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穆格法首先是个思想家，他的艺术从属思想，思想支配艺术，他选择需要的艺术形式为表达思想服务。除非必要，如在书信方面，一般他不玩弄词藻和修辞艺术。伊本·穆格法不注重声韵美，他关注的是精神美。因此，在他那里，很少有像阿卜杜·哈密德着意追求的那种音韵和同声排列，但在他的一些作品如《卡里莱和笛木乃》的“宗旨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少量的排比和对偶。
他对内容的高度重视使他采用了逻辑的表达方法。他把内容分成若干段落，各段落又分成若干可停顿的句子。他的思想层次清晰，在表达思想时，不依靠夸张，而是冷静地面对事实，对之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述。有时，他把句子拖得很长，显得平板而缺少波澜，只是借助于前置词、连接名词、同位词才把句子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这种拖长——有时是出于翻译的原因，导致句子的彼此交错而难以分割成短小简洁的表达，如：“你所看见的从你背后飞来并落在你面前的那只鸭子说明了从巴勒赫国王那里有人来向你进献两匹世上无与伦比的宝马”（“依拉士，玉兰皇后和印度国王萨迪勒姆章”）。然而这种拖长并不是冗赘。伊本·穆格法惜墨如金，尽管他并不只是用暗示，也不是只图简练而删掉必要的内容让读者去猜测，他只是倾向于言简意赅。只有当他觉得某一内容对于一般读者难于理解时，才用相同的句型对内容加以重复，有时举一个或两个例子，讲一个或更多的故事，以加强对同一思想的表述，就像他在《卡里莱和笛木乃》的宗旨章中所做的那样。
伊本·穆格法注重内容，这促使他用词得当，以便准确、清晰、毫不隐晦地表述这一内容。据说他常常站着写作，传说他曾说过：“话语在我胸中翻滚，我站着以便选择。”为了保持清晰、保持他温和而坦率的天性，他尽量避免使用怪僻的词义。他曾说：“为追求修辞而搜寻怪僻词句是最大的无能”，还说：“应当使用浅而不俗的词句”。他还尽量避免艺术的夸张，无论在声韵或描写上都如此，但从外文转译的《卡里莱和笛木乃》除外。另外，他不大注重细致的想象，即使借助比喻，也明晓易懂而不含蓄，其目的是为了叙述，而不是描写。
伊本·穆格法虽然细致，但有时也避免不了某种错误，尤其在翻译方面，特别是在人称代词归属上出现混乱，如他在《近臣书》中说：“为改良军队而作的考虑之一，是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人掌管任何税收权，掌管税收会削弱战斗力，而在这方面民众又一直回避和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是税收掌管人和发生灾祸时诉讼的当事人，如果让他收敛钱币，他非把它全数侵吞不可。”（最后一句的人称代词是单数，事实上应是复数。）他在《小礼集》中说：“一个人如果崇尚美德高于一切，对他来讲，没有任何事情比它更适宜和更美好，他就在现世和来世的一切事情上达到了美德的高度。”（他把代词“它”归于从语句中能领会出来的“崇尚美德”一语，这造成某种隐晦。）同样，他的句子有时因提前一个词，放后一个词，或删掉一个词而显得不和谐，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几个句子中，插句代替了主句，或主句代替了另外的插句，或在句子中大量使用词根性强调虚词“安奈”等。
以上这些不足，并不能降低伊本·穆格法的地位，他的风格仍然是古典写作的象征，流畅、庄重、和谐、优美、语句柔和、朴直动人。他的风格被称为“不可效仿的朴直”是不奇怪的。无知者以为自己也能起而效仿他的写作，但当他企图这样做时，却又不得不望而却步。
