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扭结和汇聚于福临的几股主要矛盾线索，并不都描绘得很深刻。比如，残明复辟势力，作为当时一种重要的历史矛盾力量，不论小说取怎样的写法，也是无可回避的。郑成功围金陵孙可望投降，收复滇黔，都是虚写，只写福临或急躁或狂喜的情感反应，这可以理解。重要的是，朱三太子--朱慈炤形象的刻划，就失之浮露了。我认为，朱慈炤固然不可能进入宫廷，甚至也不必进入作品的小环境，但他应该象幽灵一样，始终困扰和威胁着福临的生存，他理应是福临潜在的一个对立面。这是由顺治时期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现在作者的种种构思，让他化装成小道士，在一班遗民的簇拥下潜伏作乱，不能说不巧妙。我也能够理解，作者实际上是融汇了不争气的故明诸王的颓靡、软弱、苟且来集中塑造朱的。“蛤蟆天子”弘光的荒淫无度、“海上天子”鲁王的亡命奔窜，“走马天子”永历的畏敌如虎，都可以在朱慈炤身上找到痕迹。可是，这毕竟失之表面化、道德化了。作者描写朱慈炤通过不断在梦姑身上发泄性欲来转移、缓解他政治前途幻灭的绝望感，就具体的人物和情景来说，固属传神妙笔，但从故明势力在当时政治中的地位而言，仅写一个性虐待狂就太简单了。事实上，朱明后裔的活动之广、之久、之成为满清大患，自有它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正统观念的凭依。当时政治争夺、人心争夺的焦点，就在于削弱和消弭他们的影响力。能否消除“夷夏之大防”的畛域，使广大士子和百姓放弃反清立场，正是那一时代人心向背的转折点。现在照作者写来，朱慈炤们已高度孤立，几成瓮鳖，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实际上浅显化了这一斗争的文化意蕴。相反，如果作者不仅仅道德化地，而是历史化地描写朱慈炤，不但写他的颓唐，也写他为正统观念和家族利益所鼓舞的、又是违背历史意向的野心：不但写他的流窜，也写他的民心基础，再写他在争夺民心中的失败，作品的思想深度会大为加强。现在围绕着他的乔柏年，乔梦姑们，或者头脑简单，或者盲从，让人感到这些人物设有多少历史根据，仿佛弧岛中与世隔绝的人。尤其是梦姑，作者写她用力甚大，笔墨不少，她却除了逆来顺受，哭天抢地之外，没有什么深层的历史意味，她的悲剧也非真正的历史悲剧。这是很可惋惜的。总之，在对残明势力的描写上，作品人为地缩小了其声势、根基和影响力，不利于主要人物主要矛盾的丰富和深化。
然而，在更重要的、关系着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的矛盾冲突的描写上，小说却是很成功的。福临决心崇懦教、施仁政、习汉俗，提倡“满汉士民，俱为一家”，进而试图撤议政制度，罢诸王兼六部，改内院为内阁，便遇到了满洲亲贵中保守派的强烈抵制。这一斗争之所以具有内在的紧张度，心理的强度，是与简亲王济度的性格的深度密切联系着。这个人物，身上涌流着努尔哈赤的血液，具有皇太极的雄心，济尔哈朗的忠诚，他是游牧文化熔铸的一尊铁汉，是满洲八旗的中流砥柱。他真正在小说中露面的细节就令人骇绝：只见他抢过鞭子，眼睁睁让大车轧死了一个众皆无奈的市井泼皮，不但突出其尚武精神，而且表示他相信尚武精神可以压倒一切。射香烛，送定远大将军多尼出征，更写出他的八面威风。主宰他灵魂的是“敬天法祖”，“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祖训，他的如烈火般的爱憎全以此为分界，小说的深化之笔在于，他与其它权贵不同，他在大殿上与福临的面争之激烈，直到他的“废帝”之举，并非为了贪恋权位，或者一已权力失落的恐惧，更多地出于一种文化传统的本能，维护种族利益的狭隘而神圣的动机。由于无私，更壮其声威；“面谏”一节，他在氯势上完全压垮了福临。不过，在心底深处他也并非没有矛盾，敬天法祖与忠于皇上难以两全，使他时时处于焦躁状态，看他参加安亲王岳乐的寿宴时的隐忍，勒令儿子背诵祖训时的固执，喝斥习汉俗的众福晋的凶蛮，又感觉到他的苦闷之深。