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在其产生之初是一则则简短的故事，借助动物来达到教谕的目的。随着时代推移，这一初期形式有了很大发展，寓言带上了多种不同色彩，以致有人称它为《动物史诗》，法国诗人拉封丹甚至把它看成“具有不同内容的多场次的范围广阔的戏剧”。寓言也可能通过人来进行，格言警句就通过人物之口或行为表现出来。
寓言是最古老和流行最广的文学形式之一。寓言最早产生在东方，因为东方人有运用哲理和各种借喻的本能倾向。印度是最早运用寓言的东方国家之一，即使不是绝对最早的话。它有着大量的神话和格言，它的文学是所有寓言作者吸取营养的丰富源泉，《卡里莱和笛木乃》就是其中最古老的源泉之一。阿拉伯人早就知道借动物之口来表现寓言，但它一直流传不广，而且范围狭窄。
《卡里莱和笛木乃》中的寓言具有多种形式和不同色彩，有像希腊作家伊索和罗马诗人菲德尔的寓言，它们没有故事情节，只突出骨架子，只是为了用最简明的语言和方式表现哲理，其中生活气息淡薄，缺乏戏剧性，人物只是作为表现哲理的象征，既没有相应的行动，也没有充沛的感情和生命力。这类寓言在“白尔才外医生章”中很多。此外就是其他的寓言，这些寓言都是戏剧性很强的动人故事，其中有的较长，随着全章的延展而延展，如狮和牛的寓言（“狮和牛章”），猫头鹰和乌鸦的寓言（“猫头鹰和乌鸦章”），也有较短的，穿插在长寓言中，以证明一个事实，或支持一种哲理，或说明一个问题，如猴和木匠的寓言，龟和两只鸭的寓言（“狮和牛章”），狮和狐和驴的寓言（“猴和雄龟章”）。
这种具有戏剧性的寓言，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在长寓言中，故事发展缓慢而庄重，作者注重详细叙述开场白和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使内容和情节紧密结合，说明言谈和事件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并对之进行分析。这样，虽然使故事产生庄重感，但却使它沉滞不畅、缺乏生气，如：“舍特拉拜（牛）为它（狮王）祈祷，并赞颂它。后来狮王对它表示宠信，尊重它，乐于听取它的意见，与它共商大计，甚至向它倾吐隐秘。日子越长，就越欣赏它，倾向它，亲近它，乃至它成了最受宠信，最有地位的近臣。”（“狮和牛章”）在这些长章节中，类似的铺陈很多，它给作者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以传播本书为之创作的哲理。至于短寓言，其故事更富有生气。前序简明扼要地介绍人物，使我们立即进入故事发生的舞台，几句简约的语言就能使我们全面地了解寓言，如：“传说一只雄狮生活在野兽众多、水草丰茂的肥沃原野上……”（“狮和牛章”）“传说一只雄狮生活在丛林里，和它在一起的是一只吃它残羹剩饭的狐狸。狮子生了疥癣……”（“猴和雄龟章”）前序一完，随即展开对话，它们对狮子说：“你付出艰辛劳累才为我们捕获一头牲畜……”（“狮和牛章”）狐狸对狮子说：“你怎么啦，群兽之王……”这时和以后作者都不露面，除非在极少情况下，为了把分开的人物聚集拢来，把我们和它们都送到另一个舞台，或把这个的话和那个的回答联系起来，作者才出来说话。
但《卡里莱和笛木乃》中的故事是为哲理而创作的，其寓言只是为了表现有关道德、教育和教诲方面的内容。因此，它有时扩展、有时引申、有时交错，从而使作者能详尽表述哲理和畅所欲言，虽然不免显得铺陈和带有忧伤情调，然而却因它含有多彩多姿的场景、各种教诲和意想不到的情节而始终引人人胜。
《卡里莱和笛木乃》中寓言的结尾，一般是重新点明主题，鼓励人们效仿体现在主人公身上的美德，告诫人们克服缺点和弊端。
