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茅盾先生说过：“作家必须在充分掌握史料（前人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历史生括），甄别史料，分析史料之后进行概括--到此为止，作家是以历史家的身份做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他要严格地探索历史真实。此后，他又必须转变其历史家的身份为艺术家，在自己所探索的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构思，并且要设身处地，跑到古人的生活中进行艺术构思”这里，茅盾先生从大的方面正确揭示了史家与历史小说家的关系，他们的工作既有重叠又有分化。不过，若要深入分析起来，史家的工作与历史小说家的工作其程序又非先后两截划然分明的，甚至从触及史料开始，小说家的研究史料与史家的研究史料，在出发点、侧重点、兴奋点上也不是没有区别，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大家都要遵循的指南，可是，一旦深入历史，小说家的历史眼光与历史家的历史眼光，各自的“历史研究工作”就不完全一致了。他们的手段不同，目的也不完全相同，根源则在于主体意识结构的不同。（史家们的主体意识结构也不完全相同，但那是另一问题），一般说来，我们研究历史，目的是为了揭示规律，提供教训，进行受国主义教育，为现实寻找依据，传播历史知识，提供历史智慧，等等，历史小说的创作似乎也被认为没有两样--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认识，使历史小说的创作缺乏更高的自觉，并且时常导致我们衡量历史小说的失误和苛求。在我看来，大目标的一致并不能代替具体的目的的不同。历史学是科学，小说是艺术，科学抽象、概括、缜密；艺术则要求生动、具体、感人的形象；历史学家崇尚客观性，小说则需要浓重的主观性；历史学作用于人们的理智，小说则是陶冶情操，干预灵魂的审美活动；历史学旨在揭示规律，小说则旨在写人--塑造典型，完成美的创造。如果说，史家对历史事实要经历双重的主观意念和判断：历史材料最初纪录者的主观意念判断和当今史家再判断，那么，历史小说家还要加上一个审美的判断，等于三重判断了。所以，上述种种说明，历史学与历史小说家在目的和手段上都不尽相同。在这里，我并非主张史家与小说家决然的分道扬镳，事实上他们的互补、渗透、重叠是必不可免的，且大有裨益。但是，我们同时应看到，历史小说家与史家眼光的完全认同，创作题材与研究专题、人物上的同一化同步化，历史小说之成为形象的注解历史学的“尾巴”现象并不鲜见，实际上抑制着历史小说的独立发展。为使历史小说更加广阔、丰繁、多样，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别可能更具现实意义。也许，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历史小说”本身就是个颇为庞杂的概念，纪实化地描写重大事件人物的，通俗演义式地叙述历史兴亡的，或者七实三虚如《三国演义》者，甚至只有局部史实通篇虚构如《战争与和平》、《九三年》者，都在被人称为“历史小说”。我们无法定于一尊，纳于一体。这里所谈的，只能是文学品位较高，属于通常所谓“纯文学”之列，不以演义史实为主的历史小说。
在这方面，《少年天子》给我们很大启示。它表明，历史小说的创作，除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这个基本要求之外，在主客体双方都有其特殊的要求和条件，而且其基点是建立在史家眼光与小说家眼光的合理分化上。比如顺治，他不是清史研究的热点所在（目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康、雍、乾以至多尔衮都有研究专著，而顺治没有），但这个人物对文学来说却颇具魅力；他的思想相当复杂，除儒道骚禅，还有基督教的背景；他的性格相当奇特，既脆弱又刻苦，既任性又执着；他的情感相当丰富，怒忧悲喜爱，大起大落。当然，不只是命运戏剧的丰富，更有命运背后潜在的而非外显的历史意义--这或许不宜于史学去论列，倒正适宜文学去探究。这是就客体一面而言，这客体是对应于能真正感受它，理解它，表现它的主体的。诚如凌力所言：“我被立志改革而又步履艰难的顺治皇帝的独特命运所吸引，被他那深拒固闭的传统意识压制不住的人性光华所感动”，“福临、庄太后等人，象是我自认为深深同情和理解的朋友”。“朋友”一语，道尽了主客体之间的“亲和性”正是如此的遇台和撞击，产生了这部高昂深沉，低回宛转的力作《少年天子》。
二、力的平行四边形
