，1902年之前创刊的文学期刊有5种，1902年之后则有67种文艺期刊创刊。从期刊的宗旨趋向来考察，以1909年《小说时报》的创刊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刊物主要是以启蒙开智为主，社会批评性相对突出，而后期刊物则趋向于回归人本，着意于平民生活和日常琐事，强化了对市民消闲趣味的追求，因此销量大增。例如《申报》1872年创刊时销量只有600份，而到1919年时则飙升至30000份。再如《时务报》有直接读者大约有20万人，间接接受的人数则可达到百万之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晚清民初文学消费的繁荣。
报纸杂志的出现，掀开了大众传播新的一页，而晚清民初的小说期刊和以小说为主的部分文艺杂志，给中国小说观念转型提供了崭新的生存机制，也以其新特的时代风貌，推动了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
3.小说商品化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先进生产力的输入，都市文化的日渐勃兴成为必然，市民价值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陈平原先生说“在所有制约、规范着新小说发展趋向的文化因素中，最重要的当推小说的商品化倾向”。
小说商品化是指小说进入商品流通环节，以小说的价值对其进行价格量化，并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小说作者，称为“稿酬”。中国传统的文学格局下，作家的身分往往是以种“兼职”的方式出现，文人第一要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学对于他们只不过是陶冶情趣的工具而已，虽然有些文人曾“卖文糊口”，但那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因为没有真正的稿酬制度，所以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靠写作报酬谋生的作家。但是，中国近代产生了专业的小说作家。“中国职业作家的出现，其过程大体是这样：第一步是报人的出现，第二步是报人小说家增多，第三步才是职业小说家（作家）的诞生。”在晚清，由于科举制度的取消阻断了文人们的仕途道路，文人们不仅面临着理想无法实现的困境，而且也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稿费制度的实行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谋生的手段。
最早在小说界实行稿酬支付的是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我国第一份近代小说杂志《新小说》。创刊前半个月，他在《新民丛报》刊登“征文启事”，对各类文体的稿酬标准作了说明。“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稿酬也丰厚，最佳者达到每千字四元，末等者也是每千字一元五角。而杂记、笑话、游戏文章、杂歌谣、灯谜酒令楹联等类，“此类投稿恕不能奉酬金，惟若录入本报某号，则将该号之报奉赠一册，聊答雅意”。这说明《新小说》注重小说在内容上的严肃性和文体上的纯粹性，特别欢迎那些能启发民智、凝聚民心、鼓动民力的小说，而“游戏文章”、传统小说观念中的“杂记”等并不太受欢迎。
以稿酬形式对小说作者进行物质、经济的酬答，是小说商品化的直接体现，是受了西方版权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这将对近代小说产生重要影响。“自《新小说》起，中国的小说以文艺性报刊为主要阵地，小说家找到了发挥自己小说才能的平台，改变了传统小说的传播途径，提高了作家的社会地位，改变了传统作家的文化身分，小说的商品化正是从这些方面影响着近代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以“救亡”、“启蒙”与商品经济意识合力推动下繁荣的出版、报刊业，在主观上承载着“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重任，小说家成了报刊尤其是文艺类报刊的主人，也就成了新民救国的“逻辑主人”，借着报刊在这个时代的“绿色通道”的地位，传统文人发起了由社会边缘向中心的强势冲击，其文化身分被重新认定，其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小说商品化也引起了传统“士人”阶层的文化心态的变化。中国传统士大夫，原本也是文人阶层的一部分，不过是“学而优则仕”而“弃文从仕”。而在内忧外患进一步加深的近代，文人成了“启蒙”的主角，脱离了儒家正统及官方意识形态所设定的价值观念，而追求“启蒙”的实际效果。在报刊出版业的大量参与者中，就有很多传统士人的身影，他们的加入，既是对自己文人身分的回归确认，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传统文人的社会地位。
还有就是，增强了文人的创作主体意识。传统小说观念中体现的小说文体观念，都是以经学价值观念为核心，作家的创作题材被严格限定在“实有其事”的框架中，即便偶有虚构性的发挥，也是很少的。在《金瓶梅》之前没有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即使有人“斗胆”越“历史”雷池进行了创作，他们也无颜署上真实姓名而采用笔名。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小说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从创作主体角度来谈论小说创作。夏曾佑《小说原理》提出小说创作的“五易五难”，并提醒作者要注意避难而就易，避免小说创作的“五忌”。这样的创作观念仍然是从通俗化和大众化角度提出的要求，从根本上还是对“启蒙”策略的响应和承诺。但是这样的观念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突破和补充，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的增强，即小说创作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塑造来自百姓生活的鲜活形象，以此达到鼓励民力、启发民智的效果。
当然，小说商品化也有消极影响。那就是小说社会价值被忽视，造就一些小说片面追求媚俗，艺术格调普遍不高。民初小说的媚俗最突出的表现是哀情、艳情小说的泛滥。在产业化的生产体制下，商品属性是小说的重要属性，小说的创作者和出版商都尽可能多地考虑读者的嗜好和需求。正是利的诱惑，追求娱乐大众成为小说创作和出版的唯一的目的，加之主要的小说作者多已不是“以文治国”的革命家，而是以文糊口的文人。“他们与近代前期写狭邪小说的幕僚文人类似，不过已无须曳裾侯门，而只需面对富于刺激性的小说商品市场。”小说家创作小说不仅要严格遵守报纸杂志定期出版的时间要求，还得刻意去迎合读者，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导致了小说创作的相互模仿抄袭，高产低质以及媚俗化倾向的现象的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