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分类，西方一般分为三类，一类是幕僚型知识分子，即葛兰西所谓“统治集团的管家”；二类是技术型知识分子，就是技术专家；三类为人文知识分子。幕僚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他们有知识有文化、精明能干，成为幕主的左右手，即使那些秀才、举人、进士乃至状元们，学而优则仕，光耀门楣，备受推崇，但是始终摆脱不了依附政府或幕主的地位。技术型知识分子靠专业技术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尊重，在官本位思想统治下的中国很难有地位，也无法在知识分子庙堂上闪耀光芒。人文知识分子是最被人们推崇、寄予厚望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批判意识，肩负着监督社会、批判现实、鞭挞丑恶、歌颂美好的社会职责，敢于向权利说真话，是“社会良心”。
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命运面临着危险：一是逐渐专业化，向技术型知识分子转化，被束缚在相对狭隘的知识领域内，视野不广、胸怀不宽、意志不强；二是政治正确性，学院派人文学者迷信政治正确性，遵循一部分人建立的准则来思考问题、评判是非，缺乏独立性；三是有的知识分子“忘道以从势”或“曲学以谀势”，追随权利或权威，被权力所收买或雇佣。所以，萨义德坚持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坚持作业余者”，而不是为稻粱谋的专业人士，更不应该是被收买的幕僚或佣人。
从前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成为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要占有较丰富的知识资源；二要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依附于权势；三要具有自由的思想而不迷信传统与权威；四要具有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五要对既有秩序、规范和知识体系的质疑和批判；六要对未知领域和新的可能性的探索。具有这些，也就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士大夫是否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呢？士大夫，其界限较为宽泛，既包括前面讲过的士，也包括入仕之官，还包括曾经在朝、后又在野的人。如果按照上述“知识分子”标准，士大夫可否归入其中？对此，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不能算作知识分子。因为这些士大夫们即使接受了系统的教育，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也不过是“满腹经纶的地主，只能叫做有知识的地主”，是靠剥削他人而生活的脑力劳动者。但是那些没有行政权力的“士”，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士”，而不是“仕”。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是知识分子的前身，但其本身并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官僚阶层。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最后一批士大夫，是试图从官僚阶层中独立出来的一部分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体现于其在文化价值、艺术创造、知识体系以及特定社会责任上的特殊功能，而士大夫们正是融知识、道义与美为一体，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事的。官僚不过是士大夫“二重角色”之一。
仔细比较以上各种观点，其所述之核心皆为“仕”字。认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不能算作知识分子的学者，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一旦入仕为官，就沦为了专制政权的工具，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品质和情操，所以士大夫不如无权之“士”纯粹干净。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承认士大夫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但也认为只有彻底地与官府绝缘，并站在其对立面进行批判才能显现出知识分子本色。
我们认为，如果因为“仕”而把士大夫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是不合理的。首先，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片面的、错误的。对社会的批判是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一种强烈的表现形式，但不是全部，不能以偏概全。其次，入仕并不妨碍士大夫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和保持思想的独立。“学而优则仕”，士入仕的最终目标不一定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还有追求“道”。“士志于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鼓励着士大夫积极地投身于政治实践，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为了心中理想的“道”，他们甘于寂寞乐于吃苦，不怕受难，经百折而不挠，虽九死而不悔，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敢于牺牲的宗教承担式的伟大人格力量。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听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肺腑之言，才能看到文天祥英勇斗争和谭嗣同凛然赴义的身影。就此而言，作为社会良心的他们不愧是民族的脊梁，人类的精英。即使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隐于山林岩穴之时，他们也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的人格，冷静地关注着现实世界。无论出世还是入世，士大夫始终都保持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独特的人文关怀。最后，在中国古代社会，“仕”除了给士大夫提供政治实践舞台的同时，也是其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除仕而外，并无多少谋生技能的士大夫如何维持生计？但就是在强权政治和生存危机双重压力下，士大夫们苦守清贫，“独善其身”，仍自觉遵循儒家教义，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而这些，是当今那些只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对社会漠不关心、缺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不能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去苛责古代士大夫。将士大夫列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行列，是符合中国知识分子实情的。
