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得暇，随手翻阅近年漏读的小说，不意渐渐读之入迷；一面深悔昔日对一些精采篇章失之怠慢，一面则对流行的“疲软”“停滞”之类大而化之的说法产生疑惑。诚然，如今小说已不复多年前的轰动爆炸之势，也不复几年前的思潮迭起之态，冷清了许多，但是，轰动爆炸需要足够的社会心理蓄势和历史条件的积聚，思潮迭起也是多重原因方可促成，它们都是可遇而不可强求的。因之，倘若不以轰动与否，热闹与否作为评衡创作发展的唯一尺度的话，那么可以说，即使近二年的小说，也依然投有止息它内在的一贯的探索精神。探索的热点可能有所移易，但探索的意向没有变；只是，难度更大了，步伐放慢了，纠缠的创作问题更复杂了，规模缩小了，一时难以形成声色壮阔的阵容。当我读到象《明天的太阳》《无边无际的早晨》《神戏》《狼毒花》《焚烧的春天》《毛雪》《半边营》、《女人秋》《小学老师》《乡村情感》等等作品（这只是一小部分）的时候，怎能不感到严肃的思考、惨淡的经营和鲜活的冲力。无论是乡土小说还是都市文学，都有一张希冀深化的犁铧在艰难地向下掘发着。
当然，不能靠这几部作品来概括创作的全貌，若把新时期小说比作一条河流，如今它的流速无疑是缓慢多了。但就某种意义来说，目前的状态也是一种必然，它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所以，重要的不是寻找词汇给它下个判断，而是要在顾及到小说创作整体流程的情况下，在深入到创作实践的动态中，思索问题。
这是不可能离开新时期小说的总背景的。新时期小说的繁复多样，常使概括者无从下手。近来忽然悟到，十三年来，无非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六大流脉的升沉浮降。所谓六大流脉，有些着眼于题材，有些着眼于思潮，有些着眼于方法，虽时有交叉，但眉目清晰，纵有倒外，也不多，大体可以概括新时期小说的总体流程。倘换个角度，再看创作中的主题取向，也不是不可划分，大致有：政治主题、社会主题、人生主题、生命主题、文化或亚文化主题、非理性主题，历史主题等。这里所说的主题，是指关于价值取向的“大主题”，与具体作品的具象化主题自然有别。在上面列举的每种大主题的下面，都不难开列出一批相应的作品。比如，《伤痕》《重逢》属政治主题，《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属社会主题，《风景》《烦恼人生》属人生主题，《伏羲伏羲》《红高粱》属生命主题，《小鲍庄》《爸爸爸》《棋王》《厚土》属文化主题，《你别无选择》《黑颜色》属非理性主题，《国殇》《诺言》类属历史主题。观察这些主题的演化，交叉，变异也是很有意思的，从中也可理出一条新时期小说衍化的内在线索。
在这里，我们没有篇幅详细反思六大流脉浮沉的前因后果，也无法细致分析各个大主题的演化变迁，那是些大题目，留待日后去做。我之提到这些流脉和主题，无非作为一种背景，免得下面要谈的问题太突兀。下面还是扣紧近几年的创作来谈。在我看来，近几年小说的总势趋，是从“主观化”向“客观化”的过渡，从“观念期”向“生活流”的过渡，从个体生命意识向群体生存本相的过渡。这样的概括当然不可能也不必囊括纷纭多样的创作现象，但作为一定时期的主导性潮流，似乎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从当前创作中拎出了几个小题目，诸如：对主题意识的再认识，典型境遇和典型状态，自然主义复萌了吗，以及问题小说会不会复兴等。也许，这些问题正可窥见当前小说创作自我调节和演变的某些轨迹。
一、对主体意识的再认识
谁都承认，新时期小说比起过去时期的小说，无论内容、形态、方法、形式、语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缤纷多姿是空前的。那么，变化的原因和核心何在？毫无疑问，主要在作家主体身上，在主体的自如，主体的开放，主体的丰富和多样上。所以，尽管对主体性的认识还有分歧，或不无谬见，但主体意识的强化毕竟是是值得肯定的进步。过去，我们确曾受到过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恩格斯批评过的，旧唯物主义者总是从客体的形式理解事物，总是忘记“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来理解”的情形，在我们这里也多有表现，我们也确曾存在脱离主体的特殊性、能动性而片面强调生活的决定性的倾向。此如，不问不同作家的不同气质、个性、风格和感应范围、感应方式，一齐下去“体验”某一方面生活的现象；在艺术方法的选择，慨括生活的方式，观察生活的视角上的一统化的现象，都曾经有过。新时期前期的伤痕和反思文学，它们的思想艺术成就自是不容否定的，其中生活的密度和体验深度也许为后来的某些作品所不及，但细想起来，它的方法、视角、表现方式倒确实比较单一，基本延续传统写实的道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外来的刺激”打破了原先相对单调的格局，好象在一个早晨忽然冒出许多种“意识”，如现代意识，忧患意识，忏悔意识，寻根意识，未来意识，宇宙意识，审父意识等等，多得难以计数。