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著千文》首跋为周越所书，次跋则为欧阳玄书，乃其跋于袁涣家中，但此跋现已不存。欧阳玄（1283—1357年），字原功，号圭斋，又号平心老人，湖南浏阳人。历任国子监丞、艺文大监、翰林学士等官，至正十七年（1357年）十二月卒，谥文忠，有《圭斋文集》十五卷。欧阳玄并非以善书闻名，其曾自言：“余拙于书，病余愈拙，近日求余文者多求余书，不得已力书以塞其请，然实非余之素志也。”可见其书乃是因其人而被见重，故今所见欧阳玄之书迹，多书于其六十岁之后。
《书史会要》云：“玄行草略似苏文忠，而刚劲流畅，风度不凡，未易以专门之学一律议之。”欧氏之书今日可见者有《春晖堂记》《赠季境诗》《五言古诗》《跋陆柬之文赋》《题李白上阳台帖》以及《跋欧阳修白书诗》等。据《石渠宝笈续编》之著录知欧阳玄跋《王著千文》，时为至正十七年（1357年）七月，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陆柬之文赋》，其后有欧阳玄长跋，乃书于此年闺九月，两跋相距不到三个月。故玄跋《王著千文》今日虽不得而见，但我们亦可从其《跋陆柬之文赋》中见其风采。
入明之后，《王著千文》由明末著名收藏家项元汴所收藏。项元汴（1525—1590年），字子京，号墨林，秀水（今浙江嘉兴）人。项氏乃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民间收藏家，其人以及收藏有几项特色，现略述于下。
一是钤印特多，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怀素《自叙帖》上钤有其收藏印七十余方，卢鸿《草堂图》上则将近百方，至于《王著千文》则亦“不遑多让”的钤有四十余方。据那志良之统计，仅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书画上所钤项氏收藏印者，便高达九十三方！收藏家在其个人收藏品上钤下收藏印，以示此物曾为其所有，这种满足个人占有欲以及炫耀的心理，原是无伤大雅之事，但如项元汴在书画上钤下如此多的收藏印，则不无轻微“心理变态”之嫌。而此种行径亦是字画本身的灾难，明人姜绍书便曾批评项氏曰：
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镠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
在书画上钤印，就如同在人的脸上黥面一样妨碍观瞻，更何况遍黥全身上下，体无完肤，不是更为残忍吗？姜氏此论，实属精辟。
二是项氏常于其收藏品卷尾标明此物之购价，此一举动，则又显得有些市侩习气，故姜绍书又讥其“此与贾竖甲乙账簿何异？”今人根据著录中曾经项氏收藏，而其中有标明价格者，共得法书十六件，画十三件，《王著千文》便是其中之一。下表乃是十六件记有价格的项氏法书收藏品：
三是项氏对其收藏品订有编号，据今人考证其编号方式约有三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则是“千字文编号”。有人认为有此编号者，乃是“项氏收藏中比较贵重者”，此论断应有误。按上表所载十六件记有价格的项氏收藏法书中，只有七件有“千字文编号”，高达千金的怀素《自叙帖》以及其他价昂收藏品，如《王著千文》等无此编号；相反的，只值数十两的收藏，则有编号。可见若从编号来判断项氏收藏书画的价值是极为不可靠的。
清初吴其贞所撰的《书画记》一书，为第一本著录《王著千文》的书籍，但只有寥寥数字。其书中登录有“王著草书千字文一卷”一条，记云：“书在笺纸上，法效孙过庭千字文，宋太宗当日命著将历代法书刻为淳化帖。”而在其后的“赵伯骕勘书图一幅”条下，则记载了当时吴其贞看到《王著千文》时，其收藏者为何人。其云：
……以上书画十九种，观于嘉兴沈子容家，本高愚公之物，父子进士，皆官工部，好古玩家，多收藏。……子容，愚公妻弟兄，愚公子，幼皆子容摄理焉。
时甲午三月六日。
文中的“甲午”为顺治十一年（1654年），“高愚公”应为“高寓公”之误，指的是明末遗民高承埏。高承埏，字寓公，一字泽外，和项元汴同样为浙江嘉兴人。承埏为崇祯庚辰（十三年，1640年）进士，曾知迁安、宝坻、泾三县，福王时，迁工部虞衡司主事。父高道素，为万历己未（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亦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故吴其贞称他们“父子进士，皆官工部”。
