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小说
中国是一个政治意识非常浓厚的国家，它以顽强延续的社会制度享有四千年的文明史。中国古人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体制，激励各阶层的人士“学而优则仕”，纷纷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从政当官的道路，历朝历代不断涌现政治精英；另一方面，表现在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广大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政治教化。目不识丁的农民只要生活在这里，就能从生活的切身体验中接受影响，形成浓厚的政治情结，并世世代代相沿为习，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
那么什么是政治意识呢？政治意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学术界也众说纷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政治意识是指政治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它既包括民族和个人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也包括社会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反映的主要是民众个人的政治心理，而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则是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或政治集团的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政治意识中，统治阶级或主要政治集团的政治意识决定了个人的政治意识，它要求任何个人的思维方式、言论行为等都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个人一旦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就可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观点，以及对于政治现象的态度和评价。在通常情况下，个人的政治意识与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或政治集团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二者的阶级性、阶级或集团利益和意志一致使然。一些封建官员（尤其是政治精英）能够在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政治意识。
官本位文化决定了任何想在人生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人，必然会向政治靠拢，尽管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如愿以偿。所以，封建传统下的中国文人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靠拢政治，幻想有朝一日能步入仕途、实现显亲扬名的人生理想。他们从读书识字起就打定了做官的主意，并使出浑身解数，力争跻身于官僚的行列中。他们具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强烈的政治意识，大部分人即是受到挫折也毫不气馁，永不回头。只有少部分人，当他们亲身经历官场或目睹了官场腐败之后，主动抽身，远离官场，表现出疏离的心态。陶渊明就是这类文人的代表。
其实，儒家的“学而优则仕”、道家的隐匿待时以及法家的不甘卑贱都是求得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干禄、参政紧密相连，求仕与待时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史记·李斯列传》中的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士”的心理：“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贫困。久处卑财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非世”、“恶利”、“无为”，都不是“士”的真情本意，而是自身价值不能实现的托词而已。正因为受儒家思想的熏染，中国传统文人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以道自任、不治而议和自我实现等品性。《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德”，“八条目”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以内在修养为本，以外在追求为用，内在修养的目的在于追求外在政治事功，“内圣外王”的聚合，便构成中华文化伦理政治型范式。
在近代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文人开始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1895年“公车上书”，知识分子有了明确的社会目标和政治目的，他们把矛头公然指向封建制度及其政体，指出“变法成天下之治”是“治本”，是立国自强之策，主张实行“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的君主立宪政体。他们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各项措施，是中国资产阶级谋求近代化政治纲领的雏形；他们所使用的集会、讨论、群众性上书请愿等手段，具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特点。“公车上书”表明，转向近代化的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政治生活中明显地起着掀起新潮流的作用。此后随着变法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封建文人迈入了近代知识分子行列，实现了从传统的士人向知识分子的转型。近代知识分子拥有一个重要的信念，那就是灾难深重的中国怎样才能解除列强的压迫，中华民族怎样才能获得解放，怎样才能走向未来社会。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禁烟运动”和睁眼看世界，到冯桂芬、郑观应等人的“中体西用”“商战”言论；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民主革命，再到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倡导的五四运动，无不如是。正如有的学者说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一定的近代政治思想意识，有相当程度的西方文化素养，积极抵御外侮并投身于发展中国近代化的社会事业。”
第一节中国近代文人的政治意识
由传统政治文化哺育出来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注重以文载道，身体力行，以天下兴衰为己任，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并深深影响他们的功利取向。
一、政治参与意识
1.政治参与就是影响政治的一种行为。参与意识是个体积极参与各种事物的心理状态。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人会以主人的身分清醒地参加各种活动。而政治参与则是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或途径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在近现代社会，政治参与已日益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形成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不仅如此，政治参与过程还始终贯穿着政治系统和政治主体之间的某种良性互动。因此，政治参与意识，是人们作为政治个体参与国家政治过程的意愿、能力以及对于自己是否影响整个政治过程的意识。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要求民主、参与政治的传统，“一种放弃责任良知、退守个人生存空间的世俗化价值选择，几千年来从来就没有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取得过道义的合法性，因而也没有成为过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主流选择。”远离国家事务，拒绝政治参与，“这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政治参与中的优势。
