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序是一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按照常理，序是要请名人作的，因为它有助于提高作者和书的知名度。
这是本人的第一本学术性作品，我却选择了自序。
为何？
其一，尽管本人在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上摸索了十几年之久，勉强忝列于所谓学者之列，但就这个研究领域，我很难说真正摸上门径。若冒然将拙著呈献于他人，恐见笑于大方之家。
其二，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文学研究恐怕更是边缘中的边缘。当下能静下心来看看书的人恐怕微乎其微，更不要说那些研究性的学术作品了。况且吾辈既不能名重一时，又不具备填补学术空白之才华，怎能苛求他人给予关注和理解？因此不如敝帚自珍。
其三，请人作序也不是不行，但可能牵涉太多瓜葛。想找名人吧，我愿意可名人就不一定了，因为他们常常很忙。另外，接人待物又非我辈所长，而欠人情更非我所愿。
因此，对于我来说，自序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既然是自序，有必要交待一下写这本书的缘由。
恕我直言，完成此书的直接缘由具有很大的功利性，它是我必须完成的教育部项目的结项成果。2011年9月，我有幸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按照原来的计划安排，我必须在三年内完成这个项目，其中包括系列论文和一本专著。其中系列论文已于2013年前全部完成，一共包括三篇。[2]但专著因为各种原因一再被耽搁，直到2015年10月才算初步完成。实在有愧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金的大力资助，既然花了纳税人的钱，就应该做出一些努力。
当然，还有更为深层的缘由。
我从2000年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始，就对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中文系倪婷婷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心理研究”课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在这一段时间，我有意识研读了不少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的传记、回忆录、年谱、评传等。顺理成章，在做硕士论文时，我选择了现代作家周作人作为我的主攻方向，并顺利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论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毕业后我进了安徽的一所高校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仍然致力于周作人研究，也写了一些相关论文，申报了一些相关科研项目。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申报科研项目和投稿时，我常常被好心人告知，最好不要研究周作人。一开始，我依然我行我素，但在屡遭碰壁和失败后，我才发现，那些好心人说得没错，研究作家也是有选择的，不能单凭兴趣，要看这个作家的文学地位和评价。我在申请开设专业选修课时也遭遇同样的尴尬。我本以为凭着我在周作人研究方面的积累，申报《周作人研究》专业选修课应不成问题，但这个申请在系里面就被卡了。系领导建议我开设《鲁迅研究》，这样才能名正言顺。我想也好，顺便也能把周作人与鲁迅对照研究，但心里依然不是滋味。就这样，在万般无奈之际，我的周作人研究只维持到2010年，我记得我写的最后一篇有关周作人的论文是《周作人日本民俗研究管窥》。[3]此后，我不得不考虑重新选择研究方向。但问题是，不研究周作人，我还能研究谁？经历这些事后，我逐渐明白，即使是研究一个中国现代作家，也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有的可以名正言顺，有的却要谨小慎微，有的更是如履薄冰。我也常常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差异，为什么一向较为客观的学术研究有如此大的反差。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开始发现，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历来是存在差异的，而这种评价的差异不仅会影响作家的评价和地位，还会直接导致作家研究的冷与热，由此影响了研究者的选择以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与态度。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作家的研究差别不是很大，大概是事过境迁或已盖棺定论，不大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越是到现代时期，这种差异就越明显。这可能与现代文学的积淀时间过于短暂，对作家的评价还不能完全确定有关。也许时间是最好的法官，拉不开距离，又怎能做到客观公正呢？
平时的教学更使我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也越来越相信，这种对作家的评价体系是存在的。我在教授“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时，常常面临教学内容的选择。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应用性办学的定位要求，文学课的教学时数一再被压缩，教师不得不对教学内容做出选择与安排。那么问题就来了，在教授现代文学时，哪些作家应该保留？哪些作家要详讲？哪些作家可以略讲？教师必须做出取舍，那么取舍的标准又是什么？
