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首
书包衔在嘴巴里
一路上翻着跟头
脚在空中走
手在地上走
人变成一朵圆圆的花
天地随着自己回旋
第五首
两眼一眨不眨
勇敢地盯着大阳
直到太阳和我都变瞎
天黑了地黑了太阳也黑了
好久好久才醒过来
天地渐渐地由黑变白黎
明从我这里向四面八方展开
从心胸里咳出的诗——摘自致胡征信谈胡宽的诗
今午接到你的信和文章，我默默地诵读了两遍，字字闪着血泪的激光，直穿透我这颗坚硬如铁石的心（坚实是由于布满了一层层的伤疤），我又一次感到哭泣的庄严。几十年来我从不哭，不流一滴泪。但我懂得人生的屈辱和悲愤，以及仇恨在心里盘曲如须根的那种只能在生命内部生长的姿态。宽儿从深深的胸腔里咳出的音响是他诗的生命的存在和脉息，他咳出的诗正是苦难的中国心胸里的哀伤和痛楚，如听雷声，如听心跳，如听控诉，如听天问。宽儿本是个美丽的人，高挺的身躯，亮丽的眼睛，他的诗也本该如他的形象令人欢快，但他竟然活得如此扭曲，如此地被活活埋没，被如此无告地摧残。诗只能在他纯洁的心胸间憋闷一生，回荡和奔突几十年。这种苦痛的体验我经受过，你也经受过。因此我们的诗，几乎没有一首不带着血迹。血，是咳出的啊！这是这一段历史最真实的心声和心电图。我十分感激他和他的诗。宽儿咳出的诗，充满了你和我的悲伤，浸透了几代人的血泪。后人会从宽儿的诗里读出我们这段历史的咳声、心声。宽儿的咳声比金斯堡的嚎叫还要撕裂人心。他的诗集一直摆在我的床头，如一尊素净的碑石激励着我。当今的哪个诗人和他们的诗韵，都不能替代宽儿的诗和他的令历史心疼的这一声声的咳声——咳声，是奇特而庄严的大韵律。此刻我不想详述我对宽儿诗的评价，只能吐诉我的这点悲痛。或许有一天，能冷静地进入宽儿的每首诗之中，说说我具体的感触。现在还不能。那天我的确是带着病痛击文采阁开会的。每年到八、九月间，我就犯过敏性的鼻炎，同时发作口腔呼吸道炎症，打嚏喷不止，声震屋瓦，令别人听起来十分的难过。直到近两三天才真正缓解过来。几十年的灾难留下的深重的后果，也可以说是后遗症，直到七十岁之后才渐渐严酷地显露了出来。但我能坚韧地活下去。我祈望你也好好保重身体，再活十年二十年，好看看这个世界的一幕幕过场。最近陕西作协邀请全国一些诗人到西安开朗诵会，我不想去，我只会依照自己的性情（人的、诗的），随心所欲的读诗，不会表演性地朗诵。
我在北京的诗界一直是个不合群的“异类”，不愿掺和什么，只求得自在，活得清清白白，与你在西安的境况相同。十月之后应约写自传，但愿身体能支持下来。今明两年我的命运出现一些好兆（但愿不是回光返照），能出几本书。
几十年来，我虽然有点孤单，孤傲，但问心无愧。有愧的只是满意的作品太少了。
宽儿的诗，时间将会证明，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真实，不掩饰，不回避，不仅直面历史和直面人生，而且向历史和人生转击，那些假诗，迟早会败落的。
谈“野诗”
从《山鬼故家》我几乎像做梦似的悟生出一个词：野诗。这个我自造的词，算不上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命名，是我从多年来在人生和诗的大范围思考出来的一个境界。提出野诗这个命题或话题，是有感于当今物质世界里的一切，都日渐人工化、驯养化、规范化，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走的、爬的，都几乎已失去野性，只剩下苍茫的宇宙是天生的。在精神界，一切同样被圈养起来，一切都被规定好了，连鬼神都加以驯服，排好坐次。纵观当今的诗人，没有多少称得上野的。我自己虽有一点野性，但早已被圈起来。处处是带着刺的围墙，稍有不驯或不慎，便伤得满身是血，写出来的仍然称不上是真的野诗。现在的许多年轻诗人，大都是小天小地，优美典雅，完完整整，规规矩矩，没有多少野性。我情不自禁地呼吁：野性千万不能泯灭！
什么叫野性？野性就是天性，就是未被污染的、未遭摧残的自然的本性，就是原创性。《山鬼故家》称得上是野诗，在中国新诗史上极为少见，自一九一六年新诗发端到现在，没有看见过第二本这样的诗集，人工的、技巧的痕迹几乎看不到。
我深知，我的这些见解，在许多理论家眼里，不过是属于原始的，低级的、自发性的感慨而已。他们认为写诗必得去掉原始性和野性，才能升华或进化到一个完美的高级的创作境界。
