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由于组织上的安排，我有幸遇到一位俄语老师，她就是李立三的夫人丽莎。我每周有两个晚上为她讲述中国文学史和鲁迅、瞿秋白的作品，而她耐心地辅导我学俄语和苏联文学。当时我正试译伊萨柯夫斯基的诗，她为我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我当着她的面朗读过几首诗，引得坐在床上读普希金童话诗的小女孩笑了好半天。我的发音一定是“不同寻常”的。有一次，李立三也与我们一块谈论契诃夫艺术风格，他说契诃夫是个心地善良的美好的人。如果这个学习俄语的机遇能再延续两年，说不定我那个失落的梦真的会成为现实。现在，外国文学对我来说，用北京话说是“一门儿不门儿”了。我已经再没有勇气翻阅一奉外文版的书刊。但是，潜沉在内心的对于广阔丰采的世界文学的迷恋，不但没有泯灭，还默默地在增强，这情感很有点类似怀念久已不在人世的挚友。由于这几十年与外国文学的浸着血泪难解难分的因缘，近十多年来，我仍然大量购读外国文学作品，阅读的范围已经扩大了不知多少倍，我大量阅读当代的作品。从四十年代起我读外国文学作品就不是为了欣赏，我有自己的选择，强烈地触动了我的心灵的或者说跟我的气质相近的作品，常常可以读十遍八遍。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工工整整抄在本子上，四十年代，一直伴陪我奔波在战乱中。四十年代初，对我影响最大的诗首推莱蒙托夫的长诗《童僧》。我偶然在闭塞的陇山山沟里读到这首诗的译文，一下子就炸雷似地撞击到我的心灵上。那童憎的遭遇与我当时的心境是多么相似啊，几乎写的就是我，我就是那个想尝一滴生活的蜜而甘愿死在自由的山林中的遗体鳞伤的童僧。前面已经说过，“皖南事变”后，我曾几次想到陕北去，非但没有去成，还遭到了嘲骂与迫害。记得我读过《童僧》的第二天，一大早跑到山巅，伏在一个古墓的石桌上，像伤口突突地冒血似地写了一首五百行的诗剧《智慧的悲哀》，吐诉了我的痛苦和觉醒。一个月之后，我在那同一个地方，又写了长诗《鄂尔多斯草原》。莱蒙托夫给我的最深的启迪是，诗不是书斋中的典雅的装饰，它是发自内心的烈火，是血质的，铁质的，而不是抚摸人的叹息。还有，要具有鲜明的自己个性的声调。我所以写出上面这两首长诗，无疑是受了《童僧》的感染与激励，但绝不是模仿，我写的是自己的遭遇和渴望。然而如果不是偶然读到了《童僧》，我积聚在心里的情感很可能在那个阴冷的人间渐渐冷却。几年之后，余振老师为我们讲这首诗和有诗一样的激情的《当代英雄》，我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激的心情。今天我仍敢说莱蒙托夫的诗与文的艺术气质与审美的观念，在当时的俄国是很有开拓意义的。直到如今，头颅有火光的莱蒙托夫还紧紧贴近着我。
历史是有情的。融化在血液中的梦境，不论处在怎样可悲的境地，都在冥冥之中给我的生命以力量。我没有自学外国文学。近十年来，我读了不下几百种外国文学作品，从萨特到卡夫卡，从里尔克到艾略特，从叶芝到特塔·休斯：从洛尔迦到埃利蒂斯，从阿赫玛托娃到沃兹涅先斯基；从美国自由派到意大利的隐逸派；从艾吕亚到夏尔；从黑塞到塞弗尔特……。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诗，大大地拓展了我的审美领域。最近诗评家兰棣之教授跟我深谈过一回，我说，“现在如果再简单地把我的诗看做现实主义的，是远远地不够了。”我在创作中不祟拜什么主义，我不是按照什么指导理论进行创作。我仍脚步不停地向陌生的远方奔波，尽管力气渐感不济，但写每一首诗都当成一次新的探索。只有探索才能获得新的意义上的诗，必须要有所发现，发现陌生的情境，才能使诗获得独创性。创作必须经历一番拼搏（首先是突破自己久已形成的框架），才能显现出心灵里冲荡不息的意念与欲望，以及美好的远景。我仍然像四十年代读《童僧》时那样地躁动不安，很可能一生尽力的拼搏也无法达到成熟的地步。我的拙笨的诗，作为一个艺术生命，不过是一段短暂的过程而已。
五十年代初，我有一本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诗钞》，经历了几次劫难，奇迹般没有被毁灭。一九七一年，我把这本很薄的小书带到咸宁干校，我经常翻读它，它的节奏是那么美，我佩服译者的才能。我写诗集《温泉》的那几年，几乎天天读洛尔迦。四十年代我祟尚诗的散文美，节奏迂缓，情感很不凝炼。是洛尔迦的精练的诗使我懂得了感情必须结晶与升华。一九七六年秋，在沉默中愤然写诗的北岛借走了这本诗钞，他同我一样欣赏洛尔迦。我能看得出来，北岛早期的诗里有着洛尔迫的飘逸与明丽的情调。最近读到一组洛尔逝的译诗，觉得不如戴望舒译的，从戴译能听到心灵飞翔的声音。听说洛尔迦是个生性很快活的精灵般的人，他的诗有很美的天才的隐喻，但从译诗是难以领略到的。