首先参照的当然是主流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作为教材，其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权威性就体现在对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其中包括对作家的介绍与评价。打开任何一部现代文学史，其中包含的评价性因素是相当明显的，也许这就是许多学者所谈的文学史的霸权。文学史的评价在形式上主要体现为章节的安排和篇幅的长短。对于任何一部文学史，章节安排、篇幅长短、字数多少、次序先后都是大有深意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作为专章来介绍就是一种高度的认可，而在现代文学史上能享受这种待遇的作家也是凤毛麟角。他们往往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佼佼者，像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常在文学史中占据显要位置，享受专章待遇和很高的评价。作为现代文学的宗师，鲁迅在有些文学史中常常占据两章的篇幅，地位之显赫、评价之高可见一斑。篇幅长短、字数多少也包含着对作家的无声评价。一般来说，评价较高的作家在文学史中占据更长的篇幅，因而介绍的字数也相应较多。而专章介绍的篇幅往往长于专节介绍。有的作家就不那么幸运了，有时连专节的待遇都没有，只能一笔带过。在文学史中，先后次序的安排也是一种重要评价。一般来说，同一时期的作家，排在前面的作家其评价一般高于排在后面的作家，同一社团和流派的作家也是如此。在主流的现代文学史中，许多作家的先后次序是比较固定的。例如，文学研究会的冰心和朱自清、新月派的闻一多和徐志摩、东北作家群的萧军和萧红、解放区的赵树理和孙犁等，这些作家常常并称，在文学史中一般一并被介绍，但先后次序很少变化，这实际上代表了主流文学史对他们评价的差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很多作家注定没有这般幸运。甚至一些颇有成就的作家也因种种因素被忽略。就拿我曾经研究的周作人来说，作为现代小品文大师，其创作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所受到的待遇却非常尴尬。在主流文学史中，周作人最多作为专节作家来介绍，有时甚至连专节的资格都没有。这与其兄鲁迅的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这种差别显然源于一种作家评价机制的影响，尤其是一种以政治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的影响。当然，作为一名教师，我也有一定的自主权。除了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规定，我可以对教学内容做适当的补充和修正。为了充分展现现代文学发展的原生态，在兼顾主流文学史教学的要求外，我还增补了一些被主流所忽视的作家，如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现代通俗作家，以张爱玲、苏青、徐訏为代表的“海派”作家。并且在授课时，对一些教学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例如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中，增加了朱自清的分量；在新月派诗人中，突出了徐志摩、朱湘、林徽因的创作；在东北作家群中，把萧红和端木蕻良作为重点介绍；在解放区作家中，强调孙犁的意义。这只是个人的一点努力，显然很难改变这些作家在主流文学史上的评价和地位。我只是想让学生们知道，一个作家的评价和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受制于多种因素。
促使我关注现代作家评价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2007年12月27日，我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以下除引文外均简称文学馆）之游好像是冥冥注定。不得不惊叹网络时代的便捷，一番百度搜索，我这个外地人居然轻松搞定去文学馆的路线。到达文学馆已是下午时分，深冬时节的文学馆格外冷清，除了服务人员，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可以理解，市场大潮冲击下的中国，这所文学馆又能以何种面目呈现呢？
文学馆的门口有一块巨石影壁，上有巴金先生的题词。众所周知，巴金最早提议建立文学馆，正是凭借他在文学界的威望和多方呼吁，这个提议才最终成为现实。文学馆挂牌于1985年，原址在西三环路万寿寺，1999年新建于朝阳区芍药居。和每一个步入文学馆的人一样，我抚摸着门把手上巴金先生的手模。我似乎感觉到巴老的余温，那是对文学的一腔挚爱。
文学馆的第一层有一个近500平方米的展厅，展厅的门口赫然标出：“二十世纪文学大师风采展”。一进展厅，就看见鲁迅先生的蜡像，他正坐在书房里，眼光依然深邃。书房里的灯还亮着，四周的书架上摆放着他所有作品。整个大厅呈半圆状，鲁迅的书房正好位于中心，其他大师都围绕这个中心呈环状分布。众星拱月的布局显然证明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宗师的地位不可动摇。大厅内一共展示了七位文学大师写作和生活环境的模拟实景。除鲁迅外，从入口的右手开始，依次是老舍、曹禺、冰心、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的展台面积较大，陈列的物件也很丰富，老舍作品中的人物剧照（改编成影视）均贴在墙壁上，老舍生前用过的物品如眼镜、手杖、衣服等均陈列在玻璃橱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舍习武用的十八般兵器架。老舍的隔壁是曹禺，但与老舍的展台相比显然相形见绌。展台面积小且无多少物品，几乎可以用简陋来形容。一台过时的彩电正在播放曹禺的代表作《雷雨》，墙上贴了不少曹禺剧作中的照片。曹禺的隔壁是冰心，冰心的展台布置得很有个性，摆放的物品很丰富，其中有她用过的书桌、书橱、座椅。特别是那个红色的真皮转椅，极富女性的精致与华美。一个巨大的玻璃箱子格外引人注目，里面装满了冰心与小读者的通信。还有冰心丈夫吴文藻的一幅字画挂在一个玻璃橱子里。冰心的隔壁是郭沫若，作为新诗奠基人的郭沫若，其展台却相对狭小。一幅郭老的照片立在门口向我微笑，给人以单薄之感。展台中并没有摆放什么物品，展台的墙壁上则抄写了郭老的一篇散文《银杏颂》。紧挨着郭老的是茅盾。茅盾的展台面积要大于郭老，主要放了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组沙发。书桌上放着《子夜》（原名《夕阳》）原稿影印件。最后一个是巴金的展台，展台摆放了巴金生前获得的许多奖章（巴老应该是现代作家中受到奖励最多的），他和萧珊的骨灰盒，还有一件巴老生前穿过的红色条格衬衫，依然鲜艳。
此外，文学馆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庭院，主要是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设计的。在绿地和草丛中，十三位现代作家的塑像姿态各异，他们分别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叶圣陶、朱自清、丁玲、艾青、沈从文、赵树理。文学泰斗巴金老人正在低头沉思；作家赵树理背手前行，《小二黑结婚》中的人物小芹骑着毛驴，像走在回家的路上；白色大理石制作的冰心雕塑，就像她的作品那样纯洁、美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这种安排似乎在情理之中，“鲁郭茅巴老曹”早已被现代文学界所熟识，其文学地位也被建国后的几部主流文学史[4]所公认。冰心出现在大师的行列多少有点出乎意外。作为现代最富盛名的女作家之一，冰心在小说、诗歌和散文方面均成就斐然。对于这位跨越近一个世纪的文学祖母，我们理应表示足够的尊敬，但这种尊敬恐怕不能代替一种客观的评价。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更多是体现了一种官方意志，其布局与设计体现了某种隐性的评价机制。如此看来，每位大师展台的位置、面积大小和物品多少就具有了不可忽视的意义。
