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与方敬的几次平静的交谈中，我感触到了他性格中有着刚烈的一面。他以相当尖锐的言词抨击了文艺界许多不正派的卑劣行径。仅举一例：方敬沉痛地谈到一位较年轻的从事诗歌理论的学者，有一回，向他了解诗人何其芳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方敬如实地提供了许多情况，谈的都是真实的。方敬与何其芳是万县小同乡，自小熟识，又同在当时的北平读大学，一起练习文学创作。可以说方敬是当今世界上最熟悉何其芳的一个人了。可是后来方敬看到了这位学者有关何其芳的著作，不仅令他失望，而且觉得受到了一次愚弄与伤害。这位学者把方敬提供的素材歪曲到了难以索解的地步。方敬清癯而冷峻的面孔涨得通红，眼睛里爆出了愤怒的火花。当时，我在笔记本里写下一句：方敬，是个有真性情的诗人，他不但有激情，还有爆着火花的愤怒：
但是，让我久久仰慕的方敬毕竟是一位谦和文静的学者风度的诗人。这几天，我又一次读了他为《新文学史料》写的自述文章：《流光的影痕——记一个未曾面圆的圆》。他的长长的艰辛跋涉的一生，在他的平静而饱含着深情的自述中，真正地显示出一颗高洁的灵魂。他清澈透明的文字，记述了他的一生，像一条人海前的河流，在凝静无浪的流动之中，显出博大的情怀。
致吕剑的信
剑兄：
你十月十二日信今午（十六日）收到。你以为我活得比你畅快，你想得太美了。这半年来，我的眼睛把我害苦了，右眼植人人工晶体，视力有所恢复，但还得配镜子。目前两只眼不合作，左眼（未作手术）仍为近视，而右眼手术之后却意想不到竟然成了远视，一“远”一“近”，把眼前的东西弄得含混不清了。因此这几个月我不太看书，更没有写什么作品，只是零零星星地记下一点人生感悟（怕忘了），粗粗地写了二三十则诗话，国内尚没有发，大部分寄给香港的王伟明兄，他编《诗双月刊》，想编我的一个特辑（访问记、作品、还有一些资料）。现在还没有出来。访问记是童蔚写的。准备从下个月起开始写自传，至少得写一年多时间（作家出版社约的），只能求我的老伴协助，我的眼睛不为我争“光”，入冬以来，多半闷在家里。我这几个月，常常思念到你。你的《诗存》一直放在我的床头（我每晨早醒，多次翻闲你的诗，还有其他几个老友的集子），伸手可取到。而有许多被认为重要的书，我宁愿搁到较远的角落。这种感情的疏远和亲近是几十年来渐渐被迫形成的，有些书绝对不宜搁在近处。我如今看书养成一种习惯，同一本书，同一首诗，几乎看几个月之久。（以上是十一月十六日写的）看你的诗，我总会联想到近几十年的历史背景，想到当时的另一些诗人或诗作（有走红运的，有走黑运的）。还想到你当年写某一首诗的隐蔽的心情，深深地回忆到一切往事。我们活得不易，写一首诗更不易，我能从一些诗句摸到你当时的真实的脉搏。我们当年的那种内心的经历：单纯的歌唱或欢呼，是不能用愚昧式的浅薄全部否定的，那些历史的真实，现在一些年轻人是不理解也不谅解的，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地真实又严酷，不应当回避。你比我忠厚，没有把五十年代那些诗淘汰。看你的《诗存》，真正地把历史的真迹留了下来，被污辱、被打击的原来是如此善良而温存的一群，这正说明历史的严酷与不公正。让那些历史的真正罪人，在这些诗的面前感到愧疚。然而直到如今，仍没有看到那些应当愧疚的人表示出一点人性。你是诚实的，冷静的。而我的“诗选”，中间一段全淘汰了，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尾集》。我这个“理想主义”是不是仍属于“幼稚”和“单纯”的行为，抑或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的“诗选”可能明年初出版。最近韩国几个诗人与社科院的刘福春正在编译我的诗，他们（韩国）决心出我的《诗全编》，把我的诗选中淘汰的全部复原，还把那些少作（四十年代写的）也全编人。我说抗美援朝那几年我的诗有对不起韩国人民的东西，似不宜人选，可他们说不妨，仍要全编进去。这样就把我这个人和诗，历史地如实地赤裸裸地显现在人间，从我的欢乐、悲伤，以及许多于今见不得“真理”的东西，以及我的曲折的人生经历，全部交给历史去剖解。但是，这也正可把这一段血泪的历史触目惊心地展现出来。
我不如你有气度，由衷地钦佩你。前面的两张信是两周之前写的，眼力不济，只凭手的习惯涂写；本想誊清，只怕越誊越不清。就这么接着写下去了，你认不清，请宗珏帮你辨认。
