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活方式 海子的生活相当封闭。我在《怀念》一文中对此已有所描述。我要补充的一点是，海子似乎拒绝改变他生活的封闭性。他宁可生活在威廉·布莱克所说的“天真”状态，而拒绝进入一种更完满、丰富，当然也是更危险的“经验”状态。1988年底，一禾和我先后都结了婚，但海子坚持不结婚，而且劝我们也别结婚。他在昌平曾经有一位女友，就因为他拒绝与人家结婚，人家才离开他。我们可以想象海子在昌平的生活相当寂寞的；有时他大概是太寂寞了，希望与别人交流。有一次他走进昌平一家饭馆。他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可没有那种尼采式的浪漫，他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我想是简单、枯燥的生活害了海子；他的生活缺少交流，即使在家里也是如此。他与家人的关系很好，同大弟弟查曙明保持着通信联系。但他的家人不可能理解他的思想和写作。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老师。海子死前给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有一段时伺，海子自己大概也觉得在昌平的生活难以忍受。他想在市里找一份工作，这样就可以住得离朋友们近一些。但是要想在北京找一份正式的、稳定的工作谈何容易。海子的死使我对人的生活方式颇多感想，或许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被一张网罩住，这张网就是社会关系之网。一般说来，这张网会剥夺我们生活的纯洁性，使我们疲于奔跑，心绪难定，使我们觉得生命徒耗在聊天、办事上真如行尸走肉。但另一方面，这张网恐怕也是我们生存的保障，我们不能否认它也有可靠的一面。无论是血缘关系，是婚姻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会像一只只手紧紧抓住你的肩膀；你即使想离开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些手会把你牢牢按住。但海子自杀时显然没有按住他肩膀的有力的手。
（4）荣誉问题 弥尔顿说：“追求荣誉是所有伟人的通病。”我想海子也不是一个对被社会承认毫无兴趣的人。但和所有中国当代诗人一样，海子也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社会对于诗人的不信任，以及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守旧文学对于先锋文学的抵抗。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另一方面是受到压制的先锋文学界内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海子生前（甚至死后）可谓深受其害。尽管我们几个朋友早就认识到了海子的才华和作品的价值，但事实上1989年以前大部分青年诗人对海子的诗歌持保留态度。诗人AB在给海子的信中曾批评海子的诗歌“水份太大”。1988年左右，北京一个诗歌组织，名为“幸存者”。有一次“幸存者”的成员们在诗人CD家里聚会，会上有诗人EFG和HI对海子的长诗大加指责，认为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并且把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海子恰恰最看重自己的长诗，这是他欲建立其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的最大的努力。他认为写长诗是工作而短诗仅供抒情之用）。1987年，海子到南方去旅行了一趟。回京后他对骆一禾说，诗人JK人不错，我们在北京应该帮帮他。可是时隔不久，海子在一份民间诗刊上读到了此人的一篇文章，文中大概说到：从北方来了一个痛苦的诗人，从挎包里掏出上万行诗稿。这篇文章的作者评论道：“人类只有一个但丁就够了。”“此人（指海子）现在是我的朋友，将来会是我的敌人。”海子读到这些文字很伤心，竟然孩子气地跑到一禾处哭了一通。这类超出正常批评的刺激文字出自我们自己的朋友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因为几乎在同时，北京作协在北京西山召开诗歌创作会议，会上居然有人给海子罗列了两项“罪名”：“搞新浪漫主义”和“写长诗”。海子不是作协会员，当然不可能去参加会议，于是只有坐在家里生闷气，而对于那些浅见蠢说毫无还击之力。在所有这些令人不解和气愤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最为恶劣。海子生前发表作品并不顺畅，与此同时他又喜欢将写好的诗打印出来寄给各地的朋友们，于是便有当时颇为著名的诗人LMN整页整页地抄袭海子的诗，并且发表在杂志上，而海子自己都无法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后来，此人欲编一本诗集，一禾、海子和我便拒不参加。
（5）气功问题 有一件事人们或许已有所闻，但我却一直不愿谈论，因为我怕某些人会对此加以利用。现在为了客观起见，我想我应该在此谈一谈。这件事便是海子对气功的着迷。练气功的诗人和画家我认识几个，据说气功有助于写作，可以给人以超凡的感觉。海子似乎也从练气功中悟到了什么。他跟他的一位同事，也是朋友，学气功。有一回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开了小周天。他可能是在开大周天的时候出了问题，他开始出现幻听，总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搞得他无法写作。而对海子来说，无法写作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生活。也是在那时，海子对自己的身体也有了某种幻觉，他觉得自己的肺已经全部烂掉了。海子前后留有三封遗书。他留给父母的那封遗书写得最为混乱，其中说到有人要谋害他，要父母为他报仇。但他的第三封遗书（也就是他死时带在身上的那封遗书）却显得相当清醒。他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海子自杀后医生对海子的死亡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海子所在的学校基本上是据此处理海子自杀的事的。但我想，无论是医生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校方都不可能真正、全面地了解海子其人。倘若有人要充当冷酷的旁观者来指责或嘲弄海子，那么实际上他也是在指责和嘲弄他自己。他至少忘记了他自己，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生存。