他的“废帝”虽于史无征，但非常符合这个抱定“无愧于先父，无愧于祖先英灵”的决心的，又面对“不肖子孙”福临无法可施者的行为逻辑，他以最极端的形式来殉自己的信仰，实际也是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他的动机愈圣洁，两种文化冲突的意味就愈深长；他的灵魂愈痛楚，非个人的隐蔽的历史支配力就愈强。和福临一样，他也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在官廷深院，象济度们的精神影子一样纠缠着、撕扯着福临的，是康妃、淑惠妃、贵人这样一些女性。他们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以女性特有的怨毒，以女性特有的嫉妒和诡计，来剌伤、激怒福临，毁坏他的意志，离间他的知音，打击他的感情。她们的身躯是柔弱的，她们的命运是不幸的，但她们并不从自身的不幸中生长可贵的同情心，而是以制造别人的更大不幸来获取快感。为了自身的利益，她们加倍重视自己的门弟和种族，于是也加倍痛恨“南蛮子”。她们打击的重点自然是福临宠爱的董鄂妃，而打击董鄂妃的重点又是她的半个“南蛮子”的出身“污点”。自身的，种族的利益，性爱的利益，都使她们坚决站在保守势力一边，举起了“敬天法祖”的武器，福临去“幸”康妃，多情反被无情恼，康妃依恃她在这个晚上女人特有的优势，冷淡而尖刻地指责福临“负天背祖”，差点招来“封刀斩康妃”的大祸，作者对康妃的心理刻划是人木三分的，正是这个康妃为了不致成为“废帝遗孀”，最先泄露了政变机密。淑惠妃呢，靠着女人眼泪的遮饰，一手泡制了离间福临与董鄂妃的“对食”案。其中最具悲壮意味的还数谨贵人，她不象康妃、淑惠妃那样工于心计，却有马上女子的英豪爽朗之风。她亲手害死了皇四子，居然没有丝毫负罪感，“脸上是一派视死如归的倔强”。她是捍卫种族血液纯洁性的复仇女神。个人动机的无私和行为的反历史性质，形成一种酷烈的美感。
如果小说的主要矛盾线索只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虽然写来惊心动魄，未免过于单纯和划然分明。另一个巨大的存在是，孝庄太后这个人物，由于她的慈蔼、端庄、练达、威严，高贵的威慑力，由于她的深藏不露的韬略，她的举足重轻的权威，致使这个矛盾的世界更加神秘，更加复杂，更具深意。她的形象犹如整部小说的底座，在小说中，她的形象仅次于福临；在生活中，她的作用则超过福临。因为她，小说的厚重程度增加了许多。各种矛盾在福临身上的反应是鲜明的肯定与否定，在她那里就变得暖味、隐蔽、象飓风进人大森林，忽然消声敛迹了。这位史称孝庄文皇后的博尔济吉特氏女性，堪称历史奇迹，满蒙文化的精神花朵。丈夫是有作为的皇帝，儿子、孙子又都幼龄登基，都成就为有作为的皇帝，对一个后妃来说，已属罕见，但她又决非那种福星高照、意外走运、坐享尊荣的女人。她一生而际会三帝，每个皇帝的事功都与她的谋略有密切关系。她辅佐皇太极，“肇造丕基”、扶助顺治成立，教导康熙成材，成就了一个伟大女性的辉煌业绩。她温柔如海，果决如剑，貌美如花，尊严如雪，不但有过人的政治胆识，还有浪漫得惊人的罗曼史，她在战火，情海，政争中闯过了不凡的人生。劝降洪承畴，曾传为佳话；“太后下嫁说”，更给她蒙上神秘之雾幔。《少年天子》里，她其实刚走到自己人生戏剧的中段。我们经常难以分辨，究竟她在全力支持福临的改革，还是暗中抑制福临的改革？在福临的痛苦中，她究竟在缓解抚慰，还是添加了不轻的一份？福临的改革似乎得到了她的默许，但她正言厉色的一句：“你当皇上靠的是谁？”又给福临一盆冷水。她永远在平衡、中和、稳定，起到政权的底座般的作用；她总是那么沉静详和，净化着各种政治贪欲激起的矛盾。其实，“慈蔼”是她的形，“进取”才是她的魂，与福临比较，福临是理想的，她是现实的；福临是简单的，她是复杂的；福临是直露的，她是迂迦的；福临是非功利的（就自我精神倾向而言），却以急功近利的形式表现，她是极其功利的，却以非功利的淡泊之态表现；福临的追求不自觉地契合历史的长远目标，她却只抓住眼前的切实的现实利益。