文学馆从表面看只是一座纪念性建筑，但其设计与构造潜在地体现了某种权威的评价机制。它一方面是以巴金为代表的文化权威运作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政治权威的支持分不开。它是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合作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部立体的现代文学史。众所周知，在权威的文学史中，作家的章节安排、编写次序、篇幅长短都是大有深意的，它们都能体现某种权威的评价机制。如同权威的现代文学史，文学馆的设计也体现了这一特征。稍有不同的是，在建国后的主流文学史中，“鲁郭茅巴老曹”地位相对稳定，大多专章介绍（鲁迅甚至独占两章）。冰心的文学地位并不引人注目，一般都把她作为“文学研究会”代表作家，没有专章介绍。从主流的文学史来看，冰心与文学大师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在文学馆，这种距离已不复存在。在这部立体的文学史中，冰心显然是不能忽视的。她不仅能进入文学大师行列，而且还占据着十分耀眼的位置。
冰心的这种殊遇不仅仅来自以巴金为代表的文化权威的支持，同时也与政治权威的认可息息相关。建国后的选择只有一个：改造自我，适应新社会。同其他作家一样，冰心也是通过否定旧我来获得新生。为此，她对自己的文学实践进行了检讨：
我所写的头几篇小说，描写了也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方面，但是我只暴露了黑暗，并没有找到光明，原因是我没有去找光明的勇气！结果我就退缩逃避到狭仄的家庭圈子里，去描写歌颂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同时我的对象和我的兴趣，主要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我没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因此我写出来的东西，就越来越贫乏，越空洞，越勉强，终于写不下去！[5]
通过这种自我批判，冰心开始在新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由此得到政治权威的初步认可。此外，作为文化界名人，冰心的交际圈相当广泛，其中就不乏政治权威人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就与冰心一直保持亲密的交往。正是有周恩来夫妇的关心，冰心在新中国成立后虽遭受了不公正对待，但基本上都是有惊无险。[6]也是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冰心在建国后常常作为文化友好的使者出访欧亚非，赢得了较大反响和知名度。[7]而尼克松访华前，还是周恩来总理的建议，让冰心参与访问前的相关准备工作。[8]除了周恩来夫妇，冰心与宋庆龄（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政治权威的交往对冰心文学地位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文学史上，政治权威人物对作家的评价往往有着重要影响。从冰心在文学馆所享受的待遇来看，这种影响得到了证明。
文学馆的建立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它实现了巴金等老一代作家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宝库的梦想。但文学馆的功能不仅限于此，它同时也体现了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对现代文学特定阶段的历史化处理。由于各种非文学因素的介入，这种历史化处理往往过于草率。
有了这些前期的思考和积累，我开始动手做一些准备工作，为研究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提供支撑。2009年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另一种辩解——舒芜的周作人研究探微》[9]，这是我学术研究转向的一篇文章，近似于承上启下。我开始由原来的周作人研究转向现代作家评价。文章从舒芜的周作人研究入手，主要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动因。对于晚年的舒芜来说，周作人研究已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以这种特殊方式，舒芜实现了为自己辩解的目的。这篇文章表面上与周作人有关，但重点是在舒芜身上，并对舒芜的为人进行了一定的评价。论文发表后，曾得到有关学者的好评。北大教授孔庆东在其博客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较高的评价，同时也委婉地指出了我的不足。孔教授一方面对这篇文章的写作角度做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对舒芜上交书信的具体情况做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到了胡风曾以书信形式状告舒芜在先的重要证据。孔教授的批评的确指出了我研究中的不足，我往往在做科研时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甚至不顾事实而自圆其说。事实上，占有的材料越多越好，越真实越好。从这篇文章，我也得到一个启示：科研的角度固然重要，但如果你占有的材料不够丰富，视野不够开阔，也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突破。尤其在研究现代作家时，占有大量的真实材料尤为重要，这是我们客观全面评价一个作家的前提，否则只能是空中楼阁。从这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注重搜集现代作家的有关史料。可问题又出现了，哪些才是真正的史料？对于现代作家来说，能保存下来的完整史料并不多，它们大多散见于传记（含评传）、回忆录、日记、年谱、访谈等。而从这些零散的材料中建立对作家的总体评价又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内容有时并不一致，甚至存在较大争议。如果一个研究者仅靠一点不太全的材料去研究作家的评价问题，其得出的结果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越来越相信：尽可能地占有相关材料，才有可能真正走近一个作家。也就是说，一个研究者不仅不能拒绝材料，而且要尽可能占有材料，并加以综合分析，得出自己的判断，任何偏信或轻信都无益于研究。