《卡里莱和笛木乃》中的寓言通过人物和动物之口进行。他们有的是故事主人公，各以其自然属性在故事中活动。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对道德和品行进行的广泛研究。各种动物禽类在书中具有双重属性：人的属性和动物的属性。作者在融合这两种属性时非常成功，使动物既保留自己的天性和特点，又具有人的特性、思想和不同品德，及其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和矛盾。例如，我们既看到狐狸是卑劣、狡猾的，又看到它是虔诚、清廉、睿智的；我们看到卡里莱和笛木乃是在信仰和观点上完全不同的两兄弟，如同我们每天在人类生活中看到的那样；我们还看到鼠和猫宿仇难消，老鼠不信任猫，也不愿亲近它，只是“远远地对它表示友好”。我们在《卡里莱和笛木乃》中看不到动物外形特征的细微描写，因为作者首先关心的是哲理，他把其余的东西留给读者去想象。《卡里莱和笛木乃》中的寓言常常通过人的口得到表现，他们是故事的主人公，通常被描写成缺点多于优点，这并不奇怪，因为作者旨在改良道德，医治社会弊病。为了根除诸如卑劣、权谋、背叛、贪婪、暴虐等黑暗面，作者毫无顾忌地进行揭露。作者对妇女表现出特别的成见，在他笔下，妇女很少以好的面貌出现。《卡里莱和笛木乃》总的来说把批评指向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统治者君王及他们的近臣。这是一种范围广泛的社会批评，它不仅进行批评，而且还指出改革方法，因此它的批评绝不是攻击。
可以说，《卡里莱和笛木乃》中的寓言是一些长短不同的戏剧。有的长寓言还兼有戏剧与史诗的特点，有点像荷马史诗，如“猫头鹰和乌鸦章”，它既描写了在广阔战场上进行厮杀的场面，也描写了巧妙地进行着的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情节逐步发展并推向高潮，最后在带点沉雄的气氛中解决，史诗般的铺叙使故事范围广阔，内容丰富。有的章节类似莎士比亚的悲剧，如“狮和牛章”，它分成若干场景，每场都充满细致人微的心理分析和扣人心弦的戏剧情节，矛盾不断发展，最终导致相互残杀的悲剧。有的悲剧是以真理战胜邪恶而告终的，如“狮和胡狼章”，这是一出五场悲剧，它具有完整的戏剧构思，而且编导成功、场景分明，几乎不缺少任何戏剧和表演因素。至于书中的短寓言，则情节简单，较少波澜。寓言中的人物在任何情况下都焕发着生命力，活动在我们面前，活动在舞台上。他们构成戏剧情节，并推动情节发展，然后按人类的通常方式使矛盾得到解决。作者赋予这些人物的主要任务是突出哲理，他们的活动首先是为了哲理，因此，对他们活动的描写，对他们的形象和他们所表现出的道德以及由他们所构成的故事的描写，都不是纯艺术性的。
寓言的舞台一般是适合动物生活的环境，如原野等，它应当是自然、宽阔、优美的，那里有乌鸦筑巢的大树，有斜垂溪畔、群猴栖居的无花果丛，有浓郁的树阴，下面坐着四位促膝谈心的挚友……作者在寓言中不大描写自然，我们看不到对景色的详细描绘。相反，他只用寥寥数语，简练地交代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所需要的场景就行，如“话说象群居住的地方长年干早，水源枯竭。象群面临着严重干渴的大灾难……”（兔和象王的寓言——“猫头鹰和乌鸦章”）
在《卡里莱和笛木乃》中，哲理是中心，其他都是附属物。书中人物多是谈论哲理的智者，有时也说一些格言和警句，他们的任务就是使人们相信哲理并按哲理行事。
书中哲理比比皆是，不但寓言中有，而且结尾也有，它的反复出现几乎令人厌烦，甚至有时通篇寓言中都是哲理。这些哲理虽然带着虔诚的东方色彩，但它并非建立在宗教基础上，而是一种经验、理性、思考的产物。
社会改良家伊本·穆格法民族竞争的目的促使伊本·穆格法翻译了《卡里莱和笛木乃》《小礼集和大礼集》，写作了《近臣书》。这是因为麦瓦利人在伍麦叶时期备受歧视，当他们和阿拔斯人一道进入新制度和新生活中时，特别是阿拉伯人不太赞同他们的活动，并用诗歌向他们夸耀。这些麦瓦利人便着意引介古巴列维文书籍，推广古波斯文化，利用波斯文化对阿拉伯人进行反击。他们开始批评阿拉伯社会和阿拉伯制度，并用波斯的药剂来医治阿拉伯社会的弊病。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使整个社会在制度、政治、道德和文学风格上都趋于波斯化。
