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穆格法在阿拔斯时期只生活了十年，这之前都是在伍麦叶时期度过的。他看到阿拉伯人恣意压迫麦瓦利人，他和他们也有着同样的遭遇，因此心中对阿拉伯人充满憎恨。虽然他内心并不真正拥护阿拔斯人，但他和其他麦瓦利人一样，表面上和他们站在一起，实际上他既不对阿拔斯感到兴趣，又无阿拉伯的倾向。他首先是个阿拉维派政治的主张者和具有波斯倾向的人，但表面上却装出对阿拔斯人的友好。伊本·穆格法是个信仰坚定的袄教徒，看来他信奉伊斯兰教只是为了适应环境和接近他的阿拔斯主人。他被指控为“仁迪格”是有一定根据的。
他是阿拉伯文学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品格、思维、知识面和口才方面都是佼佼者。“他品德高尚、有求必应、乐于助人；他极重友情并严于律己，约束自己去做最应该和最高尚的事情；他具有改良统治者和平民的强烈愿望，在文学方面，他根据鉴赏标准的要求，坚持高尚文学，并注重内容的准确性。”由于他广闻博览，所以知识面很广。除波斯文化外，他还通过波斯语掌握了阿拉伯文化、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知识。
他对自己波斯民族的倾向性十分强烈，他想通过传播波斯文学、政治和历史来复兴自己的民族。他看到当时社会制度的弊端，主张通过推行波斯制度中优越的成分对社会进行改良。他在致力改良和复兴自己民族遗产时十分机智，他表面虔诚、伪装谨慎，显得好像忠于阿拔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样子，从而掩盖自己的真实倾向和愿望。
作品虽然伊本·穆格法在壮年被杀，但仍留下了足以证明其伟大功绩和广博知识的许多作品。虽然他的多数作品是从波斯巴列维文翻译过来的，以至人们说他“学问多于智慧”，但他在选择题材、在对其理解和翻译方面的智慧，他那曾启示过他写出别的许多作品的智慧，却向我们显示出他知识广泛、逻辑性强、思想深刻和鉴赏力健全的特点。伊本·穆格法在其作品中有两个目的：复兴波斯人的历史、政治和文学；以推行波斯制度中优越的成分来改良阿拔斯社会和政治。下面是他的主要作品表：
历史方面：他从波斯历史及有关书籍中翻译了内容为异族诸王传记的《胡达叶那迈》，这是费尔道西《列王记》的一个资料来源；翻译了内容为波斯风俗和文化的《阿因那迈》；还翻译了艾努·舍尔汪的传记《桂冠》，贤人传记《罕世珍宝》以及《玛兹达克》。
哲学方面：伊本·穆格法从波斯文翻译的亚里斯多德的三本书：《格特古里亚斯》，即《十范畴书》；《巴里阿尔米尼亚斯》，即《修辞学》；《阿那罗特格》，即《分析篇》。相传他还从波斯文翻译了波尔菲里的《伊萨乌基》，即《逻辑学入门》。但有的学者对这些哲学译著归属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文学、社会和友善通信方面：有书信集、《小礼集和大礼集》、《卡里莱和笛木乃》。
《近臣书》伊本·穆格法留下了一些在行政、政治方面及对朋友进行吊唁、祝贺的友善通信，最著名的是《近臣书》。这是伊本·穆格法为艾布·佐法尔·曼苏尔起草的书信。基本可以确定是出自他的手笔，尽管有时句子不大谐和，显出翻译痕迹，但这恰恰证明了他在起草本信时借用了某些波斯典籍。本信取名《近臣书》是因为它提到了近臣们，他们是哈里发和总督的亲信，哈里发和总督与他们饮宴玩乐、推心置腹、共商大事。它又被称为《哈希米亚书》，这乃是归指阿巴斯人的祖先哈希姆人。伊本·特夫尔在《诗歌和散文》一书中收入了这封书信。它和伊本·穆格法的其他书信还被收进穆罕默德·库尔法·阿里编辑的《才辩家书信集》中，本书于1908年初版，后又在1913年重版。
此信是批评统治制度和对其进行改良设想的一个报告，它依据的是波斯有关制度和方法。作者在书首加了前言，目的是让哈里发对正文提出问题有个思想准备。他在其中赞颂哈里发，说哈里发将采纳劝谏，然后转入正文，详陈谏议，指出弊端，提出解决办法。