经过几年的思考和准备，关于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研究设想初步形成。2011年，我以“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生成及演变”为题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当年9月顺利获批。为了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个项目的思路，我感觉有必要对论证过程进行一下梳理。
一、课题的创新性及理论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学制度。作家的评价机制与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有着紧密联系。以期刊、报纸、出版为代表的现代传媒、作家的名望和社会资源以及文学批评、文学论争、文学审查和文学奖励的参与，这一切共同促成了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生成与演变。本课题把管理学和社会学理论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要探讨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生成及演变。而从评价机制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创造与开拓。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之间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相互制约的一面。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是反制度的，它最大限度地追求精神自由与创造个性；而评价机制则是一种约束性和规范性的力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制度营造的广阔空间，同时又需超越制度的局限，在反抗制度规范的过程中体现自由创造的活力。因此，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常常保持一定的张力。作家的评价机制是文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作家的名望、地位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排名。它不仅影响同时代读者对作家的评价，还影响着后来的读者对作家的接受。
二、应用价值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生成及演变，主要考察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的各种因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跨度不长，再加上现代中国的特殊情境，各种复杂的因素常常左右着评价作家的标准。尤其是各种非文学性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我们对现代作家的评价。这就使我们对现代作家的评价不够客观公正。因此，我们致力于改变这一状况，为现代作家的评价标准“立法”，让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真正回归公正合理的轨道，摆脱惯性思维的束缚，厘清原有的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给现代作家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定位。同时，这对于现代文学教学以及文学史的编写将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研究不同于一般的作家研究，它跳出了传统研究的老套，另辟蹊径，有利于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提高对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研究兴趣，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三、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是一个理应得到关注的研究对象。但遗憾的是，从本人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来看，学界几乎无人涉及这一研究。不仅专著空缺，就连单篇论文也鲜有涉及。就查阅的资料来看，有几篇论文主要集中于对个案作家和某一个作家群体的评价研究。此外，对现代作家的评价还常常散落在大量的传记、文学史和回忆录中。这些成果为本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在总体上与本研究仍存在较大的距离。主要体现为：这些研究往往只是从某一个标准去研究和评价某一个作家和作家群，没有对作家的评价体系做宏观的把握。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涉及多种因素，且常常处于变化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泛泛的研究远远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看，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总的来说：多个案研究，缺少宏观把握；多现象分析，缺少理性概括。因此，从大的方面讲，本研究具有某种填补空白的意义；从小的方面讲，它至少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将这一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
四、主要研究内容