近十多天来，有两次恬动，一次是祝贺韦君宜八十寿辰的会，全是一些老人，谈得亲切感人。另一个会是北师大学生文学社团召开的诗歌座谈会，谈得也比较随便，有任洪渊在场。但时间因此被切碎了。这几年我已享受惯清寂的生活氛围，宁愿独自呆（得用这个字）在家里闭目沉思（眼睛不能启用）。今天小雪，又是星期天，四周安安静静。我四点就醒来，翻看《诗存》，一首首地读起来。字迹太淡，瞅得十分吃力。但你早年的诗却是闪亮闪亮的，如大河的上游——清浅的小溪流，潺潺有声地奔流着。四〇年前后的那些诗都显出了这派气韵，纯净如青春的梦。
我当年也写过这种小溪流般清浅的诗，但远远没有你这些诗完美（相对而言）。《诗存》头三首诗，我上中学时听过一个诗友（前三年去逝）在陇山头上朗诵过。《大队人马回来了》效果非常好。《打马渡襄河》是在《诗垦地》上读到的，情境非常隽永，有豪气，这首小令般的诗，我一生没有淡忘。吟读你的诗，令我不断地反省着我早年的那种浮躁气，我仿佛是一条不走河道的流水（憎恶河岸的拘束），因此我写于四十年代的诗大都流于浮泛。当年我如果与你在一起，定会相互切磋，互补短长。直到晚年，我仍没有真正理解形式的全部意义，任何生命（诗）都应有自己的形态。天地间哪里有不具形态（式）的生命？最近几个月，我正在写一首题名《彼岸花》的较长的诗，方注意凝练诗的情境。早几年，蔡其矫曾提醒过我。这一年又从你的诗学到做诗的“规矩”（如做人一般）。很难学，我生怕失去自己的野性。这许多年，我一直在写“野诗”（天地间有野草、野花、野云、野风、野豹、野狼、野兔……为何不能有野诗）。
这几年，我忽然意识到，我的诗不是圈养的、家养的诗。圈养、家养须被驯服。真正美好的生命形态还是野生的好，野豹奔跑时的身姿多么有节奏感，家养的牲畜就失去了那种天赋的生命形态了。诗也如此。诗不能成为家畜，供人骑，供人屠杀。这些诗的感悟，是否荒诞，不切实际，我真有些困惑。可见我直到如今，不论人还是诗，仍不服管束。一时兴奋起来，写了这许多离经叛道的野性的话，请兄只当做傻兄弟的傻话看看。前一个月，我在一个诗会上曾就“野诗”发过一回野性子，居然还博得几个诗评家的赏识，但写成文章极不易。
我再三再四地吟读兄的《诫鹿》，与我的部首《麂子》，情境、起句、结尾，整个地相似。我的《麂子》是实写，当年真有一只麂子就那么被枪杀，我看见了。我们这点相同的感情，不约而同地写出我俩所遭受的人生逆境和悲伤，是人道主义，也是兽道主义。但我的《麂子》仍没有《诫鹿》完美{不论内在的还是外形的生命感）。还有，你八十年代在安徽东至写的那儿首诗都耐人寻味，毫无杂质，清纯如画。《短歌》只有两节八行，却干干净净写出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境界，十分真实。《一觉》、《沉默》，我以为是这部诗集的两首力作，沉甸甸的，潜含着许多时代和人生的血泪。
这两首诗，我以为可以不朽，让后代人领悟历史的真情。
从这两首诗，我看到了一颗圣者的赤心。一九八〇年是你近二十年来的一个创作高潮，比五十年到七十年代的诗作要显得深厚和锐利，你在诗里溶进了几十年聚在心里的思考和美好的情愫。比起我来，你多么美良：《故人》也写得好，平实而亲切，有朴素的美。《故乡的石竹正在写一首题名《彼岸花》的较长的诗，方注意凝练诗的情境。早几年，蔡其矫曾提醒过我。这一年又从你的诗学到做诗的“规矩”（如做人一般）。很难学，我生怕失去自己的野性。这许多年，我一直在写“野诗”（天地间有野草、野花、野云、野风、野豹、野狼、野兔……为何不能有野诗）。
这几年，我忽然意识到，我的诗不是圈养的、家养的诗。圈养、家养须被驯服。真正美好的生命形态还是野生的好，野豹奔跑时的身姿多么有节奏感，家养的牲畜就失去了那种天赋的生命形态了。诗也如此。诗不能成为家畜，供人骑，供人屠杀。这些诗的感悟，是否荒诞，不切实际，我真有些困惑。可见我直到如今，不论人还是诗，仍不服管束。一时兴奋起来，写了这许多离经叛道的野性的话，请兄只当做傻兄弟的傻话看看。前一个月，我在一个诗会上曾就“野诗”发过一回野性子，居然还博得几个诗评家的赏识，但写成文章极不易。
我再三再四地吟读兄的《诫鹿》，与我的部首《麂子》，情境、起句、结尾，整个地相似。我的《麂子》是实写，当年真有一只麂子就那么被枪杀，我看见了。我们这点相同的感情，不约而同地写出我俩所遭受的人生逆境和悲伤，是人道主义，也是兽道主义。但我的《麂子》仍没有《诫鹿》完美（不论内在的还是外形的生命感）。还有，你八十年代在安徽东至写的那儿首诗都耐人寻味，毫无杂质，清纯如画。《短歌》只有两节八行，却干干净净写出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境界，十分真实。《一觉》、《沉默》，我以为是这部诗集的两首力作，沉甸甸的，潜含着许多时代和人生的血泪。
