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历史大变动的时期，面临着数千年未有的变局。内外交困的大清王朝威势日颓，人心思变，经历地动山摇的太平天国冲击之后，虽有所谓的“同治中兴”，也不过是最后的回光返照罢了，历史已走到非变不可的地步。王韬在香港创办民营报纸《循环日报》，不断地呼吁变法，到了汪康年、梁启超他们在上海办《时务报》时，变法维新已呼之欲出，终于迎来了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改良派、革命派无不利用报刊这个公共载体，这个独无二的平台介入历史。这些民营报刊不需要政府拨款，当然也是自主经营，独立发展，自生自灭，官府不能管束大多。从天津到上海，各地租界的存在，为专制中国提供了一些脆弱的公共空间，为民间报刊的生存提供了可能性。例如1903年轰动中外的“苏报案”，虽然清王朝十分恼怒，但也只能在小小的租界法庭和几个一无所有的书生平等地对簿公堂，而不能随心所欲。这样的环境给了民营报刊和报刊文人生存发展的空间。
三、“文人论政”传统的基本特征
中国独有的“文人论政”传统具备了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公正、客观、理性。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企图以文章报国，符合“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大公报老报人唐振常说：“文人论政”无非“以其所见，是其是，非其非”，“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间，容或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人的见解可能有局限，判断可能不够准确，但一切都改变不了“文人论政”对公正、客观、无私的追求。只有胸中不染尘埃，面对民生疾苦和时政得失，才能明辨是非，直抒胸臆，毫不转弯抹角，有所爱，有所恶，而不考虑个人的得失，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1902年6月18日《大公报》创刊第二天，英敛之《大公报出版弁言》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本报但循泰西报纸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的“折衷之论”并不是无是非、无好恶的，“折衷，具既有客观、公正、理性的涵义，又同时有超阶级、超党派，不依傍和屈从于任何社会势力的气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反对暴力和激进的温和主义和渐进主义（甚至有后来所谓‘中间道路’的涵义）之深刻内容。”“‘折衷’只问是非曲直，而不管任何政治势力的脸色如何。”在这意义上，大公和折衷是一致的，也就是一本无私的表示。张季鸾、胡政之也提出，要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这铸就了“文人论政”金石般的品质。
二是论政而不从政，公开批评而不介入权力之争。报人们坚守儒家“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无党无派，个人主义的色彩浓厚，论政而不从政。傅斯年曾致信胡适说：“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这几句话表达知识分子对政治崖岸自高的态度，也不啻高估了媒介和舆论的社会力。着名报人储安平说“大体上代表一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更无任何组织”，他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提出：“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毋庸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这简直是具有独立品格知识分子的“文人论政”准则。一代代报人坚持“文人论政”、坚持对国事发表意见，以公开的批评参与社会、监督权力，也就是以言论报国。傅斯年曾对胡适说“与其入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这就是说在保持知识分子批评政府的民间独立地位的同时，实现了“言论报国”的目标。
三是富有深挚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王韬、梁启超等报人身上都燃烧着爱国主义热情，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从未改变过。许多人因此而付出巨大的牺牲甚至献出了生命。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王芸生的这种热情更多是表现他的爱国情感。文人办报和论政的根本目的，梁厚甫曾总结为：“文人报国有心，回天无计，寄希望于白纸黑字，把内心告诉人家，其内心是还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他们既不依傍权势，也不依傍流俗，无私无畏，独立思考，独立做出判断。这需要对言论有负责的精神。为此，张季鸾早年曾两次锒铛入狱，《大公报》多次遭到停刊等处罚。傅斯年之所以发表直言批评孔宋豪门的政论，就是本着一个国民、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其中并无个人私利。
四是具有敢作敢为的精神，敢于发表政见，敢于写触及社会政治弊端的文章。他们深受儒家“威武不能屈”和“成仁取义”精神的熏陶，敢于用一支笔、一张纸向强大的旧势力宣战。
五是具有深广的学识和丰富的感情。这些文人大都具有深广的学识，具有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学者，如王韬、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陶行知等。他们对于政治动向和社会大势，常能做出颇为深刻的分析和省察，对于外来的先进文化，也多持有“拿来”的态度。梁启超“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和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事实也是，文章没有感情，即使思想深刻也无人阅读。