伊本·穆格法是这一波斯改良运动的首领之一。他目睹政局变动，了解了艾布·阿巴斯·沙法哈（750—754年在位）和艾布·佐法尔·曼苏尔（754—776年在位）企图用武力和暴政建立国家。阿卜杜·拉特夫·哈姆宰说：“曼苏尔是个惯于玩弄权术的政治人物。真的，这位哈里发的一生——我们特别提及这一生的隐秘的一面——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思想，向历史学家们明确揭示了哈里发国家怎样在阿拔斯人手中变成了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宗教义务、亲缘关系和道德准则均遭践踏，除了物质贪婪和政治欲望外，什么也看不到。”
伊本·穆格法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弊端十分清楚，他反对新政权的许多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大多归因于统治者，同时他认为政治自由不充分。他想仿效贝德巴对大布沙林的立场，采取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的方式对统治者进行劝谏。
在对伊本·穆格法作品的研究中，我们介绍了他的改良内容，了解了他企图医治的存在于国王、总督、宫廷官员、司法者、军队和人民身上的那些弊病。简言之，他认为统治者身上的弊病的根源是暴虐，民众身上的弊病的根源是无知。医治统治者暴虐的方法是善用近臣，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并乐于商询；医治民众无知的方法是启蒙思想，通过思考和询问获得知识，彼此建立真正的友谊，内省，时刻想到来世。
伊本·穆格法具有强烈的波斯倾向。他认为萨珊人的政府是清正廉明的典范，因此他努力把这个政府的具体形象介绍给阿拉伯人，他的智慧和能力帮助了他进行这项工作。
伊本·穆格法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常常追求最高典范。如他写君王，则要求君王是人民公正的伊马姆，是一个在治理国家和个人道德方面都完美无缺的君主。他写朋友，也要求朋友是一个完美的理想的朋友。
作家伊本·穆格法伊本·穆格法是阿拔斯时期第一个写作学派的两领袖之一，也是阿拉伯艺术散文的两位祖师之一，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打开了书信领域后，继而又打开了翻译领域。他像阿卜杜·哈密德一样，努力提高散文水平，使散文能容纳更多内容，并使其艺术更臻完美。
我们在论及伊本·穆格法的写作艺术时，不应忽略他的《小礼集和大礼集》和《卡里莱和笛木乃》，这两本书和他的其他书信集之间存在着的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卡里莱和笛木乃》的各种伪造本经历代传抄，原文中的生硬和繁难部分已经被修改润饰而显得呀快流畅。本书的古抄本原文清楚地表明，伊本·穆格法在此书的译作上与他在其他作品的写作上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伊本·穆格法的散文不像阿卜杜·哈密德那么纯正，因为他碰到了过去从未碰到过的哲学、哲理内容，他竭尽所能，但这种努力的痕迹仍然在写作中表现出来。此外，伊本·穆格法的《小礼集》并非全由作者自己写成，而是从智者的言谈、思想中选取素材，他在选取时并未进行更多艺术加工，因此，晦涩繁难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纵观伊本·穆格法的作品，便可看到他在艺术上有如下特点：
伊本·穆格法是波斯人，他用地道的阿拉伯精神滋润自己的写作风格，并融进了波斯、希腊和印度精神，因此独具一格。他的风格虽然有阿拉伯特点，但却是崭新的；虽然有波斯特点，但却是阿拉伯化的。它综合了阿拉伯的简明、雄辩，波斯的扬厉，希腊的逻辑和印度的睿智，因而他的作品中，有贝督因式的隽美、有波斯式的柔和、有希腊的科学色彩和印度的语言的持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