知识分子具有掌权的强烈意识。“学而优则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文传统，使自命为知识和理性的承担者的知识分子渴望拥有权力。如果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总是在表面上与权力疏远并持批判的态度，那是因为在既定的社会结构里，他们的影响注定受到限制，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意愿。其实，知识分子并非对权力本身，而是因自己被排斥在掌权者之外使权力意志受挫而感到不满，这才是他们偏离权力的最内在的原因。一方面，“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诱惑着知识分子的凡心肉身，另一方面，“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则抒发了知识分子匡时济世的豪情。
知识分子具有参政的优越条件。他们有知识、有资料、爱思考、善表达；他们指点江山、关注时事、解读历史、评议现实；他们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穷究事理、崇尚正义；他们身有所长、业有所专、以求知为目的、以天下为己任等等。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优势。
知识分子具有议政的人格气节。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情怀在于说真话、讲实情，刚正不阿，抨击时弊，为民请命。它不仅反映了一个人对社会各种现象的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而且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格、情操及其价值理念。能否说真话、讲实情，不仅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确定自我存在，而且体现出他的社会责任感。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应该具有李白一样高尚的人格气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知识分子大胆、积极地参政议政，需要一种宽容的政治环境和宽松的社会氛围作为保障。一个社会政治是否开明、环境是否宽松、学术是否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上是否允许一批具有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并让他们的活动获得安全的保障，需要对知识分子的创新、探索应当予以鼓励，给予他们探索真理的自由。当他们提出或发表了关于学术方面的某种看来是“离经叛道”的新观点、新见解时，可以进行争论、辩驳，但不应受到政治上的批判。若要知识分子能够代表民意，畅所欲言，必须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必担心自己的意见不符合统治者的意愿而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只有消除被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忧虑，知识分子才能拥有一种愉快的心情参政议政，在社会舞台上发挥特殊的作用。
2.中国近代的文人的政治参与与封建时代的文人参与政治有很大的不同。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以间接参与为主，偶发的自接参与为辅。由于受到专制统治的压制，文人们或依仗其才学知识，在作品文章中点评国事，指陈时弊，或假借山歌民谣来忧国忧民，传达舆情。如东汉后期的“清议”就是以当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参政议政形式。他们的作品文章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引起政府官员及皇帝的注意，并对当权者的政策有所影响。这样，在无形中知识分子间接地参与了政治。当然，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会直接上书给统治者，议论朝政，如清末的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等。这种比较直接性参与，风险性很大。
封建时代的文人虽然站在其所处社会的前端，但由于当时社会大背景所赋予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政治参与内容具有无规则性；而且大部分的政治参与行为都是针对具体的情景而发生的（如针对某个腐败的官员，或针对某项劳役或税收），而少有针对一般政治决策过程而发生的，因此即便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也是具有偶然性和戏剧性的。
而近代文人的政治参与形式丰富多彩，热情高涨，身体力行，组织性强。在近代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处于空前“失范”状态，政治权力结构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各种社会力量、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中均不能独居主导地位，绅士阶层已不可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功名身分和文化权威维持其社会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也开始由传统士绅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他们非常重视吸收西方文明，并以此为参照反观中国传统，毫不留情地鞭挞社会陈弊，大力宣扬现代西方文明要义， 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批判守旧，鼓吹革新，希望唤醒民众，振兴国家。他们充当了历史启蒙者的角色，也充当了社会和国民性改造的角色。正如梁波所说：“在西方浪潮拍击中国堤岸，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关头，他们来不及用新的思想充实自己的心灵和塑造自己的人格，甚至还来不及充分地消化解释现代文明真谛，就急切地完成了对自身地位的确定和历史角色的定位。他们开始摆脱封建士大夫的文化性格，抛弃‘代圣贤立言’的基本思路，从士大夫阶层分化出来，到了五四时期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是从新式学校毕业或是留过学，接受过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掌握了西方现代的一些专业知识，与那些只受过儒学教育的士大夫们相比，他们视野更开阔，思想更新潮，是新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主要由留学生、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及学生、律师、作家、编辑等自由职业者构成。
传统社会中的文人是一体化结构的组织力量，与官方意识形态合一，而近代知识分子则由传统的卫道型转变为知识型，并与皇权渐次疏远。近代知识分子大都执着于民主的政治信仰，把民主当做要实现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这些都决定了其政治文化是一种民主型的政治文化，而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是参与型的。
3.近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以个人身分加入政府，成为官僚、政客。第二种是继续以知识精英的身分留在民间社会，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大众传媒工具批评时政，这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主要形式。例如康有为率领的“公车上书”，联络一千多名大学生联名上书，要求维新变法，振兴中国；也有人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宣传西方现代政治理论，宣扬科学和民主观念。如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新潮》等刊，内容涉及道德、社交公开、女子教育等诸多方面，鲁迅、李大钊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也都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讨伐旧制度，宣扬民主与科学观念。而吴趼人、李伯元等文人则创办文学刊物《新小说》《小说月报》《月月小说》，刊登政治小说、谴责小说等直接影射和批评现实社会。第三种是以政党团体的形式，依据某种政治理念，从事各种改良、革命的活动对抗军阀社会。中国文人自古就有结社的传统，近代青年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组织的力量，认为有组织依托的宣传更有助于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更容易成功。因此，不少知识分子参与组建各种政治性社团或政党。无论是参加学生运动、还是参与创办政治性组织大多是集体行为，很少有个人行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