四、着名文人论政举例
1.王韬
王韬（1828－1897），近代着名思想家，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年冬至1868年春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杰出成就，着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王韬的论政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他批判谴责官府和官军的无能。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领导“拜上帝会”教众起义，并迅速向北推进。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并定为都城。然后进行北伐和西征，经过数年征战，击破了清军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时期。开始的几年，王韬对此事件似乎关心不多，没有发表任何评论。1856年王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积极向清朝政府献计献策。1858年至1861年，他开始接连上书清朝大吏，陈述“剿贼”之计。现存的《弢园尺牍》中还保留着他写给当权者的书信，如《与某当事书》《条陈管见十四条》《略陈管见十条》《续陈管见十条》《拟上曾制军书》等；他向剿“匪”统帅曾国藩呈献《议剿》《议堵》《议抚》三篇；给江苏巡抚徐有壬上书十几封。除上书外，王韬还帮忙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现存的《王韬日记》明确显示，王韬于咸丰十年（1860年）七日己巳（7月24日）至十有七日己卯（（8月3日）期间积极筹办民间抵抗“贼”军的团练组织。
王韬向清政府的多次上书，都没有受到当局者的任何重视，他的言论没有被采纳。王韬对政府颇为失望。1860年6月2日，太平军攻破苏州，占领了王韬的家乡，他彻底绝望了。尤其是当他知道了政府大员和军队不仅不戮力抗敌，反而扰民害民的事情后，王韬非常气愤，在《王韬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官府的表现的批判：
十日甲辰（4月30日）闻张殿臣受伤甚剧，和帅不肯发饷，兵心已变。恐贼乘我不备，大肆其志，未可知也。余观近日行师跳荡拍张，漫无纪律，养兵而不能用，聚兵而不能驭，兵气因贼势而骄，帅权为三军所夺矣。呜呼！可谓无人矣。
戊辰（5月24日）晨，雨……今日之患，不在无饷，而在无官；不在无兵，而患兵之不战。时事至此，败坏决裂已极，虽有贤者，仓猝从事，亦无所措手矣。
六日庚午（5月26日）清晨即起，同徐安甫往方鹤楼食鸡肉饺。途遇梁间斋，言吴门有确耗至，系逃兵溃勇拥至城外，势汹汹，欲入城，官绅禁御不止。徐抚军即出令，将沿城一带房屋焚烧。兵弁马姓者，肆意纵火，一时烈焰滔天。啼哭之声，震彻城厢内外。百万货物，悉付一炬。金阊胜地，山塘艳土，皆繁华薮窟也，今已尽作瓦砾物。举措仓皇，伊谁之咎？呜呼！……乃贼未至而先已殃民，灾未临而预为造劫。
九日癸酉（5月29日）晴……何根云制军桂清于初一日夺门斩关以出，绅士民贾环跪吁留者无数。何公命亲丁将枪杆向众乱击，一时伤重立毙者十一人，被伤者百余人。管敬伯宴前掣其舆曰：“大人一去，此城已矣。”忽舆旁一人，以刀背斫其首，流血被面，昏厥于地，何公不顾而去。于是知府平月峰翰及局总赵伯欧，阳湖、武进二邑宰，皆相继遁，城为之空。
十有一日乙亥（5月31日）晴……自今春以来，霖雨连绵，我兵皆不战窜走，从未稍为抵御。以武康、孝丰之险，未知设守，他可知矣。闽广川召之勇，虽素号敢战，然怯于公斗而勇于私掠，其黯者与贼为表里，甚或为贼前驱。南方所募之兵，皆诈懦不可用，饱饭嗜烟是所长，望见贼影即走，不知所之。是以贼至无不胜，攻无不取，沿途裹胁更多。
2.李平书
李平书（1854-1927），是晚清上海的着名士绅。六岁入塾，1874年入龙门书院。阅读过许多西学和史学书籍，包括《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名着，眼界大开。在读书和到南京、北京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也结识了相当一批上海地区的新型知识分子，包括蔡尔康、葛士濬、汪凤藻、席淦、左子兴等一流西学人士，逐渐成为一名比较激进的新思想者。
李平书的思想和学识主要表现在他对现实社会和国内形势的体认和表现，往往不同凡响。1883年他联合一些友人具呈上海道，请于南市创设自来水厂。这件事情尽管办得不很顺利，但是，李平书那开明过人的眼光，已为上海士绅所熟知。
最能反映李平书过人见解的，是他在《字林沪报》上的时论和对中国国民性的反省。从1883年至1884年，李平书受蔡尔康之聘，襄助《字林沪报》笔政，专写时论。他连续发表《御外策》《自强本末议》《中西法制异同说》《官民通情论》《洋务首在得人论》《储边才论》《博采时议说》《护商以富国论》等。他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教育制度、用人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特别是针对列强环伺、虎视鹰瞵的危险局面，他提醒国人要特别当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有囊括四海、席卷六合的帝国野心。面对方兴未艾的以师法西方坚船利炮为中心内容的自强运动，他提醒国人，自强需注意本末，坚船利炮是末，人的素质、政治体制是本：“是故欲图自强，当先求己之强，当先去己之疾。去己之疾，当先察己之人，有人而后政可行，用人当而后行政不杂。以用人行政立其本，然后取之于人，以辅己之不及，则自强之道得焉矣。”
他探索西方所以强、中国所以弱的根本原因，认为关键在于一为上下通情，一为上下隔阂：
“西国君民一心，政无论大小，必经议院商酌，踌躇至再，然后举行。以故内则无残苛酷虐之为，外则有扞卫保守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忱。如心志之服股肱，如手足之扞头目，不待在上者使臂使指，而自收指臂之助，此所以远涉重瀛而如处故乡也。中国以礼为经，尊卑之分严于天泽，而其弊也，礼失而存势，势隔而情离。民之于上，尊而不亲。下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下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