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帖僧巧骗皇甫妻》的故事情节：一个品行不端的和尚看中小吏皇甫松的妻子，遂设骗局离间皇甫松夫妻。待皇甫松中计休妻之后，和尚又串通一个婆子，将皇甫妻据为己有，最后骗局败露。这是中外小说叙事中一个常见的休妻故事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共同包含着一个令人同情的人物形象——被丈夫抛弃的女性。不过在中国与西方的小说中，这个看似相同的弃妇形象又有着各自的特点，体现了中西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差异。
在《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当和尚设计离间他们夫妻时，妻子面对丈夫的怀疑与呵斥，承受丈夫在盛怒之下的掌掴，只是“……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去”。当丈夫将她押上衙门，钱大尹用酷刑威胁时，她也只是说：“自从少年夫妻，都无一个亲戚来往，即不知把简帖儿来的是甚色样人。如今看要侍儿吃甚罪名，皆出赐大尹笔下。”最后皇甫松不分青红皂白，执意要休妻，被休的她无路可走，“哭出州衙门来，口中自道：丈夫不要我，又没一个亲戚投奔，教我那里安身？不若我自寻个死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面对丈夫的怀疑，她不是想要据理力争，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任由他人定个“莫须有”的罪名；面对丈夫在非理智情况下做出的休妻决定，她也只是默默地顺从，以流泪甚至是自我了结的方式作消极的“反抗”。由此可见，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控制之下，传统女性的自我意识还未觉醒，她们不单在精神上不是独立的个体，甚至在物质上也未能独立，尚与丈夫有着天然的依附关系，被休后就无法生存，足见其可悲之处。
而在西方的小说《十日谈》第六天第七个故事中的菲利帕太太，也是因为类似的事件被丈夫告上了法庭。不同的是，《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的皇甫妻是被人设计陷害，才被其丈夫误会而被送到衙门，最终被休的；而《十日谈》中的菲利帕太太是真的与拉扎里诺有私情，而且是被其丈夫撞见她睡在拉扎里诺的怀里，才被告上了法庭。并且，《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的皇甫妻再怎么悲惨，也仅仅是被丈夫休了；而《十日谈》中菲利帕太太与拉扎里诺通奸的事按当时的法律是要被判处死刑的，这就不仅仅是被抛弃了，而是生命也受到了威胁。面对这样可怕的判决，菲利帕太太的朋友都劝她逃走，可是她却觉得那样苟且偷生，有愧于她的情人，于是勇敢地接受审讯，说出自己的心声。面对丈夫在法庭上对她与情人奸情的指控，她不慌不忙，直接针对法律的偏失，向法庭提出一段慷慨激昂的抗辩之词：“大人，里纳尔多是我丈夫，那晚确实看见我睡在拉扎里诺怀里，我爱拉扎里诺是真，多次在他怀里睡过，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是，大人十分清楚，法律应该一视同仁，制定法律时应该得到遵奉法律的人的同意，而适用于本案的法律却不是这样的，它只惩罚不幸的女人，尽管我们女人比男人强，能满足许多男人的要求。再说，制订这条法律时并没有邀请女人参加，也没有征求她们同意，因此这条法律是不公平的。如果大人不顾及自己灵魂的安宁，硬要行使这条不公平的法律，置我于死地，我并无怨言。不过在判决之前，我请求大人答应我一件小事，也就是问问我丈夫，他每次有求于我的时候，我是不是从未拒绝过他，全心全意地满足了他的要求。长官，那我请问大人，既然他从我这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我让他得到了满足，而我还有富余该怎么办？拿去喂狗？拿去为一位爱我胜过他自己的绅士效力，总比白白糟蹋掉好些吧？”最后迫使法官修改了法律。这表现出与《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的皇甫妻非常不同的性格。《十日谈》中有许多关于偷情的故事，大多是男女两厢情愿，继而暗度陈仓，最终被女子丈夫或亲人发现。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女子在偷情之初，绝非懵懂无知，听随情欲卷人；奸情被发现之后，亦无后悔羞愧之心，她们既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也愿意承担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她一方面认可自己作为人所应有的情感欲望，另一方面则清楚面对自己的选择所应承担的责任。菲利帕太太在法庭上的那番慷慨陈词，就是说明了她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独立个性的张扬。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提到：“远在很久以前，我们就能在意大利随处发现一种自由人格的发展……一定程度的市民自由依然存在，有一个和拜占庭或回教世界不同的、不是政教合一的教会——所有这些条件无疑地对于个人思想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当权党派更换的次数越多，个人就越充分行使和享受权利。”《十日谈》作者薄伽丘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之初的意大利，其时封建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近代过渡才刚刚开始。《十日谈》正是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向封建势力发起的进攻。他选择对女性的崇拜，来表达他反封建的决心：“我天生是个多情种、护花使者，从小时候懂事起，就立誓要把整个心灵献给你们（妇女）。”因而在《十日谈》中，我们看到了菲利帕太太敢于为自己的自由爱情而申辩，女性的声音已经独立于男性的话语权威之外。
与之相比，明代晚期绝无此种个人成长空间，政治上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经济上商业活动仍停留在低阶段发展水平。冯梦龙生长在中国明朝末年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地区，那时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它日甚一日地侵蚀着封建的自然经济，瓦解着古老的宗法制度。在思想领域，民主主义思想正在萌发生成，但还不能彻底摆脱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观念的羁绊。无论此前此后中国人的个体意识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但表现在“三言”中的弃妇都还不是独立的个体。因而，我们从小说中所能看出的，是迥异于西方基于“个体”概念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形态。
（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