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为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三十九卷，郑振铎、胡士莹分别认为其为宋、元作品，正话本事源于《桯史》卷六“汪革谣谶”。该小说叙述南宋乾道年间，成为一方豪霸的富民汪革（字信之），以布衣之身向朝廷建言献策，自愿率两淮忠勇，恢复中原。不料朝廷暗弱，拒不采纳，汪革反受小人诬陷，险遭冤狱。汪革起兵反抗，见大势已去后遁逃。为全一家之安，汪革主动出首。其部下上下贿赂，汪革终以饮毒自尽而弭祸，尸首亦为部下偷去埋葬。后来，其子汪世雄遇大赦回家，在伯父汪孚的帮助下，重振家业，儿子也中武举，子孙繁盛。小说有意歌颂豪侠汪革的伟烈，叹其不得风云际会，而无意中却揭露了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官员腐败、军纪松弛，这也是此篇小说最值得注意的思想价值。
首先是朝廷的苟且偷安。无论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委婉讽刺，或是“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的悲愤痛责，抑或是“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的义愤填膺，都旨在揭露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作者虽没有如爱国诗人们表现得那么悲愤，却在小说中屡屡暗示朝廷的苟且偷安。篇首诗以含蓄的笔墨暗示正话的发生时间，并且和头回在内容上保持高度一致。头回的“金邦和好，四郊安静，偃文修武，与民同乐”，不啻为对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的反讽，恰恰和“往事能言旧汴”，“一时询旧凄然”所营造的感伤形成热冷对比。入话则明确告诉我们，人物的命运将和头回的截然相反，而造成这截然相反的原因是“被小人诬陷”。其实，汪革不得风云际会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的昏庸无能造成的，而朝廷上下逸乐贪安、不思进取则是统治者昏庸无能的一个最大体现。汪革文武全才，素怀英雄之志，“国家虽安，忘战必危”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为国前驱，恢复中原”则显示了他的爱国情怀。然而，他扭转乾坤的壮志被无情的现实扼杀。“这枢密官都是怕事的，只晓得临渴掘井，那会未焚徏薪？”这无疑是对占高位而无用处的庸臣的直接揭露。朝廷所用将非其人，而最高统治者又无甚作为，这也是导致汪革不得伸展大志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官员的腐败。如宰相汤思退忌皇甫倜威名，“乃阴令心腹御史劾奏皇甫倜糜费钱粮，招致无赖凶徒，不战不征，徒为他日地方之害”，让门生刘光祖替代皇甫倜，体现他的阴险奸诈。而刘光祖更是“又畏懦，又刻薄，专一阿奉宰相，乃悉反皇甫倜之所为，将忠义军散遣归田”，这恰恰是造成汪信之悲剧结局的间接原因，因为程氏兄弟陷害汪信之的外部原因就是由于奸臣当道。又如宿松县尉何能，受朝廷之命去捕汪信之，这本为其职责所在，可是他却贪生怕死，捏造事实，直接导致了事态的恶化。再如封建官员人情大于法律的现象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受贿也成了惯例。当地方密报汪革造反时，枢密府泄密，因而使汪革遁逃。郭择与汪革有旧，他一心想周全其事，而置法律于不顾。汪革被押解到临安府后，其手下董三、董四上下使钱，大尹院上官吏无一不受贿。而押解洪恭时，刘青则买通解子，私下说与洪恭事情始末。判决后，尽管程氏兄弟已受严惩，董三、董四又买通解子，为难他们，导致程氏兄弟一死一失踪。而押解汪世雄的人因为收受贿赂，将他私放了之。撇开汪革因受陷害而获得的极大道德优势不谈，审判案子的整个程序频繁再现官吏以情代法，践踏法律尊严，可见南宋官吏腐败程度之一斑。
最后是军纪松弛。刘光祖奉命领军缉拿汪革，声势浩大。可是，领军的都监、提辖、县尉、巡检都惧汪革骁勇，畏怯不前，甚至“陆军只屯住在望江城外，水军只屯在里湖港口，抢掳民财，消磨粮饷”，极具讽刺意味。军队本是来擒“反贼”，却与江湖草寇无异，掠夺人民财产，可见朝廷军纪之败坏。
与全篇基本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不同，小说用限制视角来叙述汪革率众逃跑。首先，从几个士兵的视角来叙述他们所见的“芦苇中烟火不绝，远远的鼓声敲响”，等“烟火也没了，鼓声也不闻了”时，军队方“移船出岗筛锣擂鼓，摇旗呐喊而前”。接着，才交代事实，原来鼓声是羊蹄所击，烟火是木屑烧的，读者一读至此，不禁哂笑官军的怯弱。继而，用商贩口中道出汪革截船之事，让安庆军官说出汪革如何瞒骗逃走。通过频繁转换叙事视角，叙事者不仅调动了读者的兴趣，而且让汪革的有勇有谋得到了体现，更为重要的是起到反衬官军怯懦的效果，让我们看清了这群乌合之众的组织松散。
然而，从小说的入话和散场诗来看，叙事者的主旨并不意在揭露朝廷的苟且偷安、官吏腐败、军纪松弛，而着重在描写一场汪信之和封建统治者之间为小人所利用而导致的误会与命运悲剧。在这场悲剧中，我们看到以汪信之为代表的新兴市民阶层谋取政治地位的强烈愿望和艰难历程。由于这一阶级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具备彻底反封建的思想觉悟，对封建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抱有幻想，面对突如其来的人生灾难，他们也只将这一切怪罪在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爪牙的“小人”刘光祖和二程身上。最终，小说本为展示汪信之满腔热血的用世之志，却变为一场展现封建统治阶级昏庸腐朽的十足的闹剧，实在令人嗟叹不已。
（蓝勇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