高承埏（1603—1648年），年四十六，著有《稽古堂集》《五十家诗义裁中》，以及编辑《崇祯忠节录》。明末乱后，闭户读书，“聚书八十椟，多至七万余卷”，“与项氏万卷楼争富”。除了藏书丰富外，高承埏亦收藏古今字画，“藏古人遗迹自娱”。吴其贞书中著录的十九种书画，除了《王著千文》外，尚包括怀素、褚遂良、苏东坡、黄庭坚、王维及李伯时等人之作品，收藏不可不谓丰富。
高氏卒后，其收藏归其妻弟沈子容所有。沈子容，生平资料不详。
据《石渠宝笈续编》的著录，《王著千文》上钤有梁清标的六方收藏印：
“梁清标印”“蕉林”“蕉林书屋”“棠村审定”“苍岩子”以及“观其大略”。但今在《周越跋文》和乾隆前隔水题诗上仅可见“梁清标印”和“蕉林书屋”二印。
梁清标（1620—1691年），字玉立，一字苍岩，号棠村，又号蕉林，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官庶吉士。明末降李自成，顺治元年又投清，官至保和殿大学士。梁氏精于鉴赏，为清初著名的收藏大家，刻有《秋碧堂法帖》，著有《蕉林诗集》。
梁清标之后，《王著千文》归清初收藏大家安岐所有。安岐（1683年—？），字仪周，号麓村。“李文”说：“他（安岐）生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年），在乾隆壬戌（1742年）尚写《墨缘汇观录》自序，次年即死去。”此与事实不符。按《墨缘汇观》一书所著录的第一件安岐收藏品“钟繇《荐季直表卷》”，安岐记其来源时说：
……偶于乾隆甲子（1744）重阳前五日，有客持此来售，余因久病杜门，闻之喜不自持，邀客坐古香书屋，共赏称叹，遂以重价易之。时是录已成，意谓此卷生平不能一睹，故以西晋为首，何幸衰朽余年，复能得此墨妙，事属奇甚，岂非与翰墨有因缘耶！
安岐虽于乾隆八年完成《墨缘汇观》一书，但并不代表他卒于此年或次年，不知“李文”所据为何。由上文可知安岐于乾隆九年九月四日买进了钟繇的《荐季直表卷》，故至少此年安岐仍在世，但亦已“久病杜门”“衰朽余年”了。又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上，乾隆跋语曰：
丙寅（1746）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图，并羲之袁生帖、苏轼二赋、韩干画马、米友仁潇湘等图，共若干种以示傅恒……由此或可推测安岐于乾隆十一年已卒。
安岐死后，其收藏品大都进了清朝内府，《王著千文》亦不例外。其进宫时间在乾隆十年（1745年）到三十九年（1774年）前之间，因为它并未著录在成于乾隆十年的《石渠宝笈初编》之内，而是著录在《续编》中。在“前隔水”上，有高宗在乾隆三十九年时所题的七言律诗一首，文曰：
考古虽然多有舛，临池何碍是其长；一千文抚精神蕴，八百年腾纸墨光。初仕成都遇淳化，疑摹智永识欧阳；侍书际会传佳话，訾议宁须论米黄。甲午新正上浣，御题。
乾隆前隔水御诗今仍存，其上并有乾隆“会心不远”“德充符”“见天心”“垂露”四印，以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御赏之宝”一印。
《王著千文》在乾隆时进入清宫，直至大清灭亡后才流出宫外，此中过程尚有一番曲折需要说明。按清廷被中华民国取代后，逊帝溥仪因受“清室优待条件”的保护，继续居于清宫长达十一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时，溥仪为筹备留学及生活经费，便以“赏”其弟溥杰及溥佳之名，利用两人每天陪他读完书出宫时，将宫中所藏历代古书字画择其精者分批运出宫外，藏至溥仪位于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
溥仪“赏赐”的时间从宣统十四年（1922年）七月十三日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十二日为止。被盗运出宫之物，据“清室善后委员会”事后在清宫所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而作的统计，短短五个月的时间，被盗运之物多达宋元善本二百零九种，共五百零二函；书画手卷一千二百八十五件，册页六十八件。而《王著千文》便是其中之一，乃溥仪于十一月初十赏给溥杰而盗运出宫的。
溥仪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被逐出紫禁城，后投靠日本人，转至天津日本租界。期间，溥仪曾赏赐近侍以及贩卖少数法书字画。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隔年，久欲重登帝位的溥仪前往长春“即位”，日人将其存放于天津的宋元善本、法书名画和珠宝等共计七十余箱运至长春，置于伪宫东院图书馆楼下东间的小白楼中。