他首先谈“军队”，占信的很大一部分，因为他们在辽阔的新兴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把呼罗珊军队作为议论中心，因为他们像他一样是波斯人，是哈里发力量的支柱。他十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他指出，应当制订法典以规定这些军人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然后他要求哈里发禁止军人管理财政，因为“掌握税收会消蚀战斗力”，会导致压迫百姓和使军人不服从权力；他还主张任人唯贤，让优秀军人掌握领导权；要对军队进行科学的和道德的文化教育；规定军人领取薪饷的具体日期，这样能稳定军心；他指出要密切注视军队情况，了解他们的动向，这样才能做到胸中有数，防患于未然；接着，他把话题转向伊拉克人，嘱咐信士们的长官好好体恤他们，在国家事务中依靠和保护他们，因为他们在伍麦叶人时期曾遭到迫害。
随后，他谈到一个重要题目，即“司法的混乱”。他详举了司法存在混乱的例子，及由此产生的暴虐。他指出对同一事件如何作出两种不同判决的情况，以及教义学家们又是如何为这些不同意见进行辩护。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制定一部整个伊斯兰国家通用的官方法典，用它指导思想，秉公执法。
他还谈到沙姆和沙姆人，希望哈里发在政治上小心谨慎，要更加公正地对待他们。接着他指责“近臣们”，希望哈里发慎重任用近臣，因为他们是哈里发的荣耀和装饰，他们是大臣中的头面人物，是平民百姓的代言人，百姓只能通过他们上诉，国家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治理好。伊本·穆格法在选择近臣上的主张是波斯的贵族式主张，他着重于两个方面：近臣应是有远见、忠实可靠、主持正义的人；还应该出身高贵、门第显赫。
他的最后话题是“税收”，即土地征收税，他抱怨这方面的混乱，指出应通过负责税收的官员对下面办事人员进行严密监督，一旦发现营私舞弊行为，应当即撤换有关人员。
在信结束时，他还谈到阿拉伯半岛，希望曼苏尔对之特别关注。他用这样的意思来结束自己的书信：…国之主哈里发的清明是最重要的，因为百姓的清明要靠近臣的清明来实现，而近臣的清明又只能靠他们的伊马姆的清明来实现。
此信的改良内容建立在波斯历史及其政治、行政制度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宗教和阿拉伯传统的基础上。伊本·穆格法的观点可能与希腊文化、与查士丁尼制定的法典、法令，即罗马法典有关。他的观点有着巨大的改良价值。艾哈迈德·艾敏在评论他在改良司法和制定一部官方法典的建议时说：“这是有着它的价值和荣誉的一种观点，它在许多方面与近代立法观点一致，要是穆斯林按其行事，它对社会特别是对司法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伊本·穆格法在发表意见时必然要进行论证，他用论据来说明每一个观点，使它严密完整、论证清楚、说服力强。
《小礼集》和《大礼集》这是两本小书，是有关道德和良好品行方面的箴言集。其中大部分是翻译的，词语结构的不谐和和复杂化显露出翻译的痕迹。他在《小礼集》前言中写道：“我采集流传在民间的言谈选编成此书，俾对砥磨心志、明亮目力、复苏思想、树立谋策有所助益，并对丰功美德有所彰明。”他在《大礼集》前言中说：“当代学问家的最大学问就是从古人那里接受学问，善行家善行的标准就是效法古人的行为……我们没有发现古人遗漏过任何一件事，最有才能的描写家在对这事的描述中也不会发现古人不曾涉及过的内容……其中也包括我在本书中写到的人们很需要的某些礼仪内容。”因此这两本书都是翻译的，或大部分是翻译的。《大礼集》有时错误地以《罕世珍宝》之名印行，曾在埃及和黎巴嫩数次出版。
《小礼集》主要讲社会政治、陶冶和端正品行以从事良好的工作，以及认识造物主方面的内容。它是为智者而作，向他们指明应该具备的品质和应该克服的弊病，以便使他们增长学问，变得更有决心和毅力，有助于他们深思和信守宗教训诫，因为“宗教是真主对他奴仆们最好最有益的赐予”，它使他们信托朋友、防备敌人，指示他们根除弊端的方法，这就是自省。他说：“智者应当内省，对自身作出评判和奖惩……他应当明了自己在宗教、道德、文明方面的缺陷，做到心中有数，或将其记在本上，常常对照反省、努力改正，每日、每周、每月改正一个、两个或多个毛病。每当改正一点，便将其抹去。当你看见抹去时便感到高兴，当你看见还记在本上时，便感到忧虑。”他希望智者在改造自身时应提到死亡，“每日、每夜反复提到死亡，直至铭心浸腑，并感到痛苦”。在这些说教中有着对国王和君主们的劝诫，鼓励他们对百姓尽职，善于选择大臣和地方官。