（5）文人。“文人”一词出现得很早，《诗·大雅·江汉》：“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据《诗经·毛传》的解释：“文人，文德之人也。”朱熹《诗集传·卷十八》说：“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谓文王。”《尚书·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尚书·孔传·疏》解释道：“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这些文献中的“文人”指“有文教功德之人”。“文教”就是“礼乐教化”，是政治上的“立功立德”，是“文治”，而不是专门着书立说、传播知识等以文字工作为主的文化职业。“文人”成为“读书能文之士、擅长文章之人”的通称大约是在汉代。王充《论衡·超奇》篇曰：“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曹丕《与吴质书》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其《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士、士人、文士、士大夫以及知识分子等概念，都有共同特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二是具有略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民的尊重；三是与统治集团有较密切的关系，四是存在一定的人文精神。这就是文人的内涵。本书采用的“文人”就是指“读书能文之士、擅长文章之人”，是广义的“文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文人的表述，余英时用了“知识人”，陈明远用了“文化人”等概念，其实意思没有太大的差别。
2.生存与生存状态
关于生存，词典里有几个义项：一是活着，活下去；二是指在世的人；三是存在；四是生活，是自然界一切存在的事物保持其存在及发展变化的总称。生存通常指生命系统的存在和生长，生命系统包括生物系统与生态系统，如微生物、植物、动物等就是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就是多种生物体与自然环境共生的形态。
社会系统像生命系统一样，也都生存在环境中。社会系统是由社会人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构成的系统，比如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社团、一个政党都是一个个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也像生命系统一样，具有生长、适应和进化的功能，一个组织机构由组建到发展、壮大、扩张、危机、衰亡、倒闭、重建的过程，就是一个生长和进化的过程。另外，社会系统存在于、依赖于和作用于自然环境，生态系统成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支撑，社会系统也对生态系统有重要影响。
个人也有生存的问题，他生命存在的形式、保证生命的物质条件、社会文化条件，以及他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和造成的影响，包括个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与索取等等。
文人生存状态就是文人生活、存世的状态和方式，包括他的思想意识、生存意识、经济状况、生活境遇、人生心态等内容。马克思曾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一个人或一代人的生存状态，既是历史之维的延续，又是时代环境的表征，从这个角度看，解析生存状态，还原生活历史是我们认识人自身的基础性视角。本书将重点论述文人作家自身的生活状况，也会涉及作品中主人公的存在状态，并将这些放在近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评价。
四、研究现状综述
1.关于文学生存状态的研究
雷达是较早关注文学书写人物命运问题的评论家。他认为西方出现大量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的思想流派，其原因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之后，内外矛盾都空前激化了，于是本世纪上半叶两次爆发世界大战，其残酷性和破坏性，使人的问题一下子上升到极尖锐的程度，平时大力鼓吹的理性王国，人道、自由、平等、博爱，全在炮火中化为灰烬，原先关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人们抚摸着战争的深巨创伤，不由得自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的价值又在哪里？“二战”后现代化的速率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固然是加快了，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的丰裕社会，然而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不过由战争和政治的牺牲品转化为物质和技术的奴仆，仿佛可以任意配换的一个个机器零件，又仿佛标准化严密分工下的一块块精神碎片。人听命于一时的境遇和偶然的摆布，忘记了自己，丧失了个性，成了所谓“单面的人”，畸形的人。现代技术和政治把西方传统的精神价值洗劫一空，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先敏感到，而后由尼采正式预言的“上帝死了”的景象，已成为西方人精神生活的现实，再也没有共同信奉的上帝、远大的理想和精神的支柱了。于是，面对西方现代人的境况，各色各样的哲学发出了共同的疑问：人到底是什么？人的生存境况是什么？人类的前景和命运又是什么？……卡夫卡的悲吟“目标虽有，道路却无，所谓道路者，唯彷徨而已”，似正暗喻着这些哲学的悲观实质和人类的悲惨境遇。所以，文人生存状态的探究及其与小说的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人的本质和把握小说的正确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用生态学理论研究文学是新兴的观点，南京师范大学余晓明在博士论文《文学生态学研究》中阐释了文学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他说：文学生态学就是文学的生态学隐喻，用生态学的方法观察、研究和解释文学以及文学与周围环境（精神圈）之间的关系，把文学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即从相互制衡、衍生循环的文学生态链的角度来考察与判断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理论，以及作家生存与创作、读者接受与批评等的一种理论体系。文学的生态学隐喻，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学的复杂性。首先看到文学的关系性。文学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一个分支，有了环境才有了本质意义上的文学，它与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着符号性交换。其次，文学具有有机性，我们应该把文学看做是有生命的对象，通过母体、叙事学结构、经典和成规来实现自己的“遗传性”。再次，文学具有整体性，文学关涉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整体，彼此间的联系十分紧密，我们不能割裂这种联系。
文学生态学十分关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两者是超循环同构关系，即都是人类言语行为的不同符号形式。文学以对政治的无意识的显现和戏仿而与政治发生关系的，文学通过“政治文化”来编写公民的政治脚本，政治通过对文学经典化过程的干预，实现对文学的宰制。
文学生态学也很关注文学与经济的关系。一般来讲，经济主宰文学，但是有时文学也会维护或者批判生产方式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断裂和互渗互补的关系，文学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
文学生态学关注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状态与联系。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在社会革命的巨大转折时期，会呈现出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相互间的制衡。在文化领域，往往表现为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间的对峙及消长，它们与另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文化思潮共同构成某一时期的文化生态系统。例如，以学衡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以往的文学史多把它定位为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一种思潮。但若从文化生态系统来看，这一思潮萌生的原因与当时中国两大文化生态链出现断裂的危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