我认为，历史与人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问题，史学问题，同样也是历史小说艺术构思中的核心问题，是总领全局，决定成败的思想基础。我们看到过一些历史小说，历史规律的线索分明，主要人物代表当时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矛盾的发展一如抽象规律所规定的方向，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却变成了某种消极的，被动的恪守“规律”的工具。当然，也不乏另一种情况，夸大偶然性，夸大主体的选择性把历史描绘成随心所欲，任意创造的不可知的过程。就历史小说创作的现状来看，还是前一种倾向居多。所以，写出“历史的人”易于达到，要真正写出“人的历史”就非常之难。这意思是，你可以从制度、礼俗、衣食乃至情节因果链上符合一般的历史真实，但你要超越“形似”，写出一个个活的灵魂怎样进入历史，参予创造过程，充分显现出历史运动的偶然性，或然性，千变万化，柳暗花明，而且还能揭示出主体选择背后的潜在的必然性，就不是那么容易抵达的境界。这涉及到作家把握历史，“重构”历史的能力。《少年天子》也不能说已达理想高度，但它的把握和重构方式，却不无创新价值。
艺术总是个别的。要以有限之体概括尽可能深广的时代面貌和历史内容，就会遇到矛盾。《少年天子》的作者至少面临着以下三个矛盾：表现多重复杂社会矛盾与表现历史精神的矛盾：广阔地、真实地展现历史生活场景与艺术作品时空的有限性的矛盾；体现历史的规律性与表现人们的意志、愿望、动机的千差万别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克服，只能依赖于作者重构一个浓缩的艺术世界--它既能体现历史的精神和本质，又不损害生活面貌的复杂性，而且具有强烈的审美力量。这个世界的建构水平，决定着作家把握历史的深刻程度。
若论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诡谲多变，很少有哪个朝代可与顺治时期相比。进入明末封建社会的烂熟时段，本已矛盾丛生，满清的入主，就更搅起五光十色的波澜。抽象地讲，你可以归结为满、汉民族矛盾与农民、地主阶级矛盾的交叉，但面对历史生活，就远非如此简单了。无须细分，就有：满族统治者与广大汉族人民的矛盾。满清政权与残明统治集团的矛盾--从多尔衮入关后，弘光，鲁王，唐王，以至永历就闹个不停，时盛时衰，严重威胁清政权，直到顺治死后永历才被吴三桂执杀。残明政权与南方人民的矛盾。残明政权内部的矛盾，满清政权内部的矛盾，满清政权与汉族知识分子的矛盾--这个矛盾尤其激烈，汉族士大夫奉“朱明为正统”，很多人拒不合作，或尽忠死节，或藏身残山剩水，或闭门独处，或选禅为僧，一部分降服，仕进者，又参予了满、汉官僚之间的新矛盾和汉官内部“南”、“北”派系之争。还有，满清政权与李自成“大顺”朝余部或新起的农民起义的矛盾。满清政权与蒙、藏、苗等少数民族的矛盾，等等，如此众多的矛盾，犬牙交错，移步换形，如一团乱麻，对于凌力来说，究竟是尊重历史真实，力图反映其整体性，又能表现出历史的本质精神呢，还是避难就易，为了艺术的个别性而牺牲广阔的真实性呢，不能不是个极大的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在唯物史观指引下的现实主义典型化途径。
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个产物便是“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恩格斯的这段话时常被人引用，但深入阐发不够。事实上，恩格斯是以生动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怎样认识历史运动过程之复杂。所谓“合力”，并不是各种意志和力量的简单相加，也并非没有矛盾和斗争，它是各种意志和力量在相互冲突，相互牵制，相互抵销，相互融合中所产生的结果。根源乃在经济关系。历史的发展虽然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活动，但总的发展趋势又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偶然性始终受着隐蔽的内在必然性的支配。“合力”的具体意向，是以两个不同的力为邻边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其长度是合力的大小，其方向则喻示合力的方向，所以，能否抓住“合力”所在，把握其方向，也就是能否抓住历史的本质和精神，历史潮流的趋势的关键。
应该说，《少年天子》抓住了这个关键，面对纵横缭乱的社会矛盾，它难能可贵地创造了一个对应、集纳、浓缩那个时代力的平行四边形的艺术概括方式。这集中表现在它的人物、矛盾冲突、环境氛围的构思上。它的时空环境主要局限在顺治八年至十八年的宫廷内院；它的冲突主要是朝政的波谰和皇帝私生活的纠葛，它的贯串矛盾主要是以福临为代表的改革与满洲亲贵保守势力的斗争。比起我们上面所述的如麻的矛盾，这是不是太狭窄了呢？这能映现“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吗？在这里，正显示着作者史的胆识和艺术的重构能力。我们不是在文章开头提到作者主体重构能力的自由吗？《少年天子》的艺术结构，就是这种自由的表现。不按史家论列的各种矛盾去写，永历朝虚化，农民起义虚化，郑成功虚化，前台只是顺治、庄太后、董鄂妃、济度、岳乐这些帝妃重臣活动，此自由之一；不再让历史时间、事件牵着鼻子走，完全以主要人物福临的精神、性格的发展为脉络、为需要，此自由之二；最重要的是，罢三饷，整吏治，宽“逃人法”，制止“圈地”，等等举措在民间的反映也被虚化，而把满汉融合的文化主题推到突出地位，此自由之三。这些“自由”都不是盲目的，既来自对当时历史走向的独到认识，又来自对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的领悟，“整体性”不在于所写的矛盾头绪多么多，重大事件多么全，而在于参悟“一”与“多”的辩证关系，将矛盾典型化，抓住历史“合力”之缰。于是，宫墙内外，成为当时历史的象征；福临的举手投足，成为当时历史精神的化身。