（6）自杀导火索 每一个人的自杀都有他的导火索。作为海子自杀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在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海子见到了他初恋的女朋友。这个女孩子19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在做学生时喜欢海子的诗。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中等身材，有一张圆圆的脸庞。她大概和去年去世的内蒙古诗人薛景泽（雁北）有点亲戚关系。海子最初一些诗大多发表在内蒙的刊物上恐怕与这个女孩子有关。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至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分手的，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海子见到她，她对海子很冷淡。当天晚上，海子与同事喝了好多酒。他大概是喝得太多了，讲了许多当年他和这个女孩子的事。第二天早上酒醒过来，他问同事他昨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讲了些他不该说的话。同事说你什么也没说，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会伤害那个女孩子的话。他感到万分自责，不能自我原谅，觉得对不起自己所爱的人。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从政法大学在北京学院路的校址出发去山海关的。那天早上我母亲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从学院路朝西直门火车站方向低头疾走的海子。当时我母亲骑着自行车；由于急着上班，而且由于她和海子距离较远，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没有叫他。现在推算起来，如果那真是海子，那么他中午便应到了山海关。我想任何人，心里难处再大，一经火车颠荡，一看到大自然，胸中郁闷也应化解了。看来海子是抱定了自杀的决心。他大概在山海关溜达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在那儿闲逛了一上午，中午开始沿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
（7）写作方式与写作理想 以上我谈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正如加缪所说：“最清楚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引起自杀的原因。”我想海子的自杀应该也有其更加内在的原因，那就是他的写作。记得有一次海子、白马和我在骆一禾家里聚谈，大家谈到写作就像一个黑洞，海子完全赞同这种看法。海子献身于写作，在写作与生活之间没有任何距离。所以确切地说海子是被这个黑洞吸了进去。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海子迷信“短命天才”，这势必影响到海子的写作方式。他可以一晚上写出几百行诗，而坐下来的头两个小时所写的可以几乎是废品。这与叶芝那一天只写六行诗或菲利普·拉金那一两年才写一首诗的工作方式多么不同。海子的写作就是对于青春激情的燃烧，他让我们想到一个来自德国文学的词：狂飚突进。然而，海子梦想中最终要成就的却不是“狂飚突进”的诗歌，他所真正景仰的大诗人是歌德。于是这里便有了一个矛盾。歌德的《浮士德》从从容容地写了60年，并非一蹴而就，而海子却想以激情写作的方式来完成他的大诗《太阳》。他从浪漫主义的立场上向古典主义的歌德踊身而跃，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他落到了介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的荷尔德林身上。海子所写的最后一篇诗学文章就是《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最终发了疯，而海子则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命运的暗合？这不能不说是海子写作本身的一个悲剧：在他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目标之间横亘着一道几乎不可跨越的鸿沟。当我们读到他那么多匆匆忙忙写下的未完成的长诗章节时，我们由衷地感到惋惜。以他的才分，而不是以他的工作方式，海子本可以写出更多、更好、更完整的作品来。
海子的一生，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他肯定受到了崇拜太阳的古埃及人、波斯人、阿兹特克人的鼓舞，并且也受到了“死于太阳并进入太阳”的美国诗人哈里·克罗斯比的震撼。海子终其一生而没有完成的大诗《太阳》，已经足以将其自身照亮。由此说来，海子的一生不是昏暗的而是灿烂的。然而，对我而言，海子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朋友。他有优点，也有弱点，甚至有致命的弱点。我想我们应该对死者有一个切合实际的了解，就像我们对自己所做的那样，这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我在这里说出的是一些导致诲子自杀的具体原因，是他的切肤之痛，至于那导致海子自杀的形而上的原因，肯定有人比我有更多的话要说。
此外，我之所以具体地写下海子的死因，是由于自海子自杀以来，死亡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至今已有不少于14位青年诗人或自杀，或病故，或被害，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数字。或许病故和被害是我们力所不能止，但对于自杀，我们不应该再在其中掺入太多的臆想和误会。听说浙江有一位青年诗人在自杀前就曾到海子的家乡祭奠过海子，这让我难过。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宁肯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有鉴于此，我要说，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和时代生活中的种种黑暗、无聊、愚蠢、邪恶真正较量一番。
1994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