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禾的《明天的太阳》就可资玩味，它能够切入时代生活的内部，触及一系列精神价值问题。小说写一个戏曲世家里两代人的冲突，重点放在对境遇的观照上。不管老父赵鹞子去看坐牢的儿子，还是闯见与人通奸的女儿，或者看儿媳那张把一切道义化为嘲笑的脸，都在揭示生存状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小说涉及到人性的善恶、两代人的隔膜，性爱的异变，金钱对道德感的瓦解，文化规范的失衡，做人准则的紊乱，精心绘制了一幅变革时期价值冲突的图景。这个基点决定了作者的着力点不在写静止的人事，也不再对单个人的剖析，而是在动态中尽力让我们看清我们所处的境遇，各色人物都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把“状态”置于首位的写法，在刘震云的小说里就推向了极致。刘震云似乎总是不满足对生活的既定解释，他要发现被我们长期忽视却又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小说《单位》就写“单位”与每个人生存的密切关系。谁能离得开单位呢，而每人所在单位里的友爱、猜忌、竞争、合作、排轧、沉浮，难道不是构成其人生活的基本内容吗？所以，与其说刘震云写了某单位里的几个男女，不如说他的主人公就是单位本身。“单位”就是一种境遇，状态和象征。他的小说《头人》，写了某个封闭乡村里的七代头人，头人的名目随时代不断变换，但基于乡土礼俗社会的狭隘的思维方式，有如怪圈，始终无甚变化。所以，这些头人尽管有名有姓，其实是为“状态”服务的符号。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是写历史，写封建世家的，这样的题材已不新鲜，若问叶兆言与往昔作家写同类题材的最大差异是什么，我觉得就在那些作家大都要写一种结果，趋势、必然性，而叶则是注重当下的状态和氛围；前者为确证目的服务，而叶则为营构状态服务；前者注重结果，而叶注重过程。
问题在于，“典型”在小说中的这种变化，究竟是创作手法和文体的变化，还是别有深刻的动因呢？可以肯定，它的根本动力来自文学思潮以至社会思潮。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一贯的探索指向，它时而表现在政治反思上，时而体现在对改革者命运的关注上，时而又上升为文化反思，甚至在新潮小说愤世疾俗、荒诞不经的表相下，也未必没有这种探索的印痕。近年来小说中现实感和世俗味的增加，原色化和生活流的泛漫，对生存本相的凝神观照，其实仍然是这一主潮的变化形态。它是在汲取了文化寻根的意向，先锋小说对生存境况的抽象思索，又以现实主义直面人生的写实方法为主体，经过调整后的新形态。用这样的公式：现实主义+寻根意识+先锋意识=新写实，是合乎实际的。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由对单个人命运的关注转向了对民族群体现实生存相的思考，这才是小说中“典型境遇”、“典型状态”出现的真正原因。
那么，这类小说对典型的传统定义的推移和变动，能否认为已脱离了现实主义的轨道，或者，它们已失却了现实主义的品格？我想，事情不是这样。在承认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尊重反映论，重视理性精神，以及以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生活等基本属性上，都说明它们是属于现实主义的。不过，现实主义在发展，特别是在与现代主义的对立，碰撞、相互吸收中发展着。注重“过程”，探究人的生存境况（在现代派小说里多以抽象境界呈现）、开发新感性，削平高潮等等，就是现代主义的感知和表现方式了，不能说这些对小说创作没有潜在影响。有人说，近年来的新写实小说是“先锋的精神，传统的躯壳”，此说法不妨聊备一格。
三、自然主义复萌了吗？
对于近年来注重生活流和原生态的新写实小说，有些评论者已经提出批评，认为它有自然主义倾向。不论批评者的意图何在，持何种尺度，提到“自然主义”，真可谓一语中的，等于找到了揭示新写实小说创作特点的钥匙。批评者所说的“自然主义”，是充满贬义的，是指呆板，冗赘，琐细，冷漠，指照相式地纯客观摹写生活，也许还指写人的动物性、生理性，掩盖了社会性。这里的“自然主义”是我们历史上批评错误倾向时常用的那种“自然主义”，其实是对自然主义原意的曲解。究竟这种“自然主义”在这些小说中表现如何，后面再谈。我也要说，这类小说确有自然主义倾向，不过我是在自然主义的原本意义和史的意义上说的。