时髦所及，有些“意识”难免不科学，不准确，边界模糊，各执一端，但都奔涌而出。与此同时，小说创作上的各种“化”也多得惊人，如哲理化，象片化，哲理化，荒诞化，淡化，诗化，散文化等等。那个时候，小说领域确实是极写实的与极空灵的、极荒诞的与极理性的并存，各式各样的小说都出现了。在这旋转舞台后面的，是作家们对生活的感受、理解、评价、把握上的多样选择。先锋往往是牺牲的代词，可资流传的精品或许不很多，但主体的活跃，创新的潮流，则对小说创作思维的开发，视角的变化，方法的选择，起到了开拓和冲创的作用，功不可没。小说的传统定义需要修改，人们开始看到小说表现生活的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按说，小说创作因主体意识的初步强化就此可以节节推进，大幅度向纵深发展了吧？事实却是，前面的路并不径情直遂，繁华热闹没有维持太久，便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小说追求形而上的哲理，却没有足够的感性血肉；有些小说追求多义性的主题，反而变成无法卒读的理念集合；有的小说追求文化意识的显现，却因过分剔除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较为切实的内容变得抽象而空玄。小说固属“无法之法”。伸缩余地极大，但对某些历久形成的可读性因素颠覆过甚，致使有些小说失却起码的传达功能，所以，“小说不好看了”的说法倘不是偏执传统，也不无一定道理。当然，不可否认，另一种情况也存在着，那就是摆不脱固定的视角，打不破积久的模式，永远在自己重复自己。这些不是一时间小说创作的全部，但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过去，那种把小说作为形象地演绎流行政治命题的工具的情形，是一种非小说化，而近年来有的小说成为直接运载文化观念，哲学观念的形象化工具，也是一种新的非小说化。原因何在呢？我们以为，原因仍在作家主体身上。总的来说，主体意识的初步强化带来了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方法的纷繁多样，但创作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特定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以及来自社会和读者的反馈，又把一个尖锐的新问题提到作家面前：怎样深入理解主体意识的强化？什么是主题意识进一步强化，丰富化，深刻化的途径？这是关系到小说创作向深化和宏阔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存在着两种偏颇。一种情形是，误以为主体意识只是作家单方面的孤立的绝对的活动，把主体等同于“自我”的凭空发挥和张扬，出现了割弃客体面对个人的意志和本能的崇拜倾向，结果是“主体”吞噬客体，排斥客体，使其创作日益走向枯竭、重复、空玄和玩弄文字游戏。这不是什么主体意识的强化，而是跨出极限后的主体的泯灭。记得刘恒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他是有憾于抽象观念对文学的强奸而转向生活化、生活流的。为什么看近几年的有些小说，我们常会产生观念、手法上去了，艺术、形象却跟不上去的感觉，好似一个头脑过大，躯体瘦弱的人呢？问题就在，观念不可能代替创作，主体意识在一个作家那里，决不是抽象观念的同义语。还有，对想象力，灵感，“陌生化”也有误解，看不到客体的制约力。我们的小说很长时期缺乏飞腾的想象，缺乏汪洋姿肆，天马行空的奇想，至于“陌生化”这一新型的艺术思维方式，就更隔膜了。新时期一些作家以奇诡的想象，簇新的感觉，让读者在惊讶和出神之迷中刷新对生活的感受，有力地打破了小说刨作的闷局。有的作者借助梦境写出了好作品。但这并非柏拉图所谓的神灵附体，而是自有其情感记忆和情绪记忆的基础、头脑加工厂的复杂运作的。如果由此得出主观可以绝对和无限，可以完全脱离客体的结论，那就只能搞出些荒唐，杂乱，不知所云的东西。
另一种阻抑创作深化的情形是，作家的主体是对外来刺激和信息的被动接受器，他有个已经定型的认识图式和表现模式，不管现实生活如何变化，不管处理何种素材，他永远拿着那个模式来消化一切外来信息，于是，他的作品也永远是一种结构，一种色调，一种味道。这时常被誉为具有稳定风格，其实主体意识酣睡，创作日渐陈旧。