中日战争末期，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十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洲国迁移至通化。十三日溥仪逃至通化大栗子沟，17日欲搭机逃往日本，但遭中共人民解放军和苏军所俘，溥仪随身携带的一百二十余件字画则全数被查获上缴。
树倒猢狲散，溥仪逃走后，“小白楼”所藏之物遭满洲国少数卫兵大肆争夺盗取。知识水准不高的伪满卫兵们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所在，只知抢得愈多愈好，故在争夺过程中不时发生为了抢得一件“东西”而你拉我扯的场面，这种无知而疯狂的行径，使得多件旷世巨迹稀世珍宝毁于一旦，有的全毁，有的被扯裂而断为数截，有的则被撕碎。根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一书的调查，在此次“小白楼事件”遭到破坏的原清宫收藏品至少有。
原藏于小白楼的历代法书名画，在短时间内被伪满卫兵们洗劫一空，这次不幸的事件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浩劫之一。以上所列或损或毁之国宝仅是一个大概统计，其数并非只有如此。而作者之所以详列此表，原因乃是作者怀疑《王著千文》今日仅剩《周越跋文》与乾隆御诗，可能即是在小白楼内因卫兵们争夺所造成的。按周越跋于蜀素上，乾隆题诗于前隔水上，两跋皆为绢布，其余《王著千文》与欧阳玄、项元汴诸跋皆书于纸料上，故作者认为此卷亦被卫兵所拉扯撕毁，原物仅剩不易撕裂的绢布，即《周越跋文》与乾隆御诗！
《国宝沉浮录》第八章为杨氏所作有关被溥仪盗运出宫之国宝的目录简注，其中亦提及《王著千文》一条，杨氏称此卷之下落云：“据当时留长春之于莲客所云，原件已毁。”于莲客所指应即是毁于小白楼内。而于氏之说法为众人所接受，故启功才会说：“《石渠》旧藏王著书真草千文，后有周（越）跋，四十年前已成劫灰。”但杨、启二人却万万没想到今日周越跋尚存于世上，甚至已远渡重洋来到台湾了。此中之因缘际会，实令人不禁感叹矣！
从北宋钱勰、南宋贾似道、元张金界奴、明项元汴，到清朝的梁清标、安岐、乾隆，千年之间，《王著千文》历经各代收藏大家之手，为一流传有绪的赫赫名迹。如今王著原迹虽已毁，其书法亦世已无传，但令人庆幸的是，其后的《周越跋文》奇迹似的保存了下来，且默默地在台湾孤岛上流传着。
三、历代著录“李文”中说“在《宣和书谱》这一著录后，周越的真迹，就神秘飘零，连佚目都没有留存。直到《石渠宝笈》出现，才有唯一的《王著千文跋》登录。……周越这个跋，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石渠宝笈续编》中见于登录”等语［63］，其实是错的。因为除了成书于乾隆八年（1743年）的《墨缘汇观》早于《石渠宝笈续编》半世纪之前便有著录外，成书更早的《书画记》《平生壮观》与《大观录》三书，亦早有《王著千文》之著录。现补充于下。
《书画记》乃吴其贞所撰。吴其贞，字公一，号寄谷，安徽徽州人，生卒年不详，是明末清初游于苏、杭一带的古董商人。《书画记》为一编年体的书画目录，乃是吴其贞从崇祯八年（1635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十三年间于各地所见书画的记录，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五条。其中第五百五十二条到第五百七十条记载的是吴其贞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嘉兴沈子容家中所见之物，吴氏所言已于前文提及，此不赘述。
《平生壮观》则为第二本登录《王著千文》之书。《平生壮观》乃明末遗民顾复所撰，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其书卷二录有《王著千字文》一条云：
千字文，纸本，草书。周越长跋，越字上盖□阁图书一方。欧阳玄长跋、项元汴跋。前后宋中书省印、忠孝之家印，又官私印几方，极其朴古。文皆不能辨，唯秋壑图书可辨。
《平生壮观》的记载较为简要，但在二十年后，成书于康熙五十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