我之认为它们有自然主义倾向，首先因为，假若追本溯源，作为流派的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成形以后，实际是存在两种倾向的：一种更倾向于理性概括，后来便以突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来表述，即所谓巴尔扎克模式；另一种更倾向于原色的甚至残酷的真实，后来把医学、病理学、遗传学观点都吸收进来，即所谓左拉模式。而近年来一些被冠为新写实的小说，倒确实靠近后一种分支，但走得没那么远，象病理和遗传之类的东西就没有，它还是在现实主义的大范畴内，更追求原色的，细密的真实。
我之认为它们有自然主义倾向，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当今的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与历史上自然主义分支出现时的情景有某些相似。当然，仅仅是相似。我们知道，作为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派生的一种特殊形式，自然主义并非没有积极的贡献和价值。它追求所谓无所不包的真实，绝对的真实，严酷的真实，无任何矫饰的真实，号称生活中任何范畴的事物都应逼真描写，卑污和尴尬，恶与丑陋，都有权进入文学。它的真实观是否真的那么彻底和科学，自可存疑，但在扩大真实描写的领域，全面展示人性的善恶，打开某些禁忌，开发某些题材上，对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左拉的鸿篇巨制《卢贡马加尔家族》大系列，莫泊桑的小说，龚古尔兄弟的小说，便代表着这一流派最初的创作实绩。这一流派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也没有断流，世界各国的文学都有它的子遗，广义的现实主义从来都包括它，且不认为是对立的。这一流派还把笔墨伸向社会底层，好象专为了让文雅绅士咋舌似的，写矿井，坑道，酒店，妓院，贫民窟，洗衣坊，写蠕动在那里的无数卑微的生灵及其悲惨的生存。当然，它还有很多毛病。比较起来，我们的新写实小说跟它真有点相似呢。这自然是在小说美学的意义上说的，不是谈思想内涵。否则，我们是社会主义文学，怎能乱加比附。我们看，在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杀》《白涡》《伏羲伏羲》《黑的雪》中，随处可见陌生的、严酷的、以往作品中鲜见的真实，不论是因饥饿而起的凶狠、因心理挫伤而起的凶杀，因情性骚动而起的通奸，因传统伦理压抑而起的乱伦，因找不到健全精神归宿而起的自毁，都以不避讳恶与丑的、令人怵目惊心的真实度揭示出来。《苍凉青春》写知青遭遇，不避血污，但并不脏；《黑砂》写翻砂的沉重劳动；《风景》写武汉的贫民区里罕见的底层市民家庭里的“恶”；《曲里拐弯》写海碰子、煤黑子；《明天的太阳》里的赵涛和陈璐，就更是一对现代的撒旦……凡此种种，都在着力扩大真实的领域，正视恶与丑的存在。应该说，尽管如此，它们的倾向大都是健康的。它们扩大了文学描写生活的外延和能量。我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它们有自然主义倾向的。
诚然，这些小说中的一部分，确实过于冷静，客观，不动声色，有点儿无动于衷，也确实着重于日常的感情和感觉，有时甚至是写一种无名状态，而且也确实避免明确的思想评价，主要在人性、人情，生存状态中游曳笔墨。这是它的弱点，可是，推敲起来又未必投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它对“一体两极模式”的反拨。所谓“一体两极”，是说在一个作品实体里，为了便于突露某种观念化主题，便让“好--坏；善--恶；光明--黑暗；革新--保守；行为--动机；现象--本质”两极化模式直接对位。这种作品大家是不陌生的，它们反差分明，滤除了大量中间的层次和色调，回避了状态和过程的曲折幽微，直奔主题而去，把丰厚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在“一体两极模式”遗漏的明显空间里，正好是这些小说发挥艺术力量的所在。
然而，一些新写实小说的弱点也恰恰从这里暴露出来。如果说“一体两极模式”是一种过滤，滤除了生活的原色和鲜活，那么某些新写实小说也是一种过滤；留下了原色，感觉，密度，滤除了必要的思想元素、明朗的价值判断和艺术化的倾向性。这就不能不削弱它的思想力量以至从根本上削弱它的艺术力量。
在一些小说中，卑琐化、琐细化的偏颇值得注意，还有第一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也不是绝对没有。人物的卑小，事件的世俗，在灵肉关系上偏重于肉（也即自然性），大量铺排生老病死、油盐酱醋、家长里短的几乎无事的悲喜闹剧，有可能使创作的路越走越狭。坦率地说，最近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和池莉的《太阳出世》，尽管有扩充生活面，把不为人注意的世俗烦恼纳入视野的长处，却也有不厌其详，不厌其烦，照搬生活，一味排除典型化以至把艺术与生活混淆的情形。他们都写出过很好的作品，之所以好就因为无名状态与本体象征的结合，指归仍在典型化。放弃或削弱了典型化，“自然主义”（约定俗成的那种）就真的来了。