这两种偏颇，即主体吞噬客体和客体压抑主体的现象，虽然只是在一部分创作中表现出来，但它已成为小说创作向纵深发展的障碍。究竟应该怎样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主体意识问题呢？主体与客体之分，其实是人类走出蒙昧状态后的一种觉悟，但在实际上，主体是须臾也离不开客体的。作家的主体能力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对象化的创作活动，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对流过程。主体是主导的方面，它可以创造、建构客体，但同时客体对主体则有制约的一面。马克思说：“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不管多么超逸、奇诡的主体，也不能不借助感性的形式，情感的符号来重现自身，超越自身。所以，主体进入客体的深度决定着主体自身的深度。一个不肯开放，不肯借鉴，不肯吸收的主体，必然是日渐衰竭的主体。主体意识强化的过程，也就必然是个双向寻找的过程，即寻找自我和发现世界的过程。它们不能割裂，只能在紧紧相依，时时撞击中进行。一旦割裂了，偏畸了，创作就会出现失重和失衡。当然，不同时期倚重点不同，倒也是自然的事。
上面，由于论题本身对科学性，严密性的要求，弄得我不得不做些枯燥的推理，但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意思也是明显的，即作家和创作都需要不断调整。如果说，小说创作一度偏重于发现自我（这是很必要的），相对疏离了对象化世界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在小说创作中的情形也就是必然的。为什么近三年来小说总体上趋向于平实化和生活流呢？为什么原先刻意追求文化意味和哲理意味的作家，转而隐蔽过于外露的自我，更加尊重描写对象，甚至一任生活的自然流泻，而很少表露明确的价值判断呢？为什么很多作品是以原生形态和“困惑”的面目出现呢？这里是不准发现作家对其主体意识进行调节的努力的。那就是试图通过扩大真实的领域和直面生存状态来推动主体的深化。如果原来是侧重主观的观念化革新，那么现在是侧重客观昀生活化的征服。船，总是在一左一右摇橹中前进的。
二、典型境遇和典型状态
有位评论家曾经这样概括新时期小说文体的变化：“生活可以用故事来概括，但又不能仅仅用故事来概括；故事可以用人物来推动，但又不能仅仅用人物来推动；人物可以用行动来说明，但又不能仅仅用行动来说明”（周介人）。这样的概括当然是机智、简括而又思辨的，它用现象概括现象，既肯定了传统现实主义中的情节、人物、行动等要素，又指出这些要素也并非不可或缺。那么，推动这些变化的核心又是什么，他没有回答。我认为核心问题是小说中的典型问题。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在小说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至今也是不可能推倒的，但是，随着哲学、心理学、文化学对文学的渗透，随着现代主义内向化的影响，也随着各种文体“杂交”的成功，人们认识到，典型的内涵和形态是相当宽泛的，不必刻板守一。比如，心理小说中的典型可能是典型心理，诗化小说的典型可能是典型意象，散文化小说的典型可能是典型情绪等。事实上，这类越出规范的形态有些也是早已有之，不同的是，今天人们更加自觉，更多吸纳现代人的感悟，发展得更为繁富了。当然，作为小说的主体，特别是在中长篇小说里，创造深厚而又复杂的，森罗深刻社会历史内容的典型人物，仍然是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勘测一个时期文学深度的标尺。
这些问题其实已被反复讨论过了，无须多谈。重要的是，典型的祥相有如浮标，它往往反映出一个时期文学运动深层的流向和变化。这里，就有一种新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在近年来的一些小说中，作为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疏离，出现了从典型性格的创造转换到对典型境遇、典型状态的绘制。有些作品里已看不到围绕某个中心人物来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刻划了，有些作品的人物近乎符号或类型的代表，于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定义在悄悄地推衍，变异。有些小说，你分不清谁是主要人物，每个人都参与到对一种境遇和状态的经营之中；有些小说，主要人物倒很突出，但小说并不把他作为目的，而是让他去为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还有些小说，也写个性的差异，心理的冲突，但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氛围；氛围酿足了，小说也就结束了，看完后你不再记起人物，倒是那团氛围久久压在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