黑塞的《卡门得青》和《荒原狼》两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个性与精神世界，使我惊叹不已，他的小说（还有我看到的散文和诗）处处有智慧的灵感闪烁，他写出了一个个纯正而高尚的人物。他的诗，我认真地读了一些，带有神秘的色彩。有人说他有颓废的倾向，我没有看出来。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战争，精神上免不了带有创伤，他的伤感与悒郁都反映了人生的真情。从黑塞我学到了如何从大自然的胸膛与人的心灵里提炼出隐微的但却是遒劲的人类伟大的精神力量。还有日本的川端康成的作品我也爱读。
我人到了五六十岁，才逐渐懂得了欣赏的奥秘，实在是够愚笨的了。但我的审美世界毕竟有了突破。
应该感谢诗人袁可嘉，近几年，他为中国的读者译了特塔，休斯的许多意象奇特的诗，使我大开眼界。由于十多年来我也写过不少有关动物与生物的诗，有一些诗的着眼点是相似的。但是他的鹰与云雀比我写得有力度，时空感更强烈得多。读了特塔·休斯的诗，才知道我的精神世界显得狭窄。
五十年代我激赏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近几年对他的长诗《玛楚高峰》与他晚年在黑岛写的晶亮的小诗非常喜爱，里面凝聚了他一生的体验。聂鲁达的世界是广阔而复杂的，他不是一颗流星。他属于精神宇宙的恒星之列。我们的空际，有成百成千的星组成璀璨的星座，使人类世界充满智慧的光芒，我们幸福地承受着这无私的光芒的照射。
再让我引一节聂鲁达的诗，作为这篇文章的尾声：
向前进，让我们从窒息的河流中出来。
在那里，我们跟别的鱼一起游泳，
从黎明一直到迁徒的夜晚；
现在，在这新发现的空间
让我们飞向纯净的广裹。
——《未来是空白》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不是空白
谈爱情诗
这部字迹清丽的诗稿，置于案头已有半年之久了。答应为它写点随感的文字，迟迟没有动笔（有两个月我甚至不敢轻易翻看它），说来很可笑，就因为它是一部爱情诗的缘故。突然遇到这么一个难题，事前一点没有想到。我已活了多半辈子，好歹写过几本诗，却没有写过一首爱情诗。近几年，有几种专收爱情诗的选本里也选了我的一两首，那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诗。有一首《爱》是写我的童年和妈妈的，有一首《我的家》写的是战争年代我和妻女的艰难命运和心中坚定的理想，平平实实，不过是对亲人们的一点想念而已。但是，此刻摆在我面前的却是一本纯粹的爱情诗。对它的评论，直到此刻，我都有些畏怯的情绪，因为我深知它是一个神圣的天地。爱情，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是陌生的，但是要理解它，并且进一步评论它，又是多么地困难。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文学领域没有哪个题材的作品的精神内涵，会有它这么庄严、奥妙，这么光彩、新奇，这么具有永恒的魅惑力。在爱情温暖的胸怀中，不论痛苦还是幸福，都不是平凡的。因此必须万分谨慎地触及两颗灼热而慧敏的心灵，沿着爱情的闪闪烁烁的密码般的召引与提示，潜入到它们的生命交融而形成的绚丽的激流中，感悟人间最美好的情感。这对于老朽的我来说，必须唤醒僵化了的全部感觉和智能，否则绝难以读进去，更休想评论它。读诗，必须有与诗相应的情绪，读爱情诗更得有这个前提。