这两首诗，我以为可以不朽，让后代人领悟历史的真情。
从这两首诗，我看到了一颗圣者的赤心。一九八〇年是你近二十年来的一个创作高潮，比五十年到七十年代的诗作要显得深厚和锐利，你在诗里溶进了几十年聚在心里的思考和美好的情慷。比起我来，你多么美良：《故人》也写得好，平实而亲切，有朴素的美。《故乡的石竹花》，写得流畅，一气呵成，无一丝一毫的技巧的痕迹。（以上写于十一月三十日下午）昨天夜里久读《史料》稿，有黄秋耘写的长文，记文学六十年生涯，其中回忆了五十年代几次运动（作协的），反右的内幕，揭得十分深，没有回避具体的人，爱憎是非分明，毫不含糊。还有梅志一家人回击舒芜的文字，我都得认真看，不能囿于个人的感情，须以真正的历史眼光看待许多往事。这里不好详述。
今天无法接着昨天的思路写下去了。本想以概括的文字写几点出来，供兄思考。今天不行，过两天再写。你看，我还是不能超然世外，安度晚年，命该如此吗？关于你的诗，我会继续思考，或许还能理出点真正的心得和感悟。
写得太拉杂，请见谅。
冬安
祝
愚弟牛汉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
齐越和他的声音
“文革”后期，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对“一小撮”看管得不像前几年那么严，我便常常到武汉去游荡，我的老伴当时从北京下放到了武汉。每次到武汉，总要一个人久久地兀坐在汉江与长江汇合的那段高高的堤头上。那里，野草丛生，谁也看不清有人隐在哪里。
我像泥塑石雕一般静坐好久好久。望着汉江碧清的流水，我沉湎在长长的白日梦里，想起这条江水上游的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小城城固（古时被称作“乐城”，是当年诸葛亮在汉中一带屯军时起的这个美丽的名字），想起小城文庙西侧一条窄小而泥泞的陋巷，陋巷里一个小小的院落，想起院门内的那棵青青的树，想起茅屋里一对青年夫妇高声地朗读外语的声音，那么浑厚清灵，如一曲合唱，仔细谛听，在朗诵声中，还融合着稚嫩的婴儿的笑声。我常常立在门口那棵树下激赏地听着这个新的小家族的生活旋律。当然，那时在长江堤头我还以焦灼的思念之情，想起了我们大学时代许多朝夕相处如兄弟般的朋友们，他们的命运如何？当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那两年，一到黄昏，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茅屋聚会，谈论彩色的理想，谈论中外作家，谈论鲁迅，艾青，谈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的宁静或者活泼的眼神，花蕾一样灿烂的微笑，走路时各具个性的姿态，话语不同的乡音和声调，都有声有色地演映在我布满了伤痕的心灵上。我们这一伙朋友，常常在援江岸上漫步，或躺在沙滩上，对着空旷的天空唱歌、呼号。这些探人心灵的印象，即使在“文革”期间，谁也无法把它们从心里抹掉或挖掉。七十年代初，我写了一首题为《汇合》的诗，赞美了汉江和长江汇合时的那振默默的没有浪花却无比壮丽的景象，就是我在前面说的那个堤头上写的。有好几年我还苦苦地构思过一首怀念汉江边小城生活的长诗，其中有庄严的战斗，也有甜蜜的爱情故事，这个愿望曾经与包括齐越在内的几个朋友谈过，到现在也没有完成，有愧于那段青春的历史。
前几年，读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首诗：《诗的艺术》。起首的四行诗就敲击般唤醒了我日渐昏沉的心灵：
望着光阴和水组成的江流，
想起时间是另一条长河，
我们如河一般消逝一张张脸庞像水似的流去。
有几位当年常在茅屋相聚的好朋友，已经如流水般消逝到历史长河之中了。然而大学生齐越的形象（岂止脸庞）却并没有如流水消逝，他还在我的心灵里站立着，走动着，还能听到他深厚而诚挚的声音。上面说的那间迷人的茅屋和一对青年夫妇，以及新生的婴儿，就是齐越、杨沙林和他们的女儿齐虹。齐虹这个名字还记得是朋友们一块为她取的，当时大家正传阅着苏联的长篇小说《虹》。
对于窒问地生活在黑暗里的人，横跨天空的虹是一个多么富于理想色彩的意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