综上所述，伊本·穆格法给阿拉伯世界留下了丰富的遗作是不足为奇的，同样，他所传播的思想成了整个东方从中吸取营养的丰富源泉，并渗透到诗人们的诗中，哲学家和思想家们的哲理中，以及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著作家的作品中，也是不足为奇的。
伊本·穆格法及其著作，特别是《卡里莱和笛木乃》，对东方哲理、制度及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诗人和作家们十分重视伊本·穆格法的作品。诗人们把他的一些作品改写成诗歌，如阿巴努·拉赫基改写了《卡里莱和笛木乃》和《玛兹达克》；诗人们还从他作品中的格言和观点中获取养料，这在诗人库勒苏姆·本·阿姆尔（绰号欧塔比）、穆太纳比和其他人的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他关于妇女、金钱、理性以及把思想看得高于勇敢方面的观点在整个阿拔斯文学中都有反映。
作家们受到的启示更是多方面的。他们从伊本·穆格法那里学习到艺术翻译的方法，认识到吸取不同文化、扩充知识领域和了解别人的科学和文学成果的重要性。他们还在分析、辩证和高雅的艺术写作方法上受到伊本·穆格法的启示，他们也学习他把智者、学者以及其他人的言论综合起来著书立说，如伊本·古太柏写了《故事之源》、伊本·阿卜迪·拉比写了《罕世璎珞》、塔尔土西写了《诸王之光》、伊本·哈兹姆写了《道德谈话》，还有其他人的一些作品，都是步伊本·穆格法的后尘而作。他们还模仿他的作品，编写与《卡里莱和笛木乃》相似的著作，如赛赫勒·本·哈伦编写了《苏尔莱和欧福赖》、伊本·哈巴利叶编写了《萨迪哈和巴基姆》、伊本·阿拉伯桑编写了《哈里发的消遣和谐谑家的竞趣》、麦阿里编写了《寻踪者》，在精诚兄弟社书信集中有一封在人和动物之间进行辩论的信，带有《卡里莱和笛木乃》的色彩，这就是关于自然物体中的第十七封信。伊本·穆柏法开创了将动物拟人化的写作艺术，并对其进行详细描写，这对阿拉伯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伊本·穆格法的影响超出文学界而到达哲学界，这在法拉比、伊本·西纳和其他一些人的哲学著作中表现出来。他们关于政治、总督、朋友等方面的论说使人想起《卡里莱和笛木乃》的作者。精诚兄弟社从《卡里莱和笛木乃》的“斑鸠章”中给自己借用假名，还从伊本·穆格法的著作中借鉴某些思想，如关于法律学的第四封信中就有许多借用伊本·穆格法对于友谊的观点，信中写道：
忠实的弟兄们是宗教和尘世一切事务的助手……一旦你发现其中的一个，就应与他结成友谊。他是你最可信赖的人，是你现世的慰藉、来世的幸福，因为忠实的弟兄们是战胜敌人的力量……是灾祸和困难中的依靠……兄弟，如若有幸真主赐予你一个具有如此品质的人，你要为他不惜生命和金钱，用自己的尊严去维护他的尊严，向他提供一切，坦吐隐衷，共商大事……
伊本·穆格法主张对宫廷、司法、税收以及一切与统治者和人民有关的方面进行改良。曼苏尔以后的哈里发都注意了对“近臣”的选择，侍臣们不久都变得——尤其在拉希德和麦蒙时期——以学问和思想而闻名，其中很多人都像伊本·穆格法所希望的那样。伊本·穆格法还主张改革司法。他为了制订一部使法官们都能遵循的法律进行了许多努力，然而，由于遭到教义学家们的激烈反对，这些努力均未获得成功。伊本·穆格法还主张改良税收。哈里发们采纳了他的主张，拉希德要求教义学家艾布·优素福制订一部关于税收的书。
这样，伊本·穆格法的改良主张由于宗教、社会等其他因素的推动开始一点点付诸实施，并在政府、法律、军队、税收等国家事务中以及教育人民等方面体现出来。因此，伊本·穆格法对阿拉伯文学和阿拉伯社会有着巨大的贡献。他是一个具有渊博学问、纯真而深刻的思想和高雅持重的文风的最好典范。
艾哈迈德·本·优素福
艾哈迈德·本·优素福生于库法附近的一个村庄。他继承了父亲和祖父热爱文学、热爱诗歌的传统，后来成为作家、诗人、制订法典的学者。他曾主管麦蒙的书信局，在艾哈迈德·本·艾比、哈立德·艾赫沃勒之后，成为麦蒙的宰相，忠实地为麦蒙效劳和争取人心。他学识渊博，文笔优美。