我对爱情诗从来没有研究过。最近几年读过一些里尔克的诗和评论他的书。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二十八岁那年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劝他不要写爱情诗。这位被誉为‘伟大诗歌清泉”的诗人深深晓得（且有独到的体验）爱情诗切忌不能用研习的技巧和通常的语言去制作，而只能倾出生命中全部的热血去写，只有在“如不写一定会寻死”（里尔克语）的危急状况下才不得不写，而一旦进入创作，生命或许得到永生，或许从此幻灭。因而爱情诗是不能学的，更无法去模仿。里尔克逝世前的四年，写了十首总题为《杜依诺哀歌》的不朽之作，他悲悼和感叹人性的矛盾和人的命运的暗淡。这部震撼心魄的诗作，被认为是“心灵不可言说的密码”。从它的宏伟的图像看，显然不能简单地称它做一般意义上的爱情诗，写的是诗人探索与构想的人类生与死的永恒的奥秘，展现诗人一生追寻的那个幻觉似的彼岸境界。诗人谈到他创作这部诗作的情形时写道：“所有这些哀歌，是在几天之内一气呵成的，这是一股无以名状的狂风，是精神的一阵飓风，我身上所有的纤维，所有的组织都咔咔地断裂了。”难怪他劝那位年轻诗人不要写爱情诗。爱情诗不是你要命题写它，它就会出现，爱情诗是一种无力抗拒的天意授命于你完成的，你仿佛听到了天外的声音（只有你和另一个人能听到），于是你狂奋地不由自主地把它记录下来。这是里尔克的感悟。他的这些体验，我以为并不神秘。爱情（和爱情诗）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神秘性的必须经过苦苦的探寻才可发现的未知的疆域。爱情绝没有陈旧的。
里尔克的这些有关人生和爱情诗的感悟和创作体验，是极为真挚的。当我多次晨读了了村童（程乐坤、汪桦合署的笔名）这部诗稿时，我惊异地深深地得到了某些印证。两位幸福的作者，以生命创造梦境时，也许并不知道里尔克这些创作的体验。而他俩这些脉脉交融的心灵的诗，首先是他俩以自己真挚而美好的爱，共同创造并达到了人与诗契合的境界。不是虚构的，也不是情境的再现，更不是命题的制作，而是一曲生命的合奏。
前不久，我在一个笔会上讲了一次创作爱情诗的问题，谈了我读了了村童的爱情诗之后所引起的一些思考和感想。我说，爱情诗是人间一片最广阔的精神领域，但也是一个险峻而充满了奥秘的领域。爱情诗，严格意义上的爱情诗，除去作者与所爱的人之外，是没有另一个读者的，至少创作时不会想到有第二个读者。应当说，他爱恋的人，不仅是读者也是作者。爱情诗的语言是心灵的密码，只有一个对方（他或她），不必经过破译，他或她便能以感应和领悟其中最深奥而隐秘的情意。诗中出现的梦幻般的场景和奇异的暗示，对情人来说是具有特殊的亲切感的。由此我又谈论到近来许多流行的“爱情诗”，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客观研习与模仿的诗体了。这种伪劣创作风气是绝对不能提倡的。对一般读者来说，爱情诗所以充满许多语言的障碍，不能全部读懂其中的奥秘，就是由于上面说的那些特殊的原因。对有些读者来说，他们可能永远读不懂，也读不进去的，这应当是正常的。我读了了村童这部诗集，也不是一下子就领悟到其中全部的内容，现在也不敢这么说。读爱情诗似探险。
近几个月，我为一个出版社编撰一部《艾青名作欣赏》，认真地读了艾青的全部诗作，我只可断定其中一首诗《窗》（一九三六年）是写爱情的。另外还有两首《眼睛》、《古宅的造坊》也蕴有爱情。《古宅的造坊》是经诗评家杨匡汉揭示之后才确认的。这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历史是严峻的，诗人是真诚的。一生没有写爱情诗或写褥极少的诗人，在中国何止艾青一个！为数甚多的二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当年写过不少美好的爱情诗，为中国新诗增加了绚丽光彩。到了血与火的战争年代，爱情诗几乎从诗坛上绝迹。这并不说明中国没有了爱情诗，只不过没有发表出来。五十年代直到“文革”结束之间的二十多年，公开发表的爱情诗几乎没有。爱情诗成为一个禁区。一些标为情诗情歌的名诗，其实都不是真的爱情诗，那些情诗里并没有诗人的真情，是作为客观存在的一种诗体撰写的。
近十多年来真正冲破了爱情诗这个禁区。朦胧诗里就有不少是抒发爱情的诗。之后不断地出现了许多真挚而大胆地吐诉爱情的诗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也引起不同的评论。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是繁荣和有成绩的，决不可抹杀，涌现出这么多具有个性色彩的爱情诗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爱情诗为中国新诗带来了生气。这里，应当感激了了村童的这部纯情的充满了脉脉爱情的诗集。真挚的爱情诗是难以谈论的，我作为它的最早的读者（或许是第三个），写了以上的感想和祝愿的话。泛泛而谈，不能算是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