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近代小说倡导者们接受了中国儒家实用文学观的基本预设，即重振文学，教化臣民、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同时，也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接受西方启蒙文学思想，改良文学旧质，用文学这一载体的独特魅力来新民、救国。所以，近代功利文学观看似学古的，其实追求的是现代性。正如朱立元所说：“本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在形式上依然维护了古代文论下具论传统，却从另一层面获取了与古代文论全然不同的现代性因素，即更换了其时代内容，赋介传统经世致用原则以反传统政治的鲜明现代内涵，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也超越了古典性。”使得古典文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促使其脱离原有轨道，朝着现代的方向激变。
四、批判精神
批判精神是指评论人或事物是非的一种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或者对某种思想言行进行系统分析的所坚持的原则和立场。所谓批判，其实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历史或现实作甄别和审视，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其着眼点是广阔的未来。
批判精神源于自身的主体意识。它是一个人自身主体意识外化的表现，是对自身主体性的肯定与张大，也是对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力图接近正确的理解与判断。具有批判的头脑和眼光的人往往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和主体地位，个性得到张扬，思想充分自由，不随波逐流、应声附和，敢于言明自己的主张和独见，指出批判对象的瑕疵与谬误。
知识分子好像天生有一种自由批判的精神，批判性的社会角色与道德性的精神追求是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他们针砭时弊，开创社会新风气，甚至站在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决然要打破旧秩序，清除旧思想，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因此，知识分子也常称为“社会的良心”、“权力的眼睛”。没有批判的能力和眼光，不敢或不能进行正当批判的人，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建设性的肯定，或者是要在社会上确立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社会原则与制度，或者是要通过反思批判将社会建在新的支撑基础上，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我们认为，文学创作中的批判精神应该有历史批判、现实批判、文化批判三个层次。首先是历史批判，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哲学方法，对社会生活中各种假丑恶所进行的批判，它立足的基点在于社会历史存在的现实，给我们的是历史性的、哲学性的又是美学化的审视和思考，其目的在于使后来的社会和人们从历史的跌宕起伏和人性崎岖坎坷的历史征程中得到各种教益与启迪。
其次是现实批判，即从现实世界人类精神理想的制高点出发对那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各种现象所进行的批判。那些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荒唐滑稽、腐朽落后、畸形变态甚至是倒行逆施的社会现象都是其批判的对象，它所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理想原则和实证方法，目的在于通过对现实存在的各种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批判，促使现实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更具有合规律性。
最后是文化批判，即从文化的层面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人性与社会以及文化自身所进行的全相的根本性的审视，所以无论是历史上的各种文化思想现象还是文化内在精神的本质，都是文化批判审视的对象。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一个民族抑或整个世界，各种假丑恶现象都能够在文化土壤里找到它的根本症结，文化批判就是一种能揭示真善美或假丑恶根源的彻底的本质的社会批判形态，也是一种最有力的批判。
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是从事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探索的人文知识分子，主要担当着社会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等的建构与阐释使命。他们是一批有“眼光”的“心态”明白人，无论遇到怎样险恶的时势，他们决不放弃社会反思的职责。他们常常对于过去的或者现在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等进行反思与批判，并传播一种新的价值理念与人文理想，因而常常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
庚子事变后，出于对清廷的痛恨与图强思变的社会心理，作家们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政治宣讲，文泻血泪笔挟风雷，原先悠闲散淡的诗文环境消失了，注重和谐愉悦转至追求濡染唤情。1892年，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其势犹如登高一呼群山响应，几乎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大批文人出于“救国”之需纷纷加入小说作者与读者的行列，就连蔡元培这样正规的进士都写过一篇小说——《新年梦》（1904）。小说的审美趋向发生了重大转移，原先于“天人合一”古典世界观笼罩下的朦胧的意境说消失了，茶余饭后闲情逸致消失了，关注社会严酷现实扑面而来。文学对时事世俗的批判力量明显强化，书生报国精神成为时趋，政治小说、谴责小说趁势繁荣起来。政治小说表达作者政治见解和理想愿望，上上下下均视小说为政治之扬声器，非常欢迎。官场暴露与风俗纠弹成为其两大主题。谴责小说“命意在于匡世”，“以合时人嗜好”。谴责小说运用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增加了艺术容量，扩大了表现范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官场、商界，到华工、女界；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生活，五光十色，无所不及。”由于其社会揭示面十分宽阔，因此其人性之涉亦较明清小说便有所拓宽与深入。近代小说批判的主题，包括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批判、对道德精神缺失的批判、对科举腐败的揭露与批判、对权力批判等，十分广泛。
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人们开始从旧秩序中苏醒，并能对新思想、新秩序充满向往，伴随着出现了一大批对社会不满、批判传统的知识分子，从李大钊到鲁迅、傅斯年到陈独秀，都纷纷把矛头指向了文化传统，坚决反对偶像崇拜。
第二节近代文人论政