我并不盲目地拒绝诗的进化和诗的现代性，而是痛感当今的许多诗已失去了人性、诗性的根本。我不认为现代诗必须淡化或消灭诗的原创性。
高贵的诗人和论者，请诸位至少不要嘲弄“野诗”！
附记：这篇小文是一九九七年十月在灰娃诗集《山鬼故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谈谈我的汗血气
《为您服务》的编者催稿很急，答应今天午后寄给她。翻捡稿筐，竟找不出一篇可意的。我这个人常常急中生“火”（不是“智”），脑袋一热，决意写一篇题为《呼吁为中国新诗开拓生存的境域》。这是久久憋闷在心头的一个冒烟冒火的话题。刚开了个头，就痛感到非三五千字不能完篇。只好另找出路。于是想到现在这个命题。
今年四月，我写过一篇《谈谈我的土气》的小文章。土和土气的确能显示出我的某些性格的特征。近三五年来，我痴迷地写了许多有关童年、少年的散文，写得很土气，每个宇都仿佛带着一撮粘粘的土。人们从我的文字中能闻到土气是令我十分高兴的事。十四岁那年从闭塞的家乡走向战火纷飞的世界之后，命运使我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如果现在有人间我：“难道土气真能概括了你的生命的所有气息吗？”前几年有一位诗人就这么诘问过我，他认为我的一生和命运并没有土那么单纯。土气是我生命原生的一点难以泯灭的“奶气”（我的故乡晋北农民的土话，母体带来的气息，意即童贞而已）。我同意他对我的剖析。我和我的作品的确已经比土气复杂得多了。
今年春天，《诗刊》的晓渡来寒舍访问我，谈了两三个钟头。他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诗坛上往往称您为‘汗血诗人’，这恐怕与您把自己的书房称作‘汗血斋’有关。
您还写过一首《汗血马》，一般认为那是您人格的写照，是这样吗？”（这篇《访谈录》刊于《诗刊》一九九七年的十月号）他这一问使我沉默了好一阵子，不是难以回答，是引起许多沉重的回忆。因为这不是个轻松的如土气那样单纯的话题。记得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汗血斋”是我在于校后期（一九七三一一九七四年）给自己的住所起的“雅号”。那几年，我与两条狗住在一块，又脏又有味儿，狗的毛色亮光光的，比我干净得多。这个斋名沿用至今。我老伴望望这个斋名，直皱眉头。许多友人也劝我另换一个雅静点的，何必那么刺眼？我没有动摇。谁也对我莫奈何。
对我来说，汗和血，是最为神圣的，我敢于把自己与汗与血连在一起，是我的光荣。世界上有许多带着汗血气的生命，鹰有汗血鹰，马有汗血马，人类中也有汗血人。前几月，我把《汗血马》那首诗加了一个注：“传说汗血马奔跑到最后，体躯变褥异常轻小，当它最后倒下时，骑士将它背在肩上，扛回家乡埋葬。”我相信这个传说是真实的。据说鹰的晚年的体重比雏鹰还轻，它们在疾风暴雨中飞翔，耗尽了骨血。汗血人，究竟是如何的一个形象，谁也没有见过。但我相信有。而且眼前常常显现出一个真实的汗血人。我从事重体力劳动十几年，汗与血几乎跟我不可分离，浑身上下处处是伤疤，色泽有黑的，有灰的，还有鲜红的。每个伤疤都连着一个长长的、深深的记忆。也许人们会说我太粘着于苦难了，为什么不活得轻松些？我晓得汗血的疼痛是无法轻化、淡化的，我深知汗血的神圣和不可亵渎，汗血是一个诗的也是人的庄严的精神素质。唉，我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人，让后人真正活得快活些吧！
让我的生命（包括诗）脱去土气，脱去汗血气，无疑是一种背叛。
原谅我吧！
探求梦境的历程——我与外国文学
在文学的钢铁的剑丛中间我走过，仿佛一名远方的水手不认识街角巷尾，唱着歌因为他愿意，不这样就不知为什么。
——聂鲁达：《傍晚》
聂鲁达晚年写的这首长诗的情境与意绪酷似我的自白：“文学的利齿企图咬啮我的真诚老实的脚跟时，我没有察觉就已经走过，随风唱着歌……”略有不同的是，我的脚跟即使被咬啮得血迹斑斑，还是不停地跋涉着。聂鲁达的脚跟难道没有一点伤痕，我不相信，可能由于蔑视就不屑于承认罢了。
