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文学生态学是从作家生态圈出发，以系统网络出发的观点，全面分析各种生态环境对作家生存状况、精神心态的决定性影响，进而研究文学主体生态对文学作品本体生态的作用机理规律以及作家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对文学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相互关系。用生态学的观点看近代小说，就可以发现在复杂巨变的近代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间的矛盾或和谐的状况，将它放在“原生态”状况进行还原，然后再对它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这就比较准确客观，能尽量避免出现抬得过高、贬得太低或误读误判现象，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
2.关于近代知识阶层的边缘化的研究
从余英时到王泛森、罗志田这一学术流派认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晚清到民国的一个核心问题。余英时在1991年率先提出了这个尖锐的命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面临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边缘化，在社会上，他们游离无根。而王泛森则提出了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转变的两条主线，即感叹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工人”的民粹知识分子路向与“重建社会重心”的自由知识分子路向。罗志田在《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一文中分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由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过程中被社会边缘化的现象，他还讨论了所谓边缘知识分子是如何利用和促进社会变动而向主流知识分子进行挑战并使自己上升为知识界主流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作者巧妙地将两者联系起来，凸现了知识阶层内部新旧交替的复杂状况。罗氏的另一篇文章《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前文作了补充。他认为，近代中国不论思想与社会，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罗志田将其称为“新的崇拜”。
与上述一派相对应的另外一种观点是张灏提出来的，他认为科举制和皇权官僚体系的崩解虽然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通道，但却彻底地解放了知识分子，使其可以凭借现代媒介、出版机构、大学爆发出很大的社会能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成就即是一个明证。他指出，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人的思想为何常常会有强烈的疏离感与激化的倾向，而与传统的士绅阶层的文化保守性成对比。”
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纠结，反映出其生存危机。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透过分析五四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理解和误解，洞悉过去许多研究者的盲点。林毓生尝试提出的是一个结构性的分析，针对的是五四知识分子的一元论和整体观。他不无批评地指出，五四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受根深蒂固的、其形态为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倾向的影响”，而“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有演变成以思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维模式（holistic mode of thinking）的潜力，即可能把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理解成其形成和性质都是受基本思想影响的一个有机式整体”，并予以全部拒绝，形成全盘性反传统主义。
实际上，“传统”这个概念的临时性和相对性，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导言中早已阐明。他指出，所谓“传统/现代”、“主观/客观”等二元分类，并非历史事实的真正分类和对立，而是一种提供解释作用的分类，是为了进行比较与分析而建构的“理想型”。列文森指出，传统之所以能够维持“传统”的地位，其实存在着一个悖论——传统是在演化和保存的二重奏中得以维持的，进行演化的是维护传统者，而为传统添上防腐剂的却往往是反传统者。因为反传统者为了唾弃传统，会将传统凝固在过去的时空，以示其不合时宜；维护传统者为了使传统生生不息，倒是会加以更新和修改。这也就意味着，与其纠缠于传统是什么，研究者还不如去分析历史人物是如何理解和创造传统的。
王尔敏认为中国传统思想虽然无法为知识分子回应西方提供直接的帮助，但传统却是他们理解西方的主要资源。换言之，知识分子不是纯粹被动地认识西方，而是主动且具有创造性地体会与选择；其对西方的理解虽有穿凿附会，但也不乏准确理解。因此传统与现代在近代中国不一定是对立的。王尔敏还敏锐地指出：转型时代，近代化的延误无关乎知识分子的思想见识，同时近代化的延误与传统文化的羁绊也无关；探其根源，乃是由于政治制度的限制。我们对待近代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评价，也应该坚持这样的一分为二的二元论观点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一元论。
3.城市空间的拓展对于近代知识分子的意义的研究
德国学者叶凯蒂《晚清上海四个文人的生活方式》一文讨论了王韬、曾朴、陈季同和金松岑等人与上海的关系问题以及这四个文人的生活方式。四人的共同特点是，作为士绅阶层的成员，都生长在传统的乡村或小镇，都受过传统教育，都获得过一定功名，对西方文化均经历了从敌意、好奇到最后接受的转变过程，都靠卖文或翻译为生，都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所接触的西方文化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者认为，晚清上海是多重矛盾的组合体，是中国唯一能够允许一个人从传统的生活方式过渡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城市。当一个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再生效时，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租界，便成了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理想空间。文人被这个城市吸引，因为这里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上海租界宽阔整洁的马路，煤气灯，电灯，自来水，有效的城市管理，相对自由的政治经济环境，与近在咫尺的华界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现代，一个传统。它为中国士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奇异的、中西同在的场所和机会。这种环境吸引、养育和支持着一种新的过渡性的人物，即城市新型知识分子阶层。论文所选四人与上海城市的关系，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特殊环境对过渡时期知识阶层的巨大影响。从士绅到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时间上的转换，更意味着从乡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的空间上的转换。叶凯蒂的研究启示是必须注意知识阶层转型过程中，生活地点与生活空间变换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