“文人论政”，就是文人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利用报刊为平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对社会的批评，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走向的行为。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之，“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政治是可以在民间公开议论的。钱穆说：“士人在政治、社会上势力之表现，最先则为一种‘清议’”，“此种‘清议’之力量，影响及于郡国之察举与中央之征辟，隐隐操握到士人进退之标准。”例如东汉太学生，虽“大多数居京师，目击世事之黑暗污浊，转移其兴趣于政治、社会实际问题，放言高论，则为清议。”这一议政的传统仍沿袭传至今。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就有文人议政的传统，历朝历代统治者也给了文人一定的议政、参政的空间和方式。从我国报业史来看，上可追溯到我国最早的报纸如“邸报”，近则可以追溯到我国近代正规报纸的创立及整个近代报史。特别是在近代民营报史上，“从洋务运动到1949年中国民营新闻界的活跃和取得的成就，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前所未有的”，“文人论政”可以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一、近代文人论政的几个阶段
“文人论政”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都已化为乌有，只有那些倾注了‘文人论政’理想的文字、思想依然在历史的断裂处闪烁着不灭的光芒。”自王韬开先河至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45年里，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发展变化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衰退期和复兴期四个阶段。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并每天在首栏撰写“论说”。从1874-1884年的十年，王韬共发表了论说800余篇，标志着“文人论政”的萌芽。张育仁说：“《循环日报》不仅在精神走势上受到英国报刊的影响，而且在编排方式上也偏爱英国报刊的审美趣味。”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每天发表的论说，也是“自觉仿照英国报纸的体例”，开创了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言论救国的先河，为近代报刊树立了榜样，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报刊评论的发展。
在王韬、容闳等人的示范和鼓动下，言论救国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思潮，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的十几年里，进入了“文人论政”的蓬勃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在1896-1898年的第一次国人办报热潮中，国人新办中文报刊105家；武昌起义后的半年里，又迎来了第二次“报界的黄金时代”，全国的报纸由100余家猛增至500家，总销量达到4200万份。越来越多的文人自觉走上了办报论政的道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梁启超，他的报刊实践直接将“文人论政”传统推向高潮。
梁启超先后创办并主编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着名报刊，并担任《知识新报》《新小说》《国风报》等刊物的撰稿人。在这些报刊上，梁启超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的篇章，成为“以言论动中国”的典型代表，以至“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他的贡献主要是在文体革新上。他那些汪洋恣肆、文采飞扬、雅俗共赏的政论文章征服了万千读者，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近代报坛上的显着地位，为中国近代报业树立了一个“文人论政”的楷模。
在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统治时期，形成了持续四年的新闻事业低潮，报人、报纸品格低下，报纸言论退化，“文人论政”从此走进万马齐喑的衰退期。体现在：一是报人、报纸品格低下。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和政客常以出钱办报和给报刊津贴等方式贿买报人、报刊来为自己做鼓吹。例如袁世凯一上台，就在北京出资创办了《国权报》《金刚报》《亚细亚日报》，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又接办了《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大公报》《华国报》等。据不完全统计，袁世凯执政期间直接或间接收买的报纸在125家以上。这些报纸丧失了最基本的品格，谁给钱就替谁帮腔，成为反动军阀、官僚和政客玩弄权术、愚弄民众的帮凶；有的报人甚至将办报作为跻身政界的捷径，攀龙附凤，进行政治投机，以求得一官半职，更为舆论界所不齿。二是报纸言论退化。一次革命失败后报人的革命意志衰退，特别是在“癸丑报灾”后，报人、报纸害怕因言论而惹祸，因此有的报纸偶尔才发表一些不痛不痒无关大局的短评，内容无聊且思想水平低下，还有不少报纸干脆就取消了社论和论说栏目，报纸言论急剧退化，致使报刊政论的发展跌入低谷。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从此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的运动中，《新青年》以报刊为阵地、以笔为武器发表了大量的论说文字，打破了民国以来报刊万马齐喑的局面，标志着“文人论政”传统的复兴。这个阶段，《新青年》及其同仁对报业的历史贡献有三：一是充分发挥了启蒙作用，促进了思想解放，使报刊成为百家争鸣的园地。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在政论文章《敬告青年》中向青年人提出六方面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号召青年人自觉奋斗、追求解放，以摆脱中国数千年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新青年》打着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点燃了中国思想启蒙的火炬。此后，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二是促进报刊政论传统的恢复与发展。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带动下，沉寂了多年的政论传统得到了恢复，并取得了新的成果，报刊上广泛采用社论、专论、代论、外论等多种形式，特别是《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刊上的述评和《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的时评，都因其良好的宣传效果逐渐成为报刊上常用的评论文体。三是进行报刊文风改革，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的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学。
总之，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状使得近代文人更加关注时务，他们以笔为武器、以报章为载体来批评时政，指陈时事，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社会理想。
二、“文人论政”传统的产生和存在的条件
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产生和存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具有民间报刊的空间，二是经济独立，三是知识分子能保持人格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