她是福临改革的幕后支持者，但她与福临对改革的理解并不一致，她也主张团结汉族将领和汉族官僚，为此破例把孔有德之女孔四贞接到宫中，让和硕公主远嫁吴三桂之子，为的是加快镇压反清志士和南明残余势力，“利用”的成份居多，她的文化背景是根深蒂固的，始终坚持“骑射开基，武备不可驰”。福临虽是正宗满族血统，也善骑射，但年纪轻轻便饱读汉家诗书，他的倾慕灿烂的汉文化是人乎其内的由衷之情，他对汉族将领官吏，除了利用，还有文化性格和文化情感上的联系。小说写福临死后，庄太后改遗诏，是很峻厉的一笔。丧子之悲，爱子之切，使她何忍更改遗诏！但福临那“满汉一体”、痴且不悔的话语，又是她不能完全接受的，事关“丈夫的雄心，自己的责任”，她“终于站起身，用凉水洗了脸，擦干净脸上身上的泪痕，毅然提起笔”。这就是“不因母子私情而乱国家大事”的庄太后！她的动机常常是深藏不露的，遇变不惊，处事明练，但作者还是以她的入微妙笔，以若干有力的情节，揭开了她紧闭的心扉，揭出她的阶级性格。对福临、乌云珠婚事的始而反对，继而默许；对济度们的始而信赖，一旦有“废帝”之危时的果决粉碎，都可看出她卫护皇室利益、自身利益的不变准则。不过，她也并非冷静如磐石，在福临婚事上泄露了她狂热浪漫的潜在记忆，在平息济度政变中又显露出“慈蔼”背后的阴鸷。她不愧是她的满蒙贵族阶级的忠贞女儿，不论是庄太后、济度，还是康妃、淑惠妃、谨贵人，都让我们想起如下的话：“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正是从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三、福临、乌云珠悲剧评价
把《少年天子》比作一部结构复杂的交响乐，那始而如疾风豪雨终而如水落深潭的主调，就是福临的奇特的悲剧命运。而福临与乌云珠的爱情，则是从属于福临的完整悲剧的，它有如清扬凄楚的《广寒怨》，回荡在阴沉威严的皇城上空，使福临的社会政治悲剧更加人生化，深刻化了，并将这悲剧提升到精神悲剧的高度。我们无法设想，如果没有福临与乌云珠的奇恋《少年天子》的政治文化主题将会多么空泛，同样我们也难以设想，没有福临政治生活的悲剧，他和乌云珠的爱情还会象现在这样激荡人心么。所以，我们只能在政治生活与爱情生活的交凝中来思考和评价福临的悲剧。
福临只活了二十四岁，他所走过的，是一条从积极治世，追步唐宗明祖到消极遁世，勘破红尘的路，从雄心勃勃、英明有为到心灵破碎，悲观厌世的路，从崇尚儒术治天下到退而信奉佛陀超度自身的路。前后悬差如此之大，犹如从高峰跌入深谷，实属罕见，史称梁武帝萧衍三次“舍身”出家，其实“空未必空”，不过是庄重的作戏罢了；而福临倒是真正由色即空，寒彻肺腑，准备撒手而去了。对于作者来说，要令人信服地描绘出福临大跨度、大起落的命运轨迹，没有深刻的洞察和高超的艺术手腕，是难以完成的。
因为，难度在于：为什么正值十七世纪中叶清政权处于上升趋势之际，福临作为一个怀抱壮志，躁切锐进的帝王，会由踌躇满志一变而为精神颓唐的绝望者、虚妄者？为什么这个位居九五之尊，富有四海，在常人看来事事如愿以偿，意志绝对“自由”的天子，至死也没有谁真正动摇他的皇座，却会采取出家的决绝举动，没人悲凉的精神结局？在别人坚决的、用近乎残酷的方法的制止下，他才没有彻底出家；但也有野史说他出家了，不知所终，作者采取了更为可信的前一种说法，但不管怎样，他与遁人空门的佛徒在精神上已密契无间。在小说前半部，福临还自豪地宣称，他要“为后辈子孙踏出一条路来”，没成想到头来落得自己无路可走，郁郁而终，多么令人费解。福临的命运是个历史之谜，给艺术家留出很大的想象空间，揭示这个历史之迷的过程，也就是展现小说的艺术世界的过程，它的笔触势必要伸延到经济、政治、文化的广阔领域。也许有人会说，导致福临悲剧的，不就是保守势力的反对、心爱的宠妃的早逝、爱子的夭亡吗？这固然也说得通，但决不是深刻的回答。福临的悲剧不是、也不应该是几件具体变故的直接结果，它是一个比具体事件远为深沉、复杂、悠长的，带有时代思潮性质的、根本性的人生悲剧，它具有心理学和文化学的背景。严格地说，政治悲剧，社会悲剧，命运悲剧均不确切，它是具有鲜明特征的时代精神悲剧，《少年天子》的艺术力量主要来自揭示这一悲剧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