《大礼集》分两章。第一章讲君王及其与百姓的关系以及百姓与君王的关系；第二章是朋友章，讲百姓间的相互关系。两章内容均很丰富。在第一章中，伊本·穆格法汇集了前人的传说和别人的经验。他对君王的劝谏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君王的私生活，他提到这一点是为了使君王和臣民搞好关系。他劝诫君王不要减少工作时间，不要“把时间花在贪图舒适享受、满足欲望、玩乐和睡觉上”，忠告他不要只喜欢听颂扬之辞，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君王的尊严。另一部分是君王和百姓的关系。他劝诫君王体察民情，奖惩慎重，尽君王的职责。至于百姓对待君王，他的劝告是，要避免过分阿谀奉承，除非君王与宗教、理智、尊严、豪侠气概等相违背，否则应做顺民。在第二章中，伊本·穆格法汇集了先哲们在和睦相处、友善待人方面的言谈。伊本·穆格法认为朋友是生活的支柱，心灵的镜子，只有对他们才能倾吐内心隐秘，因此对选择朋友应有苛刻的条件。他对智者的进劝是避免谐谑和自夸，不随心所欲，要慷慨大度等。
《小礼集》与《大礼集》在创作方法上不同。《小礼集》的观点分散零乱，没有很好组织；《大礼集》的观点大部分按题材排列，一般较长。两书中都有波斯、希腊和印度的影响：波斯影响表现在从波斯人那里介绍来的许多格言，萨珊人在统治方面的一些制度，阿兹德希尔时代的某些合理训令，如关于王储的制度。两书阐明了开化的波斯思想，或者说对当时政治影响极大的波斯思想。许多研究家认为，《大礼集》和《小礼集》可能是我们了解有关萨珊王朝内政的两个重要资料来源。希腊影响表现在多方面，其中有，当作者推崇一种享受高于另一种享受时，阐明了对困苦和时间予以考虑的必要，这使人记起伊壁鸠鲁的哲学，但这一哲学综合了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因为作者表明了应使思想和精神的享受高于肉体的享受。印度影响表现在有时是逐字逐句地从《卡里莱和笛木乃》中转引的许多格言上，还表现在自省上，这在《卡里莱和笛木乃》中也可找到。两本书中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作者在任何事情上都依据理性，很少依据宗教教义。在他看来，道德首先是与理性相联系的，理性凭其本能即可区分和了解美与丑，而无需任何教法和训嘱。两本书中的道德内容高尚，思想博大精深，在其中真主有着崇高地位，他对宗教有着明显的尊重和很高的评价。奇怪的是，两书对妇女有不好的看法，我们在大部分阿拔斯文学中都可以见到这一点；其次是对金钱的推崇，“谁无金钱，谁就一无所有，穷困使人去憎恶人。”与此同时，他又对因巨富而倨傲的人持否定态度。我们将在一些诗人，特别是穆太纳比的诗歌中听到对金钱推崇的回音：
《卡里莱和笛木乃》这是通过飞禽走兽之口而著述的一本书，包含着首先是针对统治者的道德教诲。它以两只狐狸卡里莱和笛木乃的名字为书名，这是采用了以篇名为书名的办法，因为卡里莱和笛木乃的故事并未超过两章，即“狮和牛章”和“审讯笛木乃章”。
书的本源、翻译和改编历史学家们对《卡里莱和笛木乃》的来源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伊本·穆格法自己编著了此书，然后佯称是翻译的，以逃避对君王和权势者教诲的责任。他们以某些古人如伊本·哈里坎、贾希兹的话作为依据，伊本·哈里坎曾在《名人卒年考》中说：
“据说伊本·穆格法自己编著了《卡里莱和笛木乃》；又据说没有编著，原书是波斯文，他把它译成阿拉伯文，尽管开头那些话是他说的。”
贾希兹曾说：
“如果伊本·穆格法、赛赫勒·本·哈伦、艾布·欧贝迪拉、阿卜杜·哈密德……这样的人不能创作这样的书信或撰写那样的传记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知道那些波斯人手中的书信是否是真正的非加工的，是否是本来的而非再创作的了。”
在他们看来，贾希兹是属于怀疑一类的，即伊本·穆格法编著了《卡里莱和笛木乃》，佯称是翻译的，无非是为了免于承担书中的责任。他们还用其他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在今天，在对此书进行科学研究之后，所有这些证据都站不住脚，一切发现都毫无疑义地肯定了伊本·穆格法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也是翻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