作者说，这部小说仿佛是一个复杂的恒星系统，数层行星按自己不同的轨道围绕恒星运动，恒星自然是福临，围绕着他的是自上而下地一层层人物，各层次既有有横向联系又有纵向联系，辐射式地指向福临这个中心。这是合乎小说结构的实际的。作者解释说，之所以这样结构，是因为它比较符合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人际关系的客观规律，对这样的解释，我倒觉得太不够了，没有真正揭示出小说艺术结构的精义所在，问题在于，为什么福临就是恒星呢？仅仅因为是他是皇帝或者除旧布新的皇帝吗？如果我们承认作者对自己亲手创作的作品的解释未必就是最准确，最深入的，那么这个问题是大可研究的。
毫无疑问，作者对顺治（福临）是肯定、赞赏、同情的。问题的全部症结在于，作者究竟是从哪个意义上肯定顺治的？初读作品时，我曾感到作者几乎是无条件地站在顺治立场上看待一切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接踵而来的疑问是，是否也可以站在史可法的立场，永历帝的立场，顾炎武的立场，李定国的立场呢？那样的话，由于视角和立场的不同，世事又会被描写成什么模样？站在史可法的立场顺治就是非正义的，站在永历的立场顺治就是非正统的，站在顾炎武的立场顺治就是“夷狄”，站在李定国的立场顺治既是夷狄又是阶级压迫者。你能说他们全无道理吗？倘若全无道理，“排满”的口号何以到了孙中山时代还在回荡？所以，仅仅说顺治在搞改革还不行，问题必然涉及到满清帝国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性质和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少年天子》达到了一种超越：超越局部的、暂时的正义与非正义，文明与野蛮的判断，把握住了历史运行的精神。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人数少而落后的满清，固然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可它偏偏用武力征服了文明程度和生产力较高的汉族地区，这意味着，它不只是弓马娴熟，仅具武力上的优势，而是它没有包袱，极易吸收新东西，本身具有一种活力，给末期的封建社会一剂强心针，证明着封建社会还没有到它寿终正寝的时刻。腐朽的明王期政权，并不与先进的生产力划等号，正在向封建制转变的后金--满清也未必就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明朝的败亡表面看来败亡于军事上的惨败，其实败亡于它对封建经济的摧残和破坏；由“后金”而“满清”，居然站稳了脚跟，迎来“康乾盛世”，表面看来是军事征服的胜利，其实是争取到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实现满汉文化融合，且以归依汉文化为主、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胜利者并非真正的胜利者，失败者也非真正的失败者。马克思说，在历史上，“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顺治正是顺应了这条永恒规律，意识到关外的、祖宗们的那一套，不能再套到他的时代，意识到满蒙的野蛮倘若能被汉人的文明开化，将会带来国力的强盛，由此，他又对入关初期多尔衮侧重于烧杀掳掠造成的社会经济大破坏，加以修复和政策上的匡正。尽管顺治的魄力不及他的祖先阔大，性格不及祖先强悍，但他毕竟充当了历史规律的不自觉的工具，成为“合力”的象征，历史本质精神的承担者。作者凌力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和同情顺治的。于是，顺治就不是一般意义上励精图治的帝王，作为“恒星系统”中的恒星，他也就不只是具有结构需要的意义了。
至此，我们关于历史与人的关系，关于历史本质精神和历史生活矛盾的分析，虽然紧紧围绕着《少年天子》的总体构思的核心，但还停留在理性的深把握上，理性的深刻只有转化为形象的深刻，才是经得起分析的。对一部长篇小说而言，不管作者在理性上达到了怎样不同凡响的认识，它的深度还只能具体表现于性格刻划和性格冲突的深度，以及包裹着它的社会氛围的深广程度上。主要人物和主要矛盾愈真实，愈丰厚，愈有历史的纵深度，“力的框架”的涵盖面就愈大，就愈接近历史的本质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