他写有一些诗歌，散见在文学典籍中，还写有一些受到阿卜杜·哈密德风格影响的书信体散文。他采用的风格纯正、不矫揉造作的自由体，除了某些颂辞外，一般不借助于声韵。
赛赫勒·本·哈伦
赛赫勒·本·哈伦，波斯族人，生于巴士拉与阿瓦士之间的德斯特米桑，后徙居巴士拉和巴格达。他在哈伦·拉希德时期在巴格达与巴尔马克人叶海亚·本·哈立德相识，后来与麦蒙结识。麦蒙对他和他的非阿拉伯化倾向表示欣赏，任命他为“智慧之家”的主管人。
赛赫勒·本·哈伦是个苏奥比主义者，对阿拉伯人有强烈的种族偏见。他以睿智著称，以致被人称为“伊斯兰的巴兹尔加赫”。在写作上，他属于阿卜杜·哈密德学派，像这个学派的其他弟子一样，他继承了阿拉伯文学中的波斯方向。如果说伊本·穆格法的功绩在于翻译和介绍方面，则赛赫勒·本·哈伦的功绩首先在于写作和编撰方面。
贾希兹在《表达与阐释》中，伊本·纳迪姆在《索引书》中都提到了赛赫勒·本·哈伦的作品，其中有模仿《卡里莱和笛木乃》及其风格编著的《苏尔莱和欧福赖》《兄弟们》《问题》《麦赫祖米和呼扎利叶》《虎与狐》《恋人和贞女》《奈杜德、沃杜德和莱杜德》《达尔贝因》《两只羚羊》《艾赛勒·本·艾赛勒之文学》《就司法问题致伊萨·本·阿巴努》《王权和政治的谋略》等书，他还写过关于吝啬方面的通信。但这一巨大劳动的成果只留传下来很少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吝人的信》，贾希兹把它放在自己的《吝人传》卷首，这是赛赫勒写给他拉赫尤家族的堂兄弟们的信，他们曾指责他对吝啬的观点，并注意收集他在谋利时说过的话。
赛赫勒·本·哈伦的写作兼具思想美和形式美，其艺术性也正是建筑在这上面。其思想美表现在逻辑力量，按辩证方法进行细致的分析；形式美表现在善于选用词汇和组织句子，由于句子组织得当，文中充满排比和对偶，但这种排比、对偶在多数情况下并非依靠声韵形成，而是借助一种特殊的节奏，伴和着阅读时的声、气发出一种轻微的旋律，简约而柔和。他的表达一般是激越有力的，他借助于某种同义词的组合来调节文句的声律。
他继承了哈密德学派的逻辑性，在伊本·穆格法之后又丰富了文章的声韵节奏和具有音律性的同义词的组合艺术，但以自己的辩证精神、创作倾向、语句的音律性和轻松感，向着后来的贾希兹大步跨进，为后者铺平了道路，展现了一种使后者极为赞赏和大受影响的风格。赛赫勒·本·哈伦是哈密德学派和贾希兹学派的承启人。
阿慕尔·本·麦斯阿达
阿慕尔·本·麦斯阿达是伊卜拉欣·本·阿巴斯·苏里的堂兄弟，他俩的祖父苏里是戈尔甘地区突厥人中的名流，后来信奉袄教，在各方面仿效波斯人。阿慕尔是他父亲精心教养的四个儿子中的一个，但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不为人所知，历史没有保留有关他青少年时代及初期文学活动的情况。当他出现在文坛时，已是造诣精深、驰誉遐迩了，那时他在巴尔马克人佐法尔·本·叶海亚手下掌管文书事务，后来成为麦蒙的书记官和宰相。他一生都在为哈里发服务，官运亨通，来求他的人趋之若鹜，他也乐于对他们施以恩惠。由于他慷慨大度，对求他的人待之以礼，故而他的支持者很多。他在随麦蒙的一次征战中，在东罗马的艾宰奈地方（即今天的艾特奈）死去。
阿慕尔并未就某个专题进行过创作，他被国家事务缠身而不能著书立说。他考虑的是如何处理哈里发委托给他的有关事务。他的作品的大部分已经遗轶，只留下一些书信，因此他被认为是寡产者。
与阿慕尔同时代的语言大师们都肯定他的修辞艺术，法德勒·本·赛赫勒说：“他是最善于表达的人，其修辞艺术达到如此程度，以致任何人如果读到他的文章都会以为自己也能那样写，但一旦模仿，则会感到自己不可企及。”
阿慕尔的写作特点是善于遣用浅近而又能准确表达含义的词句。其风格自由而凝重，表述思想条理清晰，具有哈密德式的简洁，但又不隐晦，也不显得呆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