按说我也可以算个学过点外国文学的人。四十年代中期，我曾在西北大学攻读了近三年俄文，认真聆听过余振老师讲授普希金、莱蒙托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传世诗篇，有一年我还旁听蓄着油腻腻的长发、满面悲戚的诗人于赓虞讲《神曲》和莎士比亚诗选的课。比我只大五岁的魏荒弩老师教了我一年俄语散文。当时我的确下决心要沉下心来掌握一两种外语，我就不信我学不好。真渴望尽快能广泛地闲读外国文学名著，特别想从原文诵读苏联当代的诗歌作品。当年我是个真诚到极点的苏联迷，绝对地相信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是优秀的，诗歌更不例外。由于经常读译诗，觉得翻译过来的诗，很难译出原作的情韵。读到的译诗，说不出为什么，总感到不是原味，不少译诗好像读到的只是没有血肉的躯壳。
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俄语专业，目的非常简单，仅只为了满足自己读诗写诗的志趣。当年读俄文的学生被视为政治上的可疑分子，毕业之后根本找不到专业对口的职业，必须另谋一个糊口的差事。西北大学四个年级俄文组学生总共不足二十人。
回忆起来，那几年，我的心情异常地苦闷与烦躁。浮动不定的心灵极难羁系于狭窄而窒闷的胸腔之中。在西北大学学俄文的，当年有一个写诗的东北籍青年叫李满红，我入学的前一年他已经不幸病故。我喜欢他那些有血性的诗。我常常在月夜，一个人到城固县小东门外他的坟墓前漫步很久。白天有时靠着他的墓碑朗读新学的普希金的诗。听说丰满红是很会朗诵诗的。
我暗暗下定决心，只要初步掌握了俄语基础知识，能读懂诗，就翻过秦岭直奔陕北去。在甘肃天水上高中的那三年，几次约好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想越过苍凉的陇山到陕北鲁艺去学木刻，而且深信到了那个神秘而光亮的地方一定能写出纯新的诗来。古远的黄土高原般纯朴的木刻与田间短小跳跃的街头诗，对于一个充满人生梦幻、探求真理与艺术的流亡青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盘缠都凑够了，草鞋每人打了十双，最后不但去不成，还让学校当局软禁了几个月之久。
去不成陕北之后，我才怀着抑郁的失落的心考进距延安越来越远的大学（这种距离感主要是心理上的，不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是骚动的心灵总难以牢系在课桌之上。只有每天清晨的一段时间，独自跑步到城外，兀立在多雾的汉江边，高声朗读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意境深远引人退思的《帆》。从诗的节奏我当时直感地认为莱蒙托夫的诗适于在旷野高声朗读，而普希金的诗宜于低声吟诵，而且最好在屋子里三五好友一块读。当时还没有读马雅可夫斯基。
不久，我因参加学生运动遭逮捕，刚刚能记诵十几首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的头颅流了不少血，差点被三、四个国民党兵用枪托砸烂。我与几个同学被塞进了一辆黑洞洞的囚车，押到汉中监牢。记得我的衣服口袋里还悄悄带了几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讲义。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的节奏是异常优美动听的，读的时候绝感不到是散文，而再好的译文多半也只能译成优雅的散文。屠格涅夫的几部著名小说，我只欣赏《父与子》。但这位须发苍苍的老人的散文诗却令我倾倒，没有分行，可句子很短，朗读起来韵调特别有顿挫感。他的亲切的散文伴随我度过了那段囚徒的生活。
以后的几十年，由于地覆天翻地历史性变革以及我个人境遇的坎坷，青春时期在心灵里用热血营造的那个直接从原文涉阅外国文学名著的梦境早已经幻灭，沦为一片依稀可见的废墟，只留下了点点闪烁的灵光，偶尔引起心房的震摄和微微的隐疼。这漫长的几十年时光中，有险的行为。我的脚跟怎么不会留下一些变得发暗了的伤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