四、问题小说会不会复兴？
普列汉诺夫说过：“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警醒之见。不知为什么，我在一面肯定近年来一些生活流小说的同时，又对它们的发展前景疑虑。它们的优势、贡献自不待言，但思想力度不足，似无足够力量回答时代生活的重大课题。我隐隐感到，象一切思潮和流派的命运一样，它们也是有盛必有衰，总会留下些什么，但终究要被一股新的更有活力的潮流替代。当然并不影响它的生存，只是不再扮演主角。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但总会到来。比如，进入1990年后，一些似曾相识的样式陆续出现，“问题小说”的重现就是值得注目的情况。象周天步的《天职》、彭荆风的《冠盖如云》，张锲的《戴白兰花的姑娘》、陆涛声的《最后两票》、航鹰的《过街雨摔钢崩儿》、王学东的《绿色》、刘恒的《教育诗》等，都容易使我们唤起回忆，想到八十年代初起的某些问题小说，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归，它们提出的是今天现实中多种多样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提问题的方式也更艺术，更含蓄了。照此看来，下个阶段是否问题小说要复兴，要成为中短篇创作中的主要声音？
我愿直率地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必须明确，我所谓的问题小说，不再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种较为狭窄的理解，我所说的问题小说是广义的，深刻的、有极大涵盖面而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问题小说。它当然具备我们一般理解的那种大胆揭示社会矛盾，敏感地突入精神价值的冲突，把干预性、歌颂性和批判性巧妙结合等特点，但又不仅如此，它极有深度地提出问题，由问题切入，却能开掘到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深层，探究关于时代精神、民族灵魂，历史意识甚至人类前途的重要问题。它不会象那些因一时一事提出问题，时过境迁，问题消解，小说的寿命也终结的问题小说，而因其问题的深刻与一个长时段的精神价值相联系，即使表层的问题消失，深层的意义却不会消失。这样的问题小说，恐怕正是卢卡契所说的，“文艺作品的真正使命是提出问题”，也如勃兰兑斯所说，“文学提不出任何问题来，就会逐渐丧失它的一切意义”。在我看来，能够提出问题的时代倒不足忧，倒是希望的象征；提不出问题，甚至无问题可提，才是可悲的。
象李佩甫的新作《无边无际的早晨》，就不是原先意义上较简单的问题小说，而是我心目中的深刻化的问题小说。主人公李治国，一个吃百家奶，穿百家衣长大的农村孤儿，一个被乡土乡情的乳汁养大的农村干部，在归依乡土和背离乡亲的极复杂尖锐的冲突和撕心裂肺的痛楚中，发出了我是谁，我是什么，生在何处，去向何方的近乎形而上的问题，确实令人吃惊。农村干部提这种哲理性的问题，我还没有见过。这问题究竟是作家强加给人物的呢，还是这个人物自身奇特命运际遇、性格气质、两难处境所必然会提出的根本性疑问呢？我是倾向于后者的。因为他是一个切断命脉，丧失家园的游魂。尽管他有无数理由为自己辩护，但良心的拷问是无情的。这部小说值得谈论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宜展开，只是作为例证。
所以，我所说的问题小说其实是具有新锐的思想箭簇，又吸收包容了这些年小说成功经验的深刻化的作品。没有思想的锋芒，不足以打破创作的温吞闷局；没有丰厚艺术内涵，不足以抵达现代人需要的审美境界。我不赞成那种认为只有历史转折关头才会大量涌现问题小说的看法，提出深刻的问题，是任何时期都需要的，苏联在整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就短篇小说而言，问题小说的分量很重。很受欢迎。我也不赞成把问题小说仅仅归结为“揭露阴暗面”。不错，这是它的职能之一，但广大的生存，转型的时代，包罗万象的人生，问题何限于此呢？
既然我对问题小说作出新的不同于原先问题小说的理解，那么我的意思其实是，具有思想锋芒的，突入现实矛盾的，广阔揭示时代生活中深隐而又重要的精神问题的作品，会多起来，也是人们期待的。我是有点相信轮回--螺旋式发展的。新时期小说经历了十三年、六大流脉的浮沉，现在确乎有点乏力了。这是否意味着第一轮的即将结束，第二轮的即将开始？十三年文学是以问题小说始，新写实小说终，那么第二轮回是否又是从问题小说开始（当然是广义的、深义的）呢？也能，很可能。就让我作一次冒险的预测吧。
1991、2、25写于安外东河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