本课题主要探讨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生成及演变以及导致这种生成及演变的主要因素。本课题既面向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现代文学，对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的多种因素加以考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于各个时期主导因素的不同，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首先，由知识分子参加并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对后来的新文学作家评价机制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由此产生的文化权威在“五四”乃至“五四”后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主导因素。其次，由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情境，再加上政治对文学的不断介入，现代文学大约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原来的文化权威逐渐被政治权威所替代。一种新的以政治权威为主导的评价机制随之开始形成。这种政治权威主导的评价机制被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进一步加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松动。这种机制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它整整跨越了半个世纪。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大潮冲击中国，文人阶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一种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开始替代政治权威而成为主导。当然，这三种因素并非简单的线性演变，而往往体现为一种因素为主导、其他因素为辅的现象，情况复杂。我的研究采用从宏观到微观、一般到个别的逻辑论证结构。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论述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体制的多重因素；接着是分述部分，分别从文化权威、政治权威和市场权威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生成及演变；最后是个案分析，从具体作家的评价和文学地位的变迁来探讨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运行。
五、课题的重点与难点
本研究的重点是探讨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是如何生成和演变的，以及影响这种机制生成和演变的各种因素。自现代文学诞生以来，围绕对作家的评价，先后形成了三种评价机制，而影响这三种评价机制的主要因素分别是文化权威、政治权威和市场权威。
本研究的难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材料的繁杂性。
不同于一般的文本研究，本研究需要大量材料来支撑。我已经做好了相关研究资料的收集与准备。材料主要包括以下五类：（一）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包括自传）；（二）中国现代文学史（搜集自现代文学诞生以来的经典文学史，力求全面）；（三）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的回忆录和访谈；（四）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有关作家及创作的各种政策和文件；（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关的期刊报纸。这些材料收集与整理的工作相当艰巨，但又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这项课题的顺利开展。
这些材料不仅零散繁琐，而且有些材料因特殊原因（如保密、丢失等）不易找到。这都将不利于本课题的开展和研究。因此，有关材料的搜集与整理将成为最大的难点。
二是评价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此研究需要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做出客观而全面的评价。这显然具有较大的难度。研究者不仅要占有丰富准确的材料，还要通过这些材料做出准确而客观的分析。
六、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注重“两结合”：即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相结合。
其一，注意将宏观考察和微观分析相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宏观考察往往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但若没有具体的材料来支撑，就会成为无根游谈。微观分析注重个案和具体材料，如果缺乏系统的概括与理论高度，就会流于琐碎，无法上升到应有的高度。
其二，本研究是从管理学和社会学角度介入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本课题既是现代文学研究，又要采用管理学和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它不仅仅属于文学研究，也涉及非文学研究。因此在研究中将二者相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
以上是我写作这本书的一点思路和想法。在此后具体的研究阶段，本人基本上按照这个思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但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实际上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在研究过程中，我常常有一种力有不逮之感。我深知，学术研究的角度固然重要，但扎实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是学术研究质量的重要保证。一个好的选题应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从而使这个选题得到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如果我的研究能实现这个目的，那将是我最大的收获。
是为序。
